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1966－1968年群众运动喧嚣的高潮时期，还是在1969年以后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中国青年当中都不断有人发出批评”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或者”干部阶级”的呐喊，形成具有共同思想特征、首尾呼应的社会批判思潮。
这一思想流派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传统，基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认为不仅苏联，并且中国的社会都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存在着高居于社会之上、主宰着整个社会、压迫着全体人民的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对于这个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显著差别的特殊集团，有的人称之为”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有人称之为 “干部阶级”，也有些人认为存在着向特权阶层发展的严重危险性，尽管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批判派的论述不限于社会关系，但这是其核心观点之一。
这一思想流派深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批判”官僚主义者阶级”、苏联”特权阶层”等思想的影响，却又越出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轨道，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不容。这一思潮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尤其与南斯拉夫前共产党理论家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1〕）的某些观点相近，基本属于马克思主义左派社会批判思潮，具有某些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1975－1976年，这一批判思潮中出现了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
对于这个思想流派，中外学术界的考察和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依据文本和口述资料对社会批判思潮关于特权阶层和”新阶级”的观点进行考察和梳理，希望能提供一些新鲜的资料和分析。
一、极左”新思潮”：批判”官僚特权阶级”
在1966－1968年红卫兵运动之中，有一个被称为”新思潮”的极左思想流派。这派论者以独立思考的精神超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探索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以此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对1949年以后17年的中国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论说，提出以群众运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建立没有官僚的新社会等主张。这一思潮从左的，即伸张人民权利、理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现实进行批判，同时越出了文化大革命官方意识形态的界限，当时被称为”极左派”。
（一）激进造反派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
极左派是从激进造反派发展而来的，所以在考察极左派之前，有必要提及激进造反派关于社会矛盾的观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激进造反派认为，新中国成立并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党内走资派。他们说：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成员还在，但是已经处于被专政或被改造的地位，同时出现了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那些明显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窃据了部分领导权力，形成”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成为了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份子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与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不再是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激进造反派反对温和造反派否定建国17年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观点，指责这种观点是”否定党内走资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以’地富坏右翻天’的次要危险以及臆造出来的’狗崽子专政’的危险去掩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2〕
激进造反派批判干部子弟的特权、批判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谋求特权及特权作风，但是在中国是否存在特权阶层的问题上，十分慎重。他们的批判通常止于特权人物，特权现象，特权作风，而一般不提中国存在了特权阶层。他们的议论一般不超越官方意识形态的范围。
（二）新思潮的出现：”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与激进造反派的慎重不同，极左派强调反对特权。他们不同程度地认为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已经或者将近形成特权阶层，并且探讨这个社会现象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根源，进而期待文化大革命成为反对官僚特权阶层、进行制度变革的社会革命，目标是建立没有官僚的理想社会。对特权阶层的态度，是极左派与造反派的一个基本区别。
1966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3〕，提出文化大革命要”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观点很快被称为”新思潮”〔4〕。李文博大字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赋予文化大革命制度变革的意义：”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大字报认为制度变革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5〕
他们不满足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强调的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而是要求进行制度的变革。
”新思潮”得到一些学生的回应。大约1966年10月下旬，在中国科技大学〔6〕几位学生以”红炮班”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提出：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划分的，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文章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对国民党的革命不同，新社会里有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革命对象。〔7〕
（三）”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1967年6月，北京市的两位中学生在他们自办的《四三战报》上发表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从毛泽东那里借用了”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概念，试图为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矛盾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文章把领导干部的政治和社会优越地位，归因于”不理想”的、但又是不得已的、暂时合理的财产和权力分配制度，赋予文化大革命逐步解决特权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社会矛盾的意义。〔8〕
文章借用毛泽东关于”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概念，认为走资派的产生具有政治经济的制度性根源–现行制度的缺陷。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因此，作者认为：第一，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制度性的缺陷，财产和权力没有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是集中在少数人–当权派的手中，没有实现真正的公有。第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由领导干部集中掌握社会财产和政治权力的现状应当只是”暂时代替管理”，是不得已而为之，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第三，有鉴于此，不仅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并且要经过不断的革命化措施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激烈变革行动，进行和平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由领导干部逐步交出”暂时代替管理”的财产和权力，最终达到”真正的公有”。
于是，即使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当权派也必须承担将手中暂时代替人民掌握的财产的权力逐步交还给人民的义务，更要特别注意防止少数当权派令人民的财产和权力不受人民支配，化公有为私有，为他们自己以及家庭、子女的利益服务，蜕化为特权人物。
文章把当权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其二，”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
文章称另一类当权派是”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文章说：”他们手中暂代掌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
这种从财产和权力关系、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角度，说明社会矛盾的根源、解释共产党内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深层原因的尝试，是”新思潮”的一个特征，并为以后的思想探索者继承。
（四）”建立没有官僚的中华人民公社”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中、华东地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文化大革命进入约束和收缩群众运动，建立新秩序的程式。同一时期，中央和群众中出现了探讨和阐述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动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11月6日庆祝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重头文章，正式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此前后，群众中的理论探索也在发展，出现了一些探讨性的文章，1967年10至1968年1月，湖南”省无联”派〔9〕的《我们的纲领》〔10〕、《”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1〕、《中国向何处去？》〔12〕等几篇文章相继问世，系统阐述”极左思潮”。湖北”北、决、扬”派〔13〕深受湖南省无联思潮的影响，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到这时，极左”新思潮”已经发展得比较充分，并且在被批判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极左”新思潮”的纲领性表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关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明确地提出：”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官僚特权阶层”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文章说：”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宣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省无联”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杨曦光以这样的阶级斗争观审视”文化大革命”，赋予”文化大革命” “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的使命。〔14〕”推翻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15〕
1968年，湖北”北、决、扬”也持同样的观点：”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16〕
极左”新思潮”活跃于1966－1968年群众运动高潮。群众运动结束以后，它所提出的反对中国”特权阶层”、”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命题，以及从政治和经济制度角度探索这一阶层或者阶级根源的尝试，在群众运动结束以后的青年思潮中得到继续。
二、”新阶级”
从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渐退出政治运动，开始了读书和探讨社会政治问题的活动。不久，随着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务农，或者到工厂矿山做工，大学毕业生到工矿和农村基层工作，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活动从学校到城乡基层。上海学者朱学勤称这些从1968年陆续退出红卫兵运动转而读书学习的青年为”六八年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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