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在线专稿）博士学位作为教育等级中最高学衔，颁发的标准应是申请人的学术贡献，然而，大陆官员的在职博士来得太过容易，颁发的标准不是研究成果，而是政治身份。这种博士学位无益于行政能力的实质性提高，只能作为符号存在，徒增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遵循惯例，新一届政府尚未履职时，官方媒体就已开始造势。不同以往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学历与英文成为一个突出的亮点。对博士学位的重视体现了官员对"知识符号"的重视，教育背景日渐成为官员的一个重要资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寻求与国际接轨，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文必不可少。相应地，能说英文的官员很容易被"假设"为更为国际化的政治家。这反应了政治环境的一个转向：教育背景正成为官员的美丽光环。
对博士学位的器重本应是件好事。不幸的是，此风之下，政客与学者合流的现象日渐成风。越来越多的官员在做到一定位置之后，跑去高校读个在职博士，给自己增加点政治资历，为以后的晋升准备筹码。更有甚者，官员跑到高校作起客座教授，竟也弄得一副学者型官员派头。教授们也乐得招收官员作为自己的学生，反正都能毕业，何不为自己多些资源，为以后拉课题、跑项目多些门路。于是，越来越多的官员混个学历充充门面，就连部委官员也能在日理万机之余在职获得博士学位。作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候选人，我们一边夜以继日的辛苦，熬红了双眼，一边眼睁睁看着官员们轻松戴起了博士帽。我们不禁要质疑：究竟是官员有过人之处？还是中国的博士来的太过容易？
海峡对岸的政坛也有博士风气，但却是另一番景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活跃于台湾政坛的主要领导人中，很多事出自美欧名校的博士。李登辉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马英九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宋楚瑜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蔡英文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法学博士。2012届马英九政府内阁名单中，包括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吴敦义、行政院正副院长陈冲、江宜桦在内的51名台湾各部委主要领导人中，有博士学位者多达34人，占总人数三分之二，此届内阁也因此被台湾媒体称为"博士内阁"。倘若再进一步剖析最高学位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到：马英九等24人于哈佛、耶鲁、康奈尔、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等美国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陆委会主委赖幸媛等4人则是留欧或留日博士。
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人都了解，从上述的欧美名校中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申请者往往要经过很多年的学习，付出极大的心血才可成功。自上世纪80年代解严之后，台湾社会长期流行"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之说。许多学业成绩突出的台湾青年，本就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海外留学经历更是令其如虎添翼。台湾海归以他们所拥有的教育背景，在台湾民选政治中获得一定优势，所担任的职务多突出专业性与涉外性。尤其是沟通美日关系，他们的作用有目共睹。可以说，对台湾的海归官员来说，博士不仅仅是个学术头衔，也是政治资本，并且能够转化为行政能力，贡献台湾的政治与社会。与台湾官员的正品博士来说，大陆官员的在职博士看起来就像是"水货"了。
博士学位作为教育等级中最高学衔，颁发的标准应是申请人的学术贡献，如果能作为政治资本，并转化为行政能力，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大陆官员的在职博士来的太过容易，颁发的标准不是研究成果，而是政治身份。这种博士学位无益于行政能力的实质性提高，只能作为符号存在，徒增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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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从事移民、宗教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生于孔孟故里，与圣人为邻，却未曾研读儒家经典。表面放荡不羁，实则谨小慎微，于大节处不敢毁伤丝毫。喜饮酒，好与才俊把盏言欢，但酒量不济，有辱鲁人之名。中学向往作家，大学误入愤青之途，后钻研学问，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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