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1949-1965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始于1927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国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之相随，”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1921-1927年这一阶段虽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的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唯阶级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上对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子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1927年4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19．1％，其它工人占50．8％，农民占18．7％[[2]]。在1924-1927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动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农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施行肉体消灭。蒋介石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3]]。
”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4]]。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5]]。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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