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由于司法关乎社会秩序与国家的安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其都十分重视，力求公正。但司法渎职现象仍时有发生，断罪不如法、出入人罪、受赇枉法、请托枉法、挟仇枉法、滥用酷刑、淹禁稽迟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克服司法渎职，历代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制定相关法律、重视法官人选、进行司法监察等。就总体来说，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司法渎职的出现，但是古代的经验对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司法渎职；司法监察；吏治
一、历代统治者对司法的重视
司法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活动。专门的司法机关系统的确立，与审判活动的程序化、制度化、法律化，是衡量中华法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司法是属于国家活动的范围，其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安定。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圣君、贤相、哲人、大儒都十分重视司法。或制造舆论，以期引起重视，或派贤吏担任法司，或派出皇帝耳目之司进行司法监察，或由皇帝亲自断结大狱，力求做到公平公正。
在先秦的文献中，以"中"—不偏之谓中，来比喻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古人认为，法本身就是"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1因此，只有执法"中"，才能发挥法律自身的功能。周初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总结亡殷的教训时提出的"明德慎罚"，就是不得"乱罚无罪，杀无辜"2。他还举出司寇苏公，作为执法得中的榜样："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3所谓中罚，正义解释说："列用中常之罚不轻不重，当如苏公所行也。"
孔子不仅提出兴礼乐为刑罚得中的主宰，还指出刑罚不中的社会危害，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4民手足无措，必然招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荀子在《王制篇》中以"公平"为"职之衡也"，以"中和"为"听之绳也"，即以公平来衡量官吏的职守，以中和作为听讼即司法的准绳。
汉武帝时董仲舒还运用阴阳五行之说，阐明刑罚不中所带来的后果："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整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5汉宣帝元康二年五月的诏书中，一方面指出司法的重要与良吏执法的价值，所谓"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另一方面谴责贪酷之吏任意用法造成的危害："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6
汉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的诏书中引述孔子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之后说："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7
唐初是以法治相尚的朝代，魏征曾经向太宗进言说："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作为"万乘之主"，如果"任心弃法"，无异于"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不亦惑哉？"8魏征的进言得到太宗的肯定，他多次表示："法者非联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不可以因私"挠法"8311。
高宗时为了确保公正司法，建立三司推事制度。一则在司法机关系统中建立了互相制衡的关系，再则发挥监察机关司法监察的作用。据《唐会要》："有大狱，即命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鞠之，谓之大三司使；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三司使。" 9另据《通典》："（侍御史）与给事中、中书舍人，同受表里冤讼，迭知一日，谓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10
唐朝实行的三司推事，为公正司法提供了一重制度保证，对后世深有影响。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即导源于此。
宋初为指导全国司法活动，太祖于开宝八年制定推状条样三十三条，要求各级司法机关"鞠狱即录一本"，"悉大字揭于板置听事之壁"11。此推状虽已佚失，但却反映了宋初统治者对司法的重视。真宗初年为控制大案要案的审理，特设审刑院于禁中，后元丰改制时以机构重叠并于刑部。
宋时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真德秀，在《西山文集》中以"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等列为"十害"的重要内容。并依次做出评论："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少有私曲。""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矣，其可苟哉！""一夫在囚，举室荒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其可淹久乎！""刑者，不获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乎！……刑者，国之典，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1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以亡元为鉴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卒至于亡"13。因此他强调："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14，因此极为重视司法。他亲自"录囚"，"有大狱必面讯"，"多亲鞫，不委法司"。至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15。对于死刑案犯的审决，尤为重视。永乐十三年（1415年），下令："自今死罪者，皆五复奏，著为令。"1595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下令："自今，在外诸司死罪，咸送京师审录，三复奏，然后行刑。"1598仁宗时，于洪熙元年令："法司执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必允乃已。"16并"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可疑者再问。"17正统时，英宗"谕三法司，死罪临决，三复奏然后行刑。"18
明朝还在传承唐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朝审、热审、大审等制度，使会审制度化、法律化。
由于明朝是专制主义极端强化的朝代，皇帝处理国家大事除倚重官僚机构外，更多地信赖亲军与内侍，如锦衣卫和东西厂，使之参与司法、操纵司法。
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命司礼监太监一人会同三法司长官于大理寺审录罪囚，谓之"大审"，"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17。大审的对象主要是累诉冤枉的囚犯。厂卫组织之所以直接参加审判，并享有"听记"、"坐记"的权力，体现了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和监督司法权。宦官参与司法，迫使执法的清官洁身引退，而多数官吏唯恐被坐陷失出之罪，宁可深文罗织滥害百姓。明朝皇帝本意是通过信任的亲军和内侍监督司法，加强司法，但由于非法定的司法组织竟然凌驾于法定的司法组织之上，不仅破坏了既定的法律秩序，也危害到封建法制本身，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和国家的危机。自明中叶以来，宦官和官僚系统争夺权力的斗争即此起彼伏，倾轧不已。至晚明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正直官吏遭到了宦官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宦官之祸达到历史之峰极。
清袭明制，秋审、朝审已成为清朝的重要会审制度。通过秋审和朝审，皇帝核查死刑案犯的判决是否合法，并控制了死刑的勾决权，防止因处刑不当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安定。顺治十三年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联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19康熙二十二年圣祖御"懋勤殿，召见大学士，学士等人酌定在京秋审情实重犯，圣祖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共商酌，情有可原，即开生路。" 194210雍正十一年，御洞明堂，阅秋审情实招册，谕刑部："诸臣所进招册，俱经细加勘酌，拟定情实。但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断不可因前奏难更，遂尔隐默也。"高宗三十一年湖南官犯饶全，以回护罪处死刑，"追阅浙省招册，知府高象震亦以承审回护，原题仅拟军台效力，急谕湖南巡抚将饶全暂停处决，令刑部查明两案情节不同，始行明谕处分。"194210嘉庆七年，御史广兴，奏请将斗杀拟缓之广东姚得辉改入情实，援引乾隆十八年"一命必有一抵"之旨，就此，仁宗批示说："一命一抵，原指械斗等案而言，至寻常斗殴，各毙各命，自当酌情评理，分别实缓，若拘泥一命必有一抵之语，则是秋谳囚徒，凡伤杀毙命之案，将尽行问拟情实，可不必有缓决一项，有是理乎。"194210
至于死刑案犯的复奏，雍正二年四月上谕："朝审重囚其情实者，刑科必三复奏闻，勾除者方行处决，而外省情实重囚，惟于秋审后法司具题，即咨行该省，无复奏之例。联思中外一体，岂在京诸囚宜加详慎，在外省独可不用详慎乎？人命攸关，自当同仁一视。自今年为始，凡外省重囚经秋审具题情实应决者，尔法司亦照朝审之例三复奏闻，以副联钦恤慎罚之至意。"20
是以雍正后秋审亦有三复奏，至乾隆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上谕，废止秋审死刑案三复奏："各省秋审亦皆三复奏，自为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遗制，谓临刑之际，必致详审不可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为节也。联每当勾决之年置招册手傍反复省览，常至五六遍，必令毫无疑义。至临勾时，犹必与大学士等斟酌再四，然后予勾、岂啻三复己哉！若夫三复，本章科臣匆剧具题，不无亥豕，且限于时日，岂能逐本全览？嗣后刑科复奏，各省皆令一次。"21
综括上述，可见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于司法的重视。重大的疑案冤案允许逐级上告，直至京控与邀车驾。
为了督励官员公正执法，早在《云梦秦简》中便规定有"失刑"、"纵囚"、"不直"等罪名，用以惩治执法不直的官员。随着封建法典的不断完备，惩治司法渎职的罪名也不断增多，同时还从正面规定了司法官应有的品德和应遵守的法律与官箴。与此同时，诉讼与审判制度也不断充实，达到了封建社会有可能达到的完备程度。
二、司法渎职的种种表现及根源
由于司法审判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不断发生贿赂、请托司法官的违法行为，力图使司法官做出有利于己的判决。在种种物质利诱和人情关系面前，坚定执法、秉公无私的清官虽不乏见，但司法渎职者更是比比皆是。兹就中国古代司法渎职的主要表现分述如下：
（一）断罪不如法
按《大明律》："不如法谓应用笞而用杖，应用杖而用讯，应决臀而决腰，应决腿而鞭背。其行杖之人若决不及肤者，依验所决之数抵罪，并罪坐所由，若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22可见，不如法并非无法，或不执法，而是有意枉法。如系受财故不如法，按律治罪。
早在战国时期，法家反对临事议罪，提出了援法断罪的主张。至西晋时，三公尚书刘颂针对司法实践中"断罪不如法"的现象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不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刘颂的建议得到侍中太宰汝南王亮的认同，他奏请惠帝"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23
受晋朝影响，北周宣帝在宣下州郡的诏制九条中宣布："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以杖决罚，悉令依法。"24
唐朝为了克服断罪不如法的司法弊端，律文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25
《宋刑统》也仿《唐律》规定："诸决罚不如法者，答三十，以故致死，徒一年。"26
《大明律》对于不如法者的处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