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莱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教授于2012年7月8日发表在爱沙尼亚《彩虹》(Vikerkaa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中找到。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给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论述角度无疑将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一些启迪。
莱恩·穆勒森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类的命运？》一书，本文也被收录于他即将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及其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的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作者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然而，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能够实现全球民主秩序，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现今的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和更早时期的前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都提出了国际关系(IR)理论和国际法方面的相关议题。议题之一就是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政权更迭的政策或是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驱动，或是外部势力鼓噪、协助和怂恿的结果，而民主和平理论恰恰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和论证。另一个议题则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或者"保护责任")以及对国内冲突的干预问题(军事干预或其他干预)——这种干预要么是支持政府，要么是支持反对派。
一、民主和平理论及其政治
支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相信所谓的民主和平理论。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文《论永久和平》奠定了该理论的哲学基础。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迪恩·巴斯特(Dean Babst)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民选政府——和平的力量》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的经典著作《战争研究》，后者对1480年到1941年的重大战争进行了分析。巴斯特的结论是：拥有民选政府的独立国家的存在(即民主社会)将极大地增加维持世界和平的机会。冷战结束前，康德的哲学专著被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抽象哲学的杰作，同时也很少有人记得或者提到巴斯特的文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这一话题的兴趣开始陡增，有些学者声称民主国家或者自由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法则。鲁道夫·拉梅尔(Rudolf Rummel)声称："只有在至少一方是非自由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但是，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和中东欧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也看到了人们对新康德主义民主和平理论的兴趣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军事冲突的危险就越少，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如克林顿总统在现实政治层面指出的那样，"最终来看，确保我们安全和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的最佳战略就是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运动"。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天生的，它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与国家的国内特征并没有多大关系。与此相反，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民主和平理论更多关注国家的性质和民主特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民主和平理论和现实主义在一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分歧：
前者认为国家内部的变化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的性质。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因为体系的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结构性限制意味着不管国内政治体制如何，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的行为也会相似。[1]
在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统计学研究给出的有些解释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首先，民选政府对民众负责，因为民众承受战争的冲击，民主国家自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爱好和平。第二，因为民主国家解决国内问题和冲突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协商和妥协，它们会把这些程序延伸到对外关系上。这两大特征中的第一个有时候被称为"制度约束的作用"，即民主机构内天生的权力分离和制衡，公共舆论在让民主变得更加和平方面也具有限制性作用。第二个被称为"规范性影响的作用"，意思是国内的民主规范和协商文化可向外延伸，用以指导国际关系。最后，有人指出，因为民主国家往往更富裕，一旦发生战争，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贫穷的国家更大，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理由之一。
民主和平理论的最坚定支持者持一种双体论的观点(dyadic theory)，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相比之下，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观点的人要少一些，他们认为民主国家总体上更加爱好和平。民主和平理论的双体论观点认为，因为民主国家相互开放和信任，解决国际冲突就像解决国内分歧一样，是通过对话、妥协和让步实现的。因为非民主国家本身不透明，其国内的不满要么被压制，要么以武装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因而，这些非民主政权是不能被信任的：正如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一样，非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也会产生外部效应。虽然在原则上，这些解释可以用来支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后者声称不仅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同时民主国家也很少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然而，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的人还是要少些，因为这种观点明显与现实相矛盾。甚至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会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冲突的发起者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国家。
二、民主和平理论的问题
从直觉上看，若对比一下当今欧洲大陆与不久前的过去，人们或许确实相信民主和平理论。欧洲的历史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同样血腥，上个世纪的两次欧洲战争把其他国家也卷进来，并使得国内冲突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但自1945年以来，西欧确实拥有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比如，虽然当今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本质或许不是让两者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有助于让这两个宿敌维持牢固的和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但是，即使在欧洲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用来证明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民主国家的存在的历史本身也不长，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国家局限在"成熟的"或"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注意到，"现有的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在冷战时期"，这说明该"历史时期在涉及民主国家的关系时或许有特殊性，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一点，即假若没有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的话，最近这些年出现的民主国家中的大部分是否会发生战争"。
大部分民主国家确实是在冷战时期出现和成熟的，它们都属于两极世界中感受到共产主义竞争者威胁的同一个阵营——西方阵营。这自然让阵营内部的所有冲突都从属于主要威胁，即来自东方集团的军事或意识形态威胁。与此因素有关的是西方阵营中的领袖——美国——的角色。华盛顿是老大哥，它不仅保证西方阵营中小兄弟们的安全，使之免受外来威胁，而且维持阵营内部的秩序(虽然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小兄弟服从华盛顿的领导与东欧成员屈服于莫斯科的权威相比有着更多的自愿色彩)。但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是正确的，他说："用概念术语的话，民主和平理论的主要失败在于它不承认霸权领袖在创造、保护和扩张民主和平区域中的角色。"在两极世界内的部分地区的确存在着单极霸权下的和平。不仅仅是军事威胁，同时，充满意识形态威胁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存在，也在自由民主国家屈服于保护者的意志方面发挥了作用——该保护者扮演了本地区所谓的"第一世界"利维坦的角色。对内实行民主的美国，在国际上却一直是霸权国家。该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冷战时期成熟民主国家阵营的民主和平实践，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与其领导下的成熟自由民主国家之外的国家打交道时往往侵略成性。即使在今天，启蒙遗产(enlightenment’s legacy)的"冷酷一面"——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且其目标或许不仅仅是自由，还包括主导地位——仍旧充满了马蒂·克斯肯尼耶米(Martti Koskenniemi)所界定的一种倾向，即"使得某种片面的观点看起来具有普世性的霸权斗争"。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他相信美国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来看属于遵从马基雅维利原则和国家理性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内结构和过程更类似于欧洲的后现代国家。若考虑到把美国与加拿大和多数欧洲国家并列为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库珀写道，"美国就更加令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清楚美国政府或者国会是否认为相互依赖性有必要或值得追求，是否愿意接受多数欧洲政府现在实行的开放性、相互监督、相互干涉的相关结论"。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些不同被归结为华盛顿的全球领袖意识，库珀客气地称之为"捍卫文明世界的责任最终落在自己肩上的意识"。更公正、更具批判性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这是相信自己的观念具有普世性的霸权者的认识，坚信只有在遭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支配下的非民主国家时，美国的利益才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库珀自己所说，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在强调人权和自决权的自由世界中，霸权思想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这些话写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还没有像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样强大和好斗，也看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子。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更具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当今世界，霸权就变得更加不被接受。让一个霸权中心来管理一个全球化中的世界，根本是力不从心。今天的欧洲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至少从直觉上判断，虽然欧洲国家的民主本质似乎是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首要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不仅是后现代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体制还是库珀所说的"后现代国家体系"(post－modern state system)。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体系，用库珀的话说，其特征包括：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直接界线的消除；相互干涉彼此的(传统上的)国内事务；正式拒绝使用武力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未来也不大可能发生使用武力的情形；领土边界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建立在透明、开放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安全。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相类似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大体上相同的历史(最为血腥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们也创造了独特的国际体系，在这里，现实主义原则(无政府主义、对相对权力的关心、囚徒困境等)要么根本不适用，要么只扮演第二位的从属性角色。在这里，莱恩所说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不再是与整个国际体系或其他地区性国际体系一样的无政府主义。
欧洲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它不再是霍布斯体系，而是变成了康德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甚至(在面对其他民主国家时)在此国际体系之外也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而且，欧洲国际体系很难在全球复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行。谁敢肯定如果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它就会与美国建立起类似法国和德国或荷兰和西班牙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而不是民选政府)更倾向于和平方式(通过行贿、朝廷联姻、弱小的一方在眼看失败不可避免时撤退)？解决冲突的原因不止一个。当然，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世界就比民主国家和平得多——当然不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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