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4日，一个叫王阿林的贩卖烟土（鸦片）者被宁波警察厅拿获，据说现场搜获烟土达五百两。可蹊跷的是，等将他押解到警察厅后，所有烟土证据忽然变为黄糖。该犯以无确证为由，获得释放。当时外界有传闻，说是警方私下收了二千元的贿赂，给烟土调了包。宁波的《四明日报》、《时事公报》等媒体都对此做了报道。
《四明日报》于1月6日又有进一步更为详尽的追踪报道。这个报道的具体内容，我没能查到，想必对警方有很多指摘，结果令后者勃然大怒。据《申报》1923年1月10日题为《四明报编辑被逮》的报道，6日上午11时，警厅厅长林映淸派行政科长萧达三、勤务督察长杨禄纯，来到该报馆，请编辑部主任叶伯允赴警察厅。至下午2时许，由王科长升座讯问，才知会他前来警厅的理由：侮辱官长。
叶伯允不服，争辩说：无论有罪无罪，应当归法庭办理，警厅万无讯理之权。他的抗辩被警方接受，随后警厅派警察四名，将其押解至检察厅，由检察官传讯。检察官说：你们当主笔的很好，不吃官司不算好主笔。言外之意，检察官似乎是支持他的。
叶伯允指控警察厅以欺诈手段将他逮捕，提起诉讼。他对检察官说：凡讼事，必有被害人，今被害人为何不到庭？检察官说：你由警厅送来，可不必定有被害人……随后把他押到看守所。
《四明日报》创办于1910年6月，最初是革命党抨击清廷的一小块舆论阵地，编辑部位于宁波江北岸洋船弄（今扬善路）116号。该报大股东为经营盐业的绅商李霞城。编辑主任被抓，报社肯定会动用各种资源进行公关与施压。至6日夜间11时，中国银行宁波分行行长陈南琴、南洋烟公司经理陈才宝都赶到了警察厅，要求对叶伯允进行取保。
陈南琴和陈才宝都是当地著名的资本家，检察厅买账的。当晚叶伯允即被取保。但取保不意味着案件裁撤，1月8日下午2点，宁波总商会、农会、教育会、律师公会、商业联合会和工商友谊会等，在一个叫明伦堂的地方开会，进一步讨论应对方法。
按照联合通信社的报道，叶伯允被"非法逮捕"的消息，激起诸多旅沪宁波人的愤怒，有张静庐等人特发来电文声援，内容如下："宁波时事公报转四明日报各公团钧鉴：林警长滥捕记者，摧残舆论，违律越权，殊堪发指，同业皆危，讨不容缓，望据理力争。"短短数十字，不假辞令，立场分明。
接下来，1月11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四明日报记者叶伯允"非法被逮"之事，特致会稽道尹黄涵之，内称：涵之先生道尹钧鉴：敬启者，阅甬报载四明日报记者叶伯允君因登破获烟土案，被警厅送交法庭，同乡纷纷来会询问……此案始末究竟如何，惟既引起地方公愤，手续上当有不完备之处，叶君学行敦茂，同乡素所推重，此次受辱，殊出意外，应请钧尹维持舆论，主张公道，以顺人情，无任公企。"此外，宁波总商会还于同日致电宁波同乡会，内称叶伯允已将自己被逮捕始末自述甚详，制成印刷品传阅，在陈南琴、陈才宝二君力请保释成功后，律师公会和地方各法团，都愤懑不平，连日纷纷召集会议，讨论解决办法。
从《申报》等媒体的报道看，对叶伯允事件一开始就冠以"非法逮捕"的定性。《申报》是全国性大报，影响力自非《四明日报》地方小报可比拟。在媒体之外，绅商发挥的作用最力，这是清末、民初的一个很突出现象，商人热衷于政治，且能发挥重要影响力。
宁波警厅厅长很快就扛不住了。《申报》1月18日报道称，宁波警厅厅长林映淸自逮捕四明日报记者叶伯允后，"大为舆论所不直"，所以他于16日委托调解人在酒楼宴客，邀请叶伯允出席，"叶不暇亲往，特托代表出席。席间先由调人致意后，林厅长当面向叶道歉，作为和平了结。"内部消息是，林厅长之所以态度软化，是因为宁波为商埠，警察办公费用完全由商民供给，叶伯允事件之后，"商界有力分子曾向林氏警告"。
换句话说，宁波警察厅没有独立办案经费，需要绅商赞助，在绅商支持《四明日报》的情势下，警察厅长只有服软，不仅不再追究记者叶伯允的罪责，还要设宴赔罪。而叶伯允还可以端着架子，只派个代表去应酬。这一役，警察厅可谓完败。
宁波市委党校冯晓霞副研究馆员曾在一篇题为《<四明日报>馆设在扬善路》的短文中称："1917年，宁波警察厅长在码头查获大批烟土（鸦片），把人货一起押走。第二天人放了，说查获的是糖不是烟土。当时主编叶莞对这条新闻加了'烟土化为糖'的标题。警察厅长见报后，即拘捕了主编，并关了一夜。经这一事件，编辑用稿格外小心，稍有涉及官场人物，不敢妄提一字，报纸办得死气沉沉了。"这里说得叶莞，指的应是叶伯允，只是此事发生的时间并非1917年，而是1923年。在叶伯允事件中，报社已经取得完胜的情势下，编辑此后是否不敢妄提官场人物一字，我认为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姑且存疑。
从《申报》1923年11月3日的一则短讯可以看出，情况似与冯晓霞所说相反。这则题为《四明日报之革新》的报道称，国会议员张申之"不愿与猪仔为伍"，去职归甬（宁波）后，被《四明日报》馆聘为主笔，于是大为振作，自11月1日起增刊报纸一张，其所载新闻及提倡工商业之言论，拟较前益加努力，并闻该报馆已添请陈布雷、何璇卿、乌崖琴、王东园等为特约撰述员。
张申之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宁波军政分府财政部长，是第一届全国众议院议员。陈布雷则无需多做介绍，后来的蒋介石文胆。何璇卿、乌崖琴和王东园也是一时之选，有这些人在，《四明日报》应不至于太过"死气沉沉"。
至于叶伯允，他1924年8月去了刚创刊的《宁波周报》，该刊主要在上海发行，馆址在五马路广西路口福裕里七十五号，每逢星期六发行，全年五十册，内有图书评论、大事记、小品文字等，定价为每册六分。在《申报》刊发的创刊号广告中，特别提及内容"极为富丰"，有陈布雷、潘公展和叶伯允诸君的文章。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该报的两位主任编辑分别为张静庐和汪北平，而前者在叶伯允被逮捕事件中曾领衔发电文声援。创刊号的《宁波周报》，陈布雷写的是《改造宁波之先决问题》，叶伯允写的是《发刊赘言》。
翻阅北洋政府时期的老报纸，会发现当时报界与军警的冲突不断，而只有笔杆子可拿的媒体人，并非总是打败仗。
按照冯晓霞的说法，《四明日报》死于1927年2月，当时北伐军开进了宁波，由于《四明日报》送报时附送反时局的传单。为此，警察局查封《四明日报》，驱逐报社人员，导致设在老外滩上的宁波民营企业家投资的报纸停刊。这是历史的讽刺之处，新的革命者比它推翻的旧政权更不能容忍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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