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甲屯20号，吴家花园？不认识。”从毗邻的承泽园一路走来，连走街串巷的背水小伙，听到这地址也是一头雾水。
“你打听它干嘛？那里是彭德怀故居，现在不许参观。”终于，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知情，老花镜片后的双眼闪烁着疑惑与防备。
吴家花园位于北京北五环小巷深处，镶嵌镂花金边的灰色大门紧闭，四周绿荫青砖沉寂。
半个世纪前，一个夏日，一辆黑色轿车从门里驶出。车里坐着彭德怀、他的侄女彭梅魁及其子女。彭梅魁离世前曾撰文追忆这一天：1962年，眼见国民生活有了好转，伯伯的心情也好些，他提出去爬长城。
伫立在居庸关上，素来刚毅的彭德怀长叹一声：长城难，我现在也难。
这一年6月16日，他亲上中南海，递交长达8.2万字的申诉，史称 《八万言书》。
矛头指向毛主席？
“彭德怀的76个春秋，6字即可概括：童工、元帅、囚徒。”彭德怀传记组的何定教授对我说。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的追悼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有人提出，悼词要”融进缺点”，让执笔者很为难。”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还没说清楚，”何定说。
追悼会后，杨尚昆、黄克诚找到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刚刚恢复北师大党委副书记职）和王焰（彭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国防办主任），要他们迅速组织人马，搜集彭生前史料，写出一部大事记。
“文革”中，何定一家遭遇坎坷，平反后回到北师大做学术。在校内，她加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王焰任组长，她是副组长，撰写彭德怀从庐山会议前期直至生命尾声这段历史。
最棘手的问题是，彭德怀生前手稿几近销毁，但凡找到的资料，又无不充斥对他”罪行”的批判。
传记组以彭德怀的家乡–湖南湘潭石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为首站，寻访他生活与战斗过的每一片土地，”花了3年时间，在每一级当地档案馆，一页页翻看原始资料”，还采访了与彭相处的百余名战友和乡亲。
1982年，《彭德怀自述》 终于成书，”中央凡是看过初稿的人，无不被其打动。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不宜发表。”何定说。
11年后，《彭德怀传》 出版。传记定稿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主持评审会，邀请毛泽东传记组、其他九大元帅传记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等机构做评审。
中途有人发问：”你们这样写，岂不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何定反驳，”不是我们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而是庐山会议，毛主席将矛头指向彭德怀，我们照实写了。”
开始，他和许多人一样
庐山会议的这桩公案，与当年执行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密切相联。
1950年代初，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实现。中共领导面临下一个五年计划挑战：参照苏联经验的同时，如何摸索适应中国国情的治国体系；如何摆脱一穷二白，早日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中共党史研究者韩钢分析：1953年，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一体两翼”的战略，所谓”一体”是工业化，”两翼”是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改造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计划15年完成。到了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批判”右倾保守主义”–认为农村合作化还有”小脚女人”意识，应大步加速，促成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原来设想15年完成的农业改造很快将实现，私营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改造在农业改造高潮促进下亦如江河泻地。这本有人为快速推进因素的过程，反过来刺激毛泽东，他以为工业化也可尽快实现。”韩钢说。
到年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反右倾保守主义”，要求以此为中共八大的主题–”实际上开始了大跃进”。
1956年 《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正式公布”多快好省”口号。眼看全国经济冒进势头渐起，愈演愈烈，总理周恩来和主持财政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出”反冒进”。
“1956年6月《人民日报》 根据周、陈的意图，发表社论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同年召开的八大上，二人再次重申这一主张。毛泽东原定的主题，实际上被淡化甚至被改变了。”
反冒进持续到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渐向良性轨道回归。可是，”阻断了大跃进，令毛泽东不满。到1957年秋冬反右高潮过去，他开始批评周恩来与陈云”。这一年12月，《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确立”多快好省”是进行社会建设的方针。
次年南宁会议，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等人，指责”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性、方针性错误”。”大跃进”死灰复燃。
彭德怀一直在关注”大跃进”。最初，他认为”跃进”意指”质变”，单以国内工农业产值增幅论，只算”量变”。1958年春节，为 《解放军报》 撰稿时，他特地将秘书写稿中的”大跃进”改为”大发展”。
此后，”为与中央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他绝口不提”大发展”，但一丝疑问压在了心底。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已形成，”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总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
“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了心来。……要有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这番话使彭德怀热血沸腾。王焰说，”这次会议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转折。”
谈心会上，他真诚表态，”回想十余年间，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
是年7月1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在 《红旗》杂志上发表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将”人民公社”概念公之于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一句”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化运动”遂在全国大张旗鼓。
8月，北戴河会议。中央发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小社合并大社，转为公社”一气呵成”。提倡全党全民要为该年度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二五指标比3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所定指标已经翻番。”7年超英，15年超美”分别变为3年和10年。
对此，彭德怀并无异议。北戴河会议后，他去东北考察，讲话时还很兴奋，”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
“马克思讲过’1天等于20年’，现在证明了。”
一年后，他在庐山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
来年日子怎么过？
面对现实的严酷，热情很难持久。
1958年10月中旬，彭德怀赴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委副书记向他汇报，大办人民公社，”富农思想有抵触，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把毛驴杀掉”，”公社化后，有人劳动积极，也有人产生依赖心理，少数懒汉还很高兴。”
他还走访了县城外的生产大队，目睹棉花、蔬菜随意乱扔，而社员和娃娃们吃的稀面汤里，尽是土豆块。
“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彭德怀向陪同人员嘀咕。
“回来十多天，彭总的大脑就在画问号：真有那么好？”王承光说。1957年，他从总参作战部调到国防办，任军事参谋。
12月，党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王承光呈上来自某地一师级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成绩报告。望着上面硕果累累，彭德怀断言，这不真实。
“文件是经过军区层层审查送上来的。”王承光说。
“审查？审查就没问题了？你太天真了吧。”彭德怀打断他。
武昌会议，彭德怀分在西北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棉数字时，有人说，粮食有万亿斤，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他直言，粮食没那么多。
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好心劝道：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德怀回答：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当毛泽东公布”7500亿斤”时，彭德怀没说话，”但心中对此还是有怀疑的”。随后，他带着王承光等人去湘潭乌石、韶山两公社，还有他30岁时起义之地平江调查。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他对彭坦言，此前湖南省委召开党委会，大家都不同意将今年粮产估高，次年粮产指标定高。湖南省因此挨过批。奇怪的是，有些自称粮食高产的省份，反而跑来借粮。
“至于大炼钢铁，全省建起五万多个小土高炉，可生起火的不到一半，能出铁的更少。公社食堂不容乐观，人力物力浪费极大。”
调查情况让彭德怀眉头紧锁。
“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把才组织起来到人民公社，误当作共产主义已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
“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者完成上一级下派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强令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
“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两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即将1957年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生产数字，而将1958年较低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
在平江，一个在”土改”中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暗中塞给他一张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言多必失
武昌会议前，由于严重脱离经济运行规律，缺粮抢粮各地均有发生。中共中央已意识到要反”共产风”，实行纠左，钢铁与粮食指标开始下降，但大前提是确保三面红旗不倒。
“由于继续批评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怀疑观点，各地主要指标仍然是偏高的。1959年上半年，市场空前紧张，各种弊端也就越来越多越深。”李锐（时任水利电力副部长）在1988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写道。
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旨仍是纠左，”克服当前混乱局面，为大跃进扫清一切障碍”。
彭德怀6月中旬才从东欧访问归来，黄克诚（时任军委总参谋长）向他汇报了国内形势。
“山东菏泽地区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稍微缓和些。4月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缺粮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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