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是如何起飞的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把中国经济起飞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依据这种观点，中国经济起飞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即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对外贸易开放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以外资为主体、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为中国的数百万农民工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收入，由此广泛地减少了贫困。有关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种观点则强调内部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农村和内陆地区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包括农业价格体系的改革、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以及由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的农村工业的发展。
中国早期的外部改革在政治上意义上是非常深远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当时存在很大的意识形态争议。所以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改革派领导人对保守派的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国外直接投资的进入也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国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必须通过政策和法律框架明晰的改变而引发的经济现象。文革结束仅仅三年，中国政府就于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承诺保护外国财产的安全。这一举措在政治上是极具开创性的。
但从经济意义上来讲，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不如中国农村工业。在外商投资的鼎盛时期，国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雇佣了1800万员工（2010年的数据）。相比之下，即使在处于低谷的197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数量也已达到了2800万员工。在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1.54亿，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30年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但在这个减贫过程中，国外直接投资可以说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在1985年，外资企业就业仅为6万人，1990年也只有66万。但同时期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分别为6980万和9270万（国家统计局，2011）。
可以说，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起飞和之后20年的大规模的减贫完全得益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内部改革。外部改革的贡献极其有限。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年代那些所谓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必备特征–比如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商主义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汇率高估。除了1982年、1983年和1990年，中国的贸易在1980年到1990年间均为逆差。（相反的是，自1989年以来，除了1993年，中国每年都出现贸易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型，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50%以上。相比之下，近几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35%。
要了解中国的经济如何起飞，需要对它的农村发展有准确和详细的认知，尤其是以乡镇企业崛起而带动的农村工业。许多中国的学者认为，乡镇企业拥有与众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即它们是由当地政府而不是民营企业家所有和经营的。一般经济学文献认为，政府所有的企业是低效率的，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乡镇企业是地方政府国有的认知，加上对中国政府严格管制金融的普遍看法，使许多学者断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对传统经济学强调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反证。
在本文中，我要阐明下述观点：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挑战的观点是没有数据和事实支持的。我这个观点是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政府和银行文献和数据的分析。我的研究表明，在改革的最初阶段，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就已经是私有，另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施行了有很多颇具意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是农村的私人企业的发展和金融改革造就了中国诸多闻名世界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贫困的减少，由个人消费（而非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所带动的GDP的快速增长，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的改善。
但是中国学者关于当前中国金融部门完全由国家控制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共识显然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源于金融自由化的观点是有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事实或者推理的矛盾？我在前文提到的文献中找到了答案：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这段时间放弃并全部逆转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金融去国家化的改革。这一政策逆转损伤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福利，但西方甚至中国学界对这段历史似乎一无所知。
我的讨论以中国农村为重点。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先是在农村起飞的。另外，中国农村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步伐和速度。这首先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因此农村的发展基本等同于中国整体的发展。另外中国的自发的市场经济类似于熊彼特式的资本主义起源于农村而不是城市，所以农村的改革进程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国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上限。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的逆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型并影响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性质。农村的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外部性。20世纪80年代，农民相对于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松动的供给弹性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民企业家已经和城市的国有企业展开了直接竞争，同时强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同理，农村改革的逆转也是有外部性的。农村改革的逆转不仅抑制了农村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减缓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的速度。虽然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的改革步伐相对较快，例如在对外开放方面，对亏损的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根本没有动摇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农村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何使得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迅速崛起。第二部分讨论了乡镇企业这一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文件的仔细分析显示，与学界普遍观点相反，乡镇企业可能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私有经济发展的案例。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逆转。第四部分则提供了一些关于政策逆转可能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构成的推理性评论。
一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1978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农村的人均收入在1978年到1984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实际农村人均消费在1978年到1983年间增长了51%。此外，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农村贫困程度急剧下降（Riskin，1987）。
相当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仅仅是对当时农村现状的一个微观调整（Lau，Qian，Roland，2000）。他们的依据是：首先，中国没有废除所有的计划价格，仅仅是转向了价格双轨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农民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履行完他们的义务以后，他们可以基于市场价格出售农作物。其次，土地没有私有化，而是长期租赁给农民。再次，国有企业也没有被私有化，只是政府扩大了企业家创业的空间。基于对中国农村改革微观调整这种理解，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观点，他们认为，与进行制度改革相比，放松现有政策约束是一种最优的选择。他们设立的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支持就是邓小平时期的农业改革。他们认为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是小步骤的，是极为谨慎的（Hausmann，Pritcett，Rodrik，2004）。换句话说，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是改良而非革命。
但邓小平自己似乎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他在1984年时曾经说过（农村经济研究组1998年引述）：”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基准。西方经济学家常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来作为评价中国的基准，”华盛顿共识”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法治，以及民主化。依据这一标准，中国农村的改革确实是温和和谨慎的。但邓小平的基准则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用霍布斯（Hobbes）的话来形容文革期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那就是”悲惨的，残酷的，和短暂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衡量基准，从动态角度来讲，农作物价格的部分市场化，土地租赁，和数百万的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农村改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当时中国宏观政治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改革。中国领导人采取多项措施并通过各种公开的渠道来建立政策的公信力和人民对政治稳定的信心。1979年，中国政府向以前被划为资本家和地主的人群归还了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包括他们的银行存款，股票，黄金和私人住宅。此外，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参与市场活动而被囚禁的犯人也被释放。（一项调查显示，早期约10%的个体户有被囚禁的经历。）1980年，中国的两位副总理亲自向一位女企业家带去了新年的问候，她收到了在北京创办企业的第一张许可证。198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民营企业家作为”个体劳动者”，由此获得了加入共产党的资格。（学者普遍认为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获得党员资格是在2001年。实际情况是中国领导人在2001年对在1989年出台的禁止民营企业家入党的规定作了一个调整。）1984年，温州释放了8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们在1982年因贪污被捕），随后还归还了他们的财产，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公开道歉。温州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小乡村。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引入了村民选举。
因为经济学家通常将限制政府权力看成是公信力的来源，所以他们会低估中国政治从文革那种反复无常的状况过渡到邓小平时代政局稳定的边际效应。就政策层面来讲，从文化大革命期间消灭所有私营经济到邓小平时代的支持立场，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性的转变。认识到这些当时中国政治和政策的演变也帮助我们解决一个悖论：为什么即使在国家仍具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没有法制，没有产权安全，企业家仍愿意投资。原因是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不再面临被囚禁和被枪毙的风险，他们的人身获得了保障，虽然他们的财产还不具备充分的安全。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保障经营者人身安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是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投资安全的主要来源。同理分析，随着文化大革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退，经营者的人身安全不再会发生激励作用，而私人财产安全和法治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会变得更加重要。
政策和政治的稳定对于双轨制价格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双轨制价格的一个优势是它简单的运行机制，但是他们忽略了双轨制价格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农民必须对政府计划颁布的生产指标有稳定的预期。但获得这种稳定预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一个不受制约的体制中所谓”棘轮效应”非常普遍，即计划者根据前期的业绩加大计划指标。双轨制在中国的成功说明中国避免了”棘轮效应。”其实双轨制既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更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苏联曾进行过多次尝试，但都没有成功。中苏两国经验表明，双轨制能否成功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能否避免”棘轮效应。”双轨制作为简单或者复杂的技术机制是一个次要或者根本不重要的因素。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承诺不提高计划指标，而且他们的承诺是有公信力的。这是中苏在施行双轨制改革方面最大的区别。双轨制在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的成功。
中国和苏联在另一个方面的区别是经济结构。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而且中国当时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而苏联已经是高度工业化了。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农村比城市更容易产生私营和市场经济。中国现在很多大型的制造业的私营企业不是在北京或上海，而是起源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大省，比如浙江、湖南、安徽和四川。
这个现象是有体制原因的。计划经济在农村实施要比在城市实施困难。农村经济受许多随机因素影响，比如天气和土壤条件等。从政治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对城市的巨大的政治冲击。在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地区被扫清了所有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在中国农村，当时还有一定的自由市场活动。在农村残余的自由市场活动为邓小平时代农村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农业改革一个非常成功案例是土地承包制，但土地承包制的运行要求承包方对经济剩余价值有一定的知识。当时在中国农村还有一定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因为农村还有一定的自留地），但在城市已经消失殆尽了。农村的自由市场活动的残余从功能上讲相当于一个政策乘数，即它扩大了经济改革的影响。这个道理也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改革在类似于中国和越南这种农业经济国家会引发巨大的供给效应而在工业化的苏联却没有任何效果。（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改革在中国城市也没有成功。）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初始条件和经济改革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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