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一案的审理，由济南中院通过微博进行直播，可谓是新媒体参与中国政治进程的最新诠释。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上，新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美国明德学院的Orion E.Lewis利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在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文／邵立
Lewis认为，新媒体相对独立的媒体地位，为公民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让信息在"水平"方向流动，为人们进行民主商议打下了基础。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对国内几份都市报以及腾讯网进行了对比的内容分析。结果发现，腾讯网刊登非常核心而"敏感"的政治新闻的频率，仅次于《南方都市报》以及有地理优势的《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而高于其他都市报。
此外，文章也对都市报和网站上的新闻评论进行了讨论。Lewis设定了"挡箭牌"评论（"shielded editorial"）的概念——这类文章使用官方宣传语言和自己对政策观点相结合进行修辞，以躲避风险。他认为，"挡箭牌"含量越高，越说明该媒体所受的限制越多。结果发现，腾讯网上刊载的新闻评论，"挡箭牌"的数量少于所有都市报。换言之，腾讯网上的评论而更倾向直接讨论相关政策议题，更直接提出观点。作者据此认为，新媒体提高了信息到达公众的可能性。在传统媒体受到限制之时，信息依然可以在新媒体上广泛传播。
在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框架还要求公众能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对公共议题进行理性的、互动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必须保持对议题的高度批判态度。作者认为，新媒体的发展，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更具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他认为，随着表达的多样化，批判意识的确已经在网民中流行起来。来自不同背景的舆论领袖也致力于在网上推动自己的政治观点，将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国内多元的政治立场渗透到互联网的讨论之中。作者甚至认为薄熙来事件最终在网上的曝光，应得益于这种讨论。
最后，作者认为互联网促进了政治信息的"垂直"流动。例如网民对贪腐官员的监督和"人肉搜索"，或者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线下的抗议活动，让政治表达从纷繁复杂的舆论场流向政府的决策核心，迫使政府进行回应，履行自己的责任，改善对国家的治理。
但作者并不想表达完全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新媒体技术在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更多的信息自由，并不能免除人们受到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对议题敏感度的影响，产生对信息扭曲的理解。更充分的议题讨论，却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浪掩盖了理性的声音。碎片化的受众架构，也使很多网民固守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只接受片面的观点和讨论。而政府也不必然会改善自己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而是对公众网络动员进行更多的审查和干涉，或者以更多样的方式进行威权政治宣传。即便如此，文章坚信：更温和理性的网络讨论，会在混乱而多样化的网络话语体系之中继续存在，并逐渐发展壮大。
（本文受权转自政见网，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作者
"政见"是一个独立网站，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致力于发掘海内外学者和智库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