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孤陋寡闻，见过官员读”在职博士”的，但真没见过能从”在职硕士”起，一路绿灯读到最高段位”在职博士后”的。这位利用十年”在职时间”径直摸到中国高等教育天花板的人，就是刚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的江苏省南京市市长季建业。
据官方公开的信息显示，季建业1957年1月出生，1975年3月参加工作。季建业并没有本科大学学历（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曾在苏州大学政治系干部专修科学习，其间还担任着江苏省苏州地（市）委宣传部宣教科副科长）。但是，1999年9月至2002年6月，他在担任江苏省扬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法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至2006年6月，他在担任扬州市市委书记期间，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又据学术批评网披露，2009至2010年，他在担任南京市市长期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博士后”。大致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季建业马不停蹄地攀升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点。几乎他的官位每提高一级，他的学历也随之提高一级。
事实上，博士已经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学位，而”博士后”并不是一种学历，而只是表明一种工作经历。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博士后研究人员一般不超过40岁，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还需要提供脱产证明；对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再授予其它任何名义的学位称号，同时”博士后”也不是专业技术或行政职务。然而，吊诡的是，在如今中国社会，很多人还都把”博士后”看成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位。或许，这就是季建业”在职博士”毕业了还想去读”博士后”的主要原因，更何况他年龄早已超过40岁，也不可能提供所谓”脱产证明”。
每当看到”硕士”、”博士”这些字眼，我脑海里就自然而然联想到那些没日没夜坐在教室里或者黎明前就在图书馆门前排队抢座位的莘莘学子。让人们把这些字眼和那些白天日理万机后晚上也没功夫回家陪老婆孩子吃饭的”市长、书记们”联系起来，实在是有点儿勉为其难。回忆起自己在海内外求学的亲身经历，当学生读书的日子尽管简素而纯朴，但实在是十分紧张和辛苦。来自学习上的压力令人无处逃遁 — 阅读大量专业书刊、应付各科基础考试、外语听说读写方面的强化训练和过关考试(还包括第二外语)、翻译并精读经典原著、外出调研、构思和写作学位论文。我和同学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大家几乎总是把星期天当成”星期七”在用。季建业的工作记录表明，近十年正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身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市长、书记，每天大会小会、讲话汇报、征地拆迁、挖坑砍树、开工剪彩、出国考察、接来送往，能有多少时间来读书、应付课程、考试和写学位论文呢? 莫非他是个有三头六臂的”天才”。
依照某种官方认可的说法，”天才”无非是比别人聪明一点。这些年里，本人走南闯北，大致阅人无数，聪明能干的人也遇到不少。但是，人的精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一边要博览群书读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边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此操作的可能性大致归零。再聪明能干的人，也很难一心二用，这不是别的，只是个常识。从季建业的人生经历看，他显然是”比别人聪明一点”，但在上帝给人类划定的极限面前，季建业绝不是个超人。比如，从季建业的博士论文里人们就发现了破绽：早在6年前就有人提出指控，季建业的博士论文涉嫌对他人论文的抄袭。从被侵权人罗列的证据看来，这一指控有理有据，季建业事后也未做任何回应。此外，依照公众的一般判断力，他的博士论文是否真的由他本人撰写完成，其中依然悬疑重重。
近十几年来，官员们的学历年年跃进，文凭逐浪攀高。官员们喜欢读书，本是件好事。可是，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事实则大相径庭。很多官员平时并不热衷读书，或忙于事务工作无暇读书，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其中的某些自然人)”合谋”，以弄虚作假的方式 — 在短期内”大跃进”式地完成了”文凭交易”。那些身居高位或者准备身居高位的官员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纸文凭，显然为的不是更新知识，而是在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升迁铺路石。对于高校而言，这几乎是个名利双收的无本生意 — 既可以因为拥有这样的”官场校友”而增添荣耀，又可以为日后”招商引资”积累资源。官员学历造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同时也侵占了全日制大学在校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其结果必然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这些年里，每当人们谈起中国的大学，总是有两幅反差鲜明的图案浮现于我的脑海。一幅图案是：那些在教授们面前目光焦虑、神情紧张、恭敬不已的年轻学子们，他们勤奋好学、求知若渴，但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供给面前，他们只好望洋兴叹。另一幅图案是：近年来，中国各地大学的硕导和博导们（以法学和经济管理学专业最为突出）开始成为官僚政客们的座上宾。在一次次酒盏交错之间，一桩桩将学历廉价出售的交易在夜幕下迅速达成。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全日制大学的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曾抱怨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都在官场。但是，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些廉价的文凭又是怎么被出售给这些官员的呢?难道我们的大学就没有责任吗?
作者注：本文系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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