我国在2007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十二条中规定:”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的排序，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至于怎样排序才能保证”公平与公正”，该条例则一如往常的说法：”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订。”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明确了立法的原则，但是还缺少”法治的细节”。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有约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捐助而实施移植手术。同时，近年来，国内少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受利益驱使在互联网发布广告，引诱不少在自己的国家难以完成器官移植的”境外富有人士”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通过不法手段争抢国内人体器官，以便优先移植给”境外人士”牟取暴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签署的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和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以旅游名义到其他国家实施器官移植是被严格禁止的）。显然，中国器官移植排序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已经不容无限期地推诿。
2013年8月2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最终公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依照此规定，2013年9月1日起，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该系统以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据悉，世界卫生组织也对该系统表示了认可。
也许是某种巧合，我最近正在阅读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 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的最后几章。其中有一段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
2009年1月，乔布斯终于接受了医生和家人的劝说，同意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他首先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他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根本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除了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献者数量有限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定美国器官移植政策的机构 — 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所规定的程序，是优先考虑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不是像乔布斯这样的癌症病人，因为前者更有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在美国，即便像乔布斯这样如雷贯耳的名人和富人，想绕过合法程序在排队过程中”插队加塞儿”（jump the queue）是完全不可行的，乔布斯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过。美国的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 Model for End – Stage Liver Disease）评分结果被筛选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候的时间长短。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计，公开网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能查到相关数据，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自己的排位情况。
从进入排队那一天开始，乔布斯的妻子劳伦·鲍威尔成了这个网站的忠实客户，她每天晚上都去仔细查询排位和积分的进展。按照当时的积分，乔布斯大概需要等到6月份以后才能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一个肝脏，但医生们认为，乔布斯的肝脏在4月份前后就会出问题。劳伦获知，尽管有人持有异议，但同一病人同时在两个州进行排位是被准许的（至少当时没有法律对此加以禁止），但病人必须要承诺两个条件，一个是排位者必须能在8个小时内赶到选定的医院，这一点乔布斯有私人飞机可以做到；另一个是，选定的医院必须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最后，在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州排上了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份的第一周，乔布斯的状况开始恶化，到了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后第二名，终于到了第一名。有人预测，这一年三月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疯狂球赛季节里可能会因为喝酒而导致交通事故飙升，因而会带来较多的器官捐献可能。
事实果然不出所料，2009年3月21日，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乔布斯因”祸”得福。他和家人立即飞往孟菲斯进行移植手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手术是成功的 — 它让乔布斯又多活了两年多的光阴。其间，乔布斯带领团队推出了享誉全球的iPad，昭示了后PC时代的到来。（注1）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需求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公平公正的系统，这一系统旨在于超越任何个人的身份、摒除人为干预，将患者医疗状况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客观需求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实践证明，这是是确保器官捐献移植透明、公正和可溯源性的根本措施，也为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这些年里，总是有人孜孜不倦地告诫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近百年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科技和人文的进步，比其他国家提前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最新的问题，同时也最早为人类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如果有人实在不能容忍”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话，我们不妨在这里换一个说法：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尊重生命、追求公平、保证公正、捍卫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尊严，这些彰显全人类共同向往的价值观，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种族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各类进步，其实都与这些看似来自西方、实则属于全人类的价值观的接轨直接相关。
一定会有人对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公正”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疗费用，这种规则也是形同虚设。这种追问当然不乏很多支持案例，只是这类追问已经超越了本文重点讨论的范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实行全民医保福利的西方国家，即便你是个穷人，只要你排位在前，你的权利就无人可以覆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笔者曾亲聆一个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张先生的真实故事：张先生被医生确定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可以全免），当他的排位到达第一位时，他和家人依旧忐忑不安，医生肯定地告诉他，此刻即便是加拿大总理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总理阁下也只能排在你的后面。
也有人会说，乔布斯有私人飞机，我们普通人怎么办？这里也有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消息和大家分享：很多年前，不少美国拥有私人飞机的富人们发起了一个慈善俱乐部 — 把自己的私人飞机登记在册，这些私人飞机可以依据有效的程序供那些有需求的重症病人（如器官移植患者）免费使用。笔者在此突发奇想：在中国的那些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私人飞机的富人们，是否考虑到将来用自己的私人飞机（诸如”本山号”等）来组建一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慈善俱乐部呢？
150年前，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代表作《古代法》一书中道出了一句不朽的名言：”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今天，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到目前为止，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依照等级、身份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中国人而言，肇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动，至今仅仅三十多年。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大致还处于初始阶段，任重而道远。
很多年来，人们自以为对法治社会的概念已经了如指掌，剩下的事情无非是不停地抱怨法治社会的姗姗来迟。现实告诉我们，揭示魔鬼的谜底其实就隐藏在无数”法治的细节”之中。如今，在器官移植领域里，中国卫生管理部门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
注1：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媒体上，近年来不时出现诸如”苹果之父乔布斯就是因没等到可移植的器官而离世”或”苹果之父乔布斯就是因为移植器官手术失败而离世”等误传之说。显然，有些媒体的记者们习惯于道听途说，不愿意去花时间去阅读查实第一手的实际资料。笔者在写作这篇专栏稿期间，特意对比了Walter.Isaacson的《Steve.Jobs》的英文原版（2011年，Thorndike Press, USA）、中国大陆中信出版社《史蒂夫.乔布斯传》（2011年10月翻译出版）和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的《贾伯斯传》（2011年10月翻译出版）。笔者发现，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史蒂夫.乔布斯传》还是台湾的《贾伯斯传》，可能由于市场需求迫切，导致翻译工作仓促，其中都存在一些漏译和误译，但有关乔布斯器官移植手术这一段内容并没有明显的误译。
(本文为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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