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上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婚前同居比例在最近三十年里猛增17倍。但是，记者从媒体对该调查的报道以及网友的反应中发现，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同居相对为更多人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家庭、婚恋、性和女性性别角色方面的观念大有改观。女权主义者、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思磐评价说，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性与性别观念方面更加趋于保守，女性地位反而不如从前。而网络这个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性别不平等的重灾区。为了和吸引受众，网络媒体常常无视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
数据增长并非观念转变
这份名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婚夫妇婚前有过同居经历的比例仅为1.8%，而2000年之后结婚的夫妇中，这一比例已跃升至32.6%。显然，数据显示，与30年前相比，年轻人更加容易接受婚前同居。
诸多国内门户网站都对这项调查进行了报道。但是，荷兰在线记者在网友回复中发现，不少网友认为现在中国年轻人观念过于开放，留言规劝女性应为自身利益考虑，不要轻易同居；有些网友则把矛头直指女性，指责女性婚前发生性行为"不检点"；还有些男性网友甚至感叹很难找到没有性经历的女性交往。而在人民微博，这一报道则被放在"中国式婚姻之怪现状"这一微话题之下。而这个所谓的"怪现状"，在许多国家却并非怪事。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今年四月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有48%的女性在15-44岁之间有过与男性未婚同居的经历。而在荷兰，30-34岁年龄段的情侣选择未婚同居的比例在四成左右，而在更为年轻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更高。
此外，记者在收集关于同居的信息时也发现，许多国内网站在报道同居话题时，女性常以受害者姿态出现。而流传在网上的关于同居的情感口述也往往重复这一论调，通过道德及悲惨经历来规范女性在同居或性行为方面的选择。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充满男权色彩的指责，这些对女性同居以及婚前性行为的表述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把女性的身体看成是一件在同居过程中会"被使用"、"会贬值"的物品。而男性则不会有什么损失，甚至会"占便宜"。
对于网络上这些物化女性的表述，李思磐告诉本网记者，网络媒体不尊重女性的现象并不新鲜。 相比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有更高的自由度，产业化程度更高，吸引受众的压力也更大。而作为新兴媒体，网络媒体相对缺乏规范。网络媒体更加乐于为读者提供性方面的信息。而在满足读者"性消费"的过程中，女性不仅得不到尊重，传统的性道德和女性性别角色也在此类信息中被强化。
性别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除同居之外，网络媒体在有关就业、婚恋和家庭方面的议题，也存在不尊重女性、性别歧视等现象。李思磬表示，中国社会在性与性别方面依然强调传统伦理。即使在年轻人中间，不少非精英大学的女学生本身也比较保守，没有反对男性权威和男性中心的意识。性别平等缺乏法律保障，没有有效的传媒检测也是性别歧视言论继续在网络中得以存在的原因。虽然有一些女性团体曾向某些网站的性别歧视做法提出过抗议，但是中国的女性团体影响力不足，没有有效手段向网络媒体施加压力或让其对性别歧视表述付出代价。
但是，李思磬强调说，性别歧视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近20年来，性别贫富差异增加，收入虽然普遍有所提高，但女性的总体收入的增幅却不及男性。"此外，女性在就业升职方面受到的歧视也让女性的经济地位不如男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地产经济让本就面临收入不平等的女性更加难以支付高额的房价。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女性如"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经济不够独立导致女性性别地位降低，女性依赖于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也因此得到强化。在这些方面，李思磬认为，变革是很难一天两天就取得的。"90年代后期，经济形态导致社会生活保守化，社会分级变得更加严格。女性往往只有通过婚姻和家内合作实现社会流动"。
婚姻关系并非是女性的保护伞。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长期关注剩女问题的学者洪理达在近日发表于CNN的一篇专栏里谈到了中国女性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不平等。文章写到，新婚姻法在房产所有权方面对女性的歧视让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劣势，在婚姻中的权益受到侵害。该文还引述了一名受访者观点。这位受访者说，"婚姻是保护男人利益的制度"，而"不嫁是剩女最理性的选择"。
保守性观念对女性的约束、经济地位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让女性在包括同居在内的婚恋、家庭关系方面很难做出自由选择。网络媒体在同居问题上过分强调传统性道德、性别歧视明显也从舆论方面约束了女性的选择。
面对不平等，诸如"不嫁"这样的个人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和媒体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呢？对此，李思磬的看法比较悲观。她说，在经济体制上的性别不平等以及法律规范的欠缺的情况下，女性仅仅凭借一己之力是很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状的。女性可以通过妥协改变自身观念，甚至放弃女性平等诉求等"策略"让自己过得好一些，但是这些自身生活的改善对改变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作用不大。"中国的性别问题不仅是观念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和阶级问题。"李思磬最后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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