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
我们常常只关注影像而忽略了声音。在"凝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动作"听"。过于重视"看见"的世界，导致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听"在内的其他感觉受到了压抑。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盲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未必比健全人单调，可能还更丰富和更纯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变态地对声音敏感，或许是我在感知世界、认识自己方面更进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报之一。
06年冬天，我走在学院南路的风中，忽然觉得风并不是均匀的，即使它同时从我身体两侧穿过。我模糊地感觉到右耳边的风声声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着一堵墙。经过几分钟的困惑之后，我让所有的神经去感受究竟发生了什么，终于明白，不是风的问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终于辨别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团凝固的空气，让我听任何声音都像隔着无形的什么东西。
我跑到校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穿刺两个字还是让本能地我心头一紧，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到：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变成聋子的途中。医生说她刚来上班，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小手术，于是给我开了转院单。我带着那张单子和没有被强行留在校医院摧残的庆幸，清晨四点多到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队、挂号，再排队，然后等着一个老医生把一根长长的针管伸进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团隔着世界的空气。
手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剧痛，从医院大楼走出来，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体外部敞开了，它贪婪地吸收着所有的声音：汽车声，说话声，走路声，叫卖声……以及它们的混杂物。对我来说，声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活了过来，被重新定义，这是耳朵的一次苏醒，在苏醒的耳朵里面，声音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我走到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吃店，选了靠窗的位置，缓慢地吃一碗馄饨，不但是用嘴巴，还是用耳朵，我听到了到此前从未注意的咀嚼的声音，牙齿和食物的耳鬓厮磨，吞咽时喉咙的轻微声响。那时一场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听到了轮胎摩擦略有些结冰的地面，司机的座椅吱吱喳喳地响着，售票员吸着鼻子，一对年轻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话；我听见车窗玻璃因颠簸而发出细微的振动，有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买菜回去的大妈眯着眼睛的呼吸；我听见了一段万物交织的乐曲。
如果当时有人注意到，一定会发现车上有个身子向右倾斜的奇怪乘客。
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们，在这之前，不过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着世界上的声音，我们无所觉地听见，但并未真的听见，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次地看，但很多时候从未看见一样。这令人想起《阿凡达》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又或者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类似的情节：诗歌课的老师拿着一枚苹果问学生，你们见过多少次苹果？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错了，你们从未见过苹果。它们的指向同一个重点，在看见和听见的意义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器官，它们终于和那个有着灵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实现沟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经指明了这条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不是上帝创造了光，而是上帝意识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我们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们意识到了看和听的东西，它们才能是光和花。
这之后，我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不是说我仅仅比以前更注重声音的细致和精确，而是对它背后藏着的什么更为关注，比如语气高低所透露的情绪、是否似曾相识、可否轻易模仿等等。更具体一些说，深夜从窗前过一辆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我渐渐不为它而焦躁不安，细细聆听发动机、车胎摩擦路面一连串的声音，在简短的交谈声中推测司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揣摩他们对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声音在混乱中达成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声音本身成为故事的内容，并因此构造了最真实自然的生活场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来辨识别人和自己，这当然充满了危险性，但危险性亦是趣味性。电话使我这种辨识的安全得以实现，我总是喜欢全神贯注地听对方的每一个字，努力获取他声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广之来测知他身处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这些由声音引发的判断和推测，有时导向真实，有时导向虚构。它的危险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烦躁、愤怒、不屑、冷笑和无所谓等种种冷漠心境，语言上虽一如往常，可情绪依然跑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年，手机听筒出了点问题，在接听电话时，熟悉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出问题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听筒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掉了。父亲声音的变化让我丧失了现实感，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亲，而我却不得不和他假装无事发生一样谈话；或者是，我的父亲在冒充别人，而我决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现个偌大的黑洞，张着大嘴吞噬与我相关的一切。我迅速挂掉电话，气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电话又拨回家里，正当我以为万物归宗，一切都将还原，父亲将重新变成那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公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默了一秒钟我辨认出是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刚才是父亲，但那个电话的后遗症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打电话时父亲去哪里了？刚才是不是他的声音？
再次挂掉电话，我久久坐在长椅上，心想自己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最游离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昭示当时父子关系本质的一次，竟然是通过声音的意外改变来抵达的。生活的变化，让我和父亲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不能再向以前一样交流，但是我们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必须从现在迅速回撤，尽最大能力回到他们适应的那种交流方式中，以保证关系的稳固。这和父子间的感情是两回事。推衍到极端便是，当你在最广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个人的时候，便很难在与他有深入的交谈了，因为他的所有疑问在你那里都不成为疑问，而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答非所问。这也许会解释类似的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爱情永远是发生在双方不甚了解的阶段的，因为那时候的交流是最有效、涵义最丰富、可能性最多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只有充满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声音可以被各种方式描述，即使他被用现代技术录下来，也仍然会捉摸不定。声音不是单纯的声波震动，它凝固着发声那一刻的所有信息，录下一段声音，哪怕你用最先进的方式保存它，过几十年之后再去听，你仍然能听到时间流过的痕迹。更何况，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保证它传播或录下了你以为的自己。读硕士时，导师在一次课上说，他讲课不喜欢用话筒，甚至有一些恐惧，因为话筒放大、夸张了他的声音，而这声音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前几天，老婆学校里做公开课，并且录了光盘，之后老婆一边看光盘一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她觉得自己的录像中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别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她当然知道（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听总是作为内部的自己在听的，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第二个媒介的转播，再被自己听到。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内部倾听自己的声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认知，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你以前所认定的自己的声音并非如此时，自我必然会产裂隙。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时的情景。那时候大概十几岁了，四叔从很远的地方批发回两框水果，他分给子侄们每人一个苹果。我们看着它，那么诱惑，可又那么珍贵，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咬下去，该不该把这样一个完美的食物破坏。可是它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实现，我们便咬了。那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始终留着，此后我吃过许多的苹果，可是再也听不见如第一次一样的声音了。现在，我能知道声音穿过了它的物理性质，第一次咔嚓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通过它真正地和苹果发生了联系，我吃到了苹果，苹果对我而言第一次成为存在，我的某个缺口得到完满。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说出的，在才能通过耳朵，而在心里成为现实。人们因此在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说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妈妈……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为万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拥有或试图拥有世俗的一切时，我们假装这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从心里生出作为人的感情。我们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身外之物，吃喝玩乐，浅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当然要靠它们支撑，可在灵魂深处总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领地，给那个你未曾听见、也未曾看见的自己。自己，我们说得最多的言辞，我们遍寻而不得的那个人，我把这看做唯一可抵达灵魂安宁的路，作为平凡人，总有要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以免在将来老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无处立足。
文章作者：刘汀：青年作家，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39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
（文章转载自一五一十部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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