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陈昆: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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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昆: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
Aug 17th 2013, 14:46, by Chinese Netizens

  (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211815)

  [提 要]本文遵循"财政压力—政府行为"分析框架来剖析"大明宝钞"崩坏的制度根源。"大明宝钞"制度的崩坏根源于以财政为中心的宝钞制度设计缺陷,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满足政府财政开支需求与避免财政危机。易言之,明代财政压力促成了货币财政化的宝钞制度设计,导致了货币超发,最后致使宝钞崩坏并退出流通领域。财政压力是古今政府的常态。财政压力并非必然导致政府采取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国王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以限制王权为目的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明代中国,为何没有在财政压力之下走上制度变革之路,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深思。

  [关键词]财政压力;货币财政化;货币超发;宝钞贬值;宝钞制度崩坏

  前言

  明代宝钞制度的崩坏在中国货币史中乃至中国历史中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明代宝钞制度,现有文献大多考察明朝历代钞法的沿革,探寻宝钞遭受民间排斥直至最终废弃的过程,把宝钞制度失败归咎于政府滥发所致。比如,全汉升认为,"明朝政府于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但明中叶前后,由于发行量激增,价格低跌,人民拒绝使用,而改用白银。"[1]需要探究的是,宋元两朝已经有滥发纸币的教训了,明代政府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实际上,明初政权迫于财政压力才大量发行纸币,就是说,明政府把超发纸币当作了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并加以滥用,致使纸币恶性膨胀,最终导致宝钞制度崩坏。换一个角度,也有学者从制度设计上去反思明代的货币制度,比如,赵善轩、李新华认为,"'大明宝钞'失败的原因除了因为发钞过多外,其致命伤更在于制度上的设计不足,特别是明政府在未建立公众信心以前,没有效法宋、元为纸币设立准备金制度,以稳固'大明宝钞'的币值。"[2]不设立准备金的纸币制度无疑是掠夺性的,但问题是,明代政府为何要实行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呢?很遗憾,作者没有看到,宝钞制度设计缺陷是人为的,是政府的财政压力推动的。王玉祥认为,明朝实行的宝钞制度,"从统治者主观上讲主要是为了聚敛财富,而不是为了便民和避免征铜扰民的弊端。明朝的钞法在实行后不久便出现各种问题并迅速趋于破坏,与这种动机有密切关系。"[3]但是作者仍然没有明确指出,明代国家发行宝钞的动机实际上是出于财政需求。唐文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明初朱元璋出於财政需要,滥发宝钞,引起通货膨胀。"[4]可惜的是,他轻易地把这个主要问题放过去了,没有深入探究。笔者认为,目前在明代货币制度研究方面的缺憾是,对财政压力下的政府行为熟视无睹,不去研究财政压力背景下的政府行为逻辑。明代政府在货币制度方面为何重蹈历史的覆辙?宝钞滥发只是宝钞制度失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本质原因。宝钞制度失败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个逻辑就是宝钞制度之所以失败的更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财政压力下的政府行为就是这个背后起作用的逻辑。本文的研究将来弥补这个缺憾。

  熊彼特(Schumpeter)在《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并且还指出,"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5]希克斯(Hicks)进一步深化了熊彼特的研究,他认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导源于财政压力。[6]张宇燕和何帆将二人的研究称之为"熊彼特-希克斯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7]无独有偶,保罗·肯尼迪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的原因是,战争引起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8]诺斯和托马斯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经典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阐发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财政压力迫使国家推行制度变革,然而国家有两种目标,一是财政收入最大化,这需要建立一套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政治制度;二是社会成员的收入最大化,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产权制度。国家的上述两个目标时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个冲突是国家兴衰的根源。[9]在诺斯之后,Philip T.Hoffman和Jean-Laurent Rosenthal(2003)则提出了一个战争与税收模型。这一模型企图解释,欧洲国家为何存不同的产权制度。他们证明,一个国家能否建立一项合理的产权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财政政策,而战争是决定现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0]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财政是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强大的政府力量,以及压倒一切的政府财政需求,使得政府在实施摆脱了贵金属的天然限制的纸币制度时,通常很难克制得住超发纸币的冲动。自从中国的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发行权首次收归北宋中央政府以来直到明代宝钞制度的崩坏,这种景象就一次次地在中国货币史中重演。

  本文把上述观点归纳为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财政压力—政府行为。笔者用这一框架来分析明代纸币制度。本文中心论点是,明代纸币制度的失败根源于以财政为中心的宝钞制度设计缺陷,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满足政府财政开支需求与避免财政危机。易言之,明初政府的财政压力促成了货币财政化的宝钞制度设计,导致了货币超发,最后致使宝钞制度崩坏。

  二、货币财政化的宝钞制度设计

  元末钞币极其混乱,货币贬值得厉害,导致社会动荡。鉴于前朝的教训,明朝初年并未使用宝钞,而是以铜钱为法定货币,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与历代钱兼行。而鼓铸铜币缺乏铜料,政府"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11]p106搞得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另一方面,铸钱笨重,价值低廉,对远程贸易不利,所以商贾多"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12]洪武八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令民间通行",同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11]p1961-1962建立全国统一的钞法,实行以宝钞为主,钞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13]明太祖实录[M].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p3415。自此,宝钞成为唯一流通货币。

  "大明宝钞"从未建立准备金制度,其印制、发行、流通使用完全倚赖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执行,因此,属于不可兑换纸币。事实上,中国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发展出了相当系统的纸币制度。据全汉升研究,元初发行的纸币"中统钞"就已经建立了被称作"丝银本位"制的准备金制度,"规定丝钞每1000两,可以兑换50两银,而元政府主要以银及少数的金,还有其它具有价值的物品(宝货)作为准备金,以供钞票持有人兑换。人们以纸币兑换,只需扣除百分之二的手续费,便可换到银或其它货品。"[14]"丝银本位"准备金制度在元初对于维持"中统钞"的币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遗憾的是,"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任何准备金制度,只是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持宝钞的币值,这为后来"大明宝钞"的崩坏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明代宝钞是无准备金制度的不可兑换性纸币,明代中国,发行多少宝钞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发行量完全根据国家财政需求而定,这样就不能稳定宝钞的币值。为维持宝钞的法定货币地位,明代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货币之间的兑换、禁止金属货币流通、禁止民间私自收藏铜料和采矿、宝钞的倒换以及防伪等几方面。

  关于货币之间的兑换。洪武八年初造"大明宝钞"之时,国家规定:"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银一两,其余皆以是为差。"[13]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15]卷31.钞法[M].可以看出钞、钱、银与黄金有如下的兑换关系:1贯钞﹦1000文钱﹦1两银﹦0.25两黄金,这是一种可以两两兑换的货币兑换体系。这是衡量洪武八年以后货币兑换比价升降的参照系,可以称之为"洪武八年兑换体系"。明初的这种钞、钱、银与黄金的兑换比价是沿袭元末以来货币种类之间的比价。《元史·食货志·钞法》曰:"(至正十二年)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楮币为母而铜钱为子。"明代最高统治者为稳定宝钞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非常重视洪武八年所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明代前期,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这一货币兑换体系一再得到重申。明代中后期,在大明宝钞的贬值趋势无可逆转的态势下,明政府不得不放弃洪武八年所定的货币兑换体系。

  关于禁止金属货币流通。初行钞法时,明政府规定大额税收、贸易以宝钞作为支付手段,铜钱只在民间的日常零星交易充当支付货币,而金银处于非法货币的地位,违者治其罪。洪武八年颁诏造大明宝钞时,明太祖颁令:"凡商税课,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一百文以下则止用铜钱。""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13]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p1669.对宝钞与铜钱而言,金银交易与实物交换则是国家严令禁止贸易行为,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保障宝钞的法定地位。洪武二十三年,铸造"大明宝钞"小钞,从十文至五十文不等,小钞也开始用于民间日常的零星贸易行为,这就实际上挤占了铜钱的辅币地位,进一步保障宝钞的法定地位。这样以来,宝钞就成了唯一的法定货币。朱棣统治初期,金银之禁执行得最为严厉。永乐元年四月朱棣下令,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13]明太宗实录[M].卷19. p346.次年正月规定"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徙家兴州屯戍。"[13]明太宗实录[M].卷27.p497.对使用金银者的惩罚有所减轻,改死罪为流放充军。仁、宣两朝,金银禁令略有宽松,对于金银交易者采取了以罚钞的形式作为惩戒手段。但是明廷无论采取何种惩罚措施,都难以阻止民间使用金银,故而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于是明宣宗不得不规定用银-钱者重罚钞千贯[11]卷81.食货志五·钱钞[M].。为了保障宝钞的流通,除了禁金银外,其次是禁钱。尽管《大明律·户律四·仓库》设有"钱法"、"钞法"专条,确立了宝钞与铜钱并行使用的制度。按照其规定,各种钱币并行使用,不得重钱轻钞,可事实上人们废弃宝钞,行用铜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下令禁用铜钱,"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13]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条.此为明朝禁钱之始。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景泰年间。其间在宣德十年十二月,由于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奏:"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乞照律条,听其相兼行使。"[13]明英宗实录[M].宣德十年十二月戊午条.明王朝曾一度"弛用钱之禁"。但这只是局部性作法,为时也很短。从文献记载看,正统十三年和景泰早期,明王朝仍在下令禁用铜钱。军民之家、除镜子、军器、及寺观庵院钟磬。

  为巩固宝钞制度,明政府还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禁止民间私自收藏铜料和开采金银矿藏的政策。明廷这一做法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明代国家自始至终都存在铜料匮乏的严重困境,国家铸造通宝钱,铜料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维护宝钞的法定地位。洪武初期曾严令:"军民之家除镜子、军器及寺观庵院钟、磐、铙、钹外,有应废铜并听赴官中每斤给价铜钱一百五十文。若私相买卖及收匿在家不赴官中卖者,各笞四十。"[16]此令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大明律》。此外国家以铸钱铜料不足,还实行其它辅助政策来满足铜料需求,如洪武八年十二月,上谕御史台曰:"比设粮长,令其掌牧民租,以总输纳,免有司科扰之弊,于民甚便。自今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止杖之,免其输作,使仍掌税粮。"台臣言:"粮长有犯,许纳铜赎罪。"明太祖同意台臣所奏。[17]卷90.赋役[M].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工部侍郎秦速言:"宝源局铸钱,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朱元璋谕旨:"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17]卷93.户部七·钱法[M].明代国家对金银矿业实行官府垄断,严厉禁止民间私采。洪武元年徐达下山东,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朱元璋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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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Global Voices | 做为北韩和世界桥梁的西班牙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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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做为北韩和世界桥梁的西班牙贵族
Aug 17th 2013, 13:30, by Chinese Netizens

1974年出生于西班牙塔拉戈纳(Tarragona)的亚历杭德罗·卡奥·德贝诺斯 (Alejandro Cao de Benós),是加泰隆尼亚省北部瓦达兰(Aran Valley),莱斯家族(Les)中阿赫莱霍伯爵(Argelejo)和萝莎蒙多侯爵(Rosalmonte)的后裔。

除了不平凡的身世之外,三十九岁的他更因为担任北韩的外交发言人而声名大噪。

身为朝鲜友好协会(KFA)的创始者及会长,韩文名字Cho Son-il(朝鲜一),同时也是北韩的荣誉代表。与西班牙媒体Tribuna Popular的访谈中,他解释和此亚洲国家的关系:

十六岁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来参访马德里的北韩世界观光组织夥伴认识,之后我由感兴趣变成热衷,我不但认同领导人金日成的意识型态,也认同他的原则和韩国人民的道德价值观。

神秘的北韩政权居然会如此信任外国人,也因为这份信任感,亚历杭德罗得到各项荣誉头衔,如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特别代表、朝鲜劳动党的荣誉会员、朝鲜人民军荣誉会员,以及北韩的荣誉记者。
Screen grab of Alejandro Cao de Benós's Facebook page

亚历杭德罗的脸书封面

  但有些媒体质疑亚历杭德罗的实质影响力,认为平壤只是用他局外人的角色来替北韩的国际形像消毒。他们相信他实际上只有跟少数北韩官员接触,而且没有获得重要消息来源的管道,从2010年9月18日给西班牙世界报(El Mundo)的信中,亚历杭德罗对金正日继承人的评论就可以证实 :

金正恩不管是对人民还是北韩当局都是个陌生人物,我工作了十八年,从来没看过或读过关于金正恩的照片或书籍,就算他是真的存在,他也绝不会被人民或是军队接受。

  一年之后,已故前领导人金正日的位置由他的儿子金正恩继承,这时他在西班牙电子媒体机密报(El Confidencial)的评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金正恩非常年轻,是个做好万全准备的将军…他从父亲身上学到很多,也继承北韩的传统和儒家思想。

亚历杭德罗是唯一一个官方准许可以公开谈论北韩政权的外国人士,也因为这样他为愈来愈多的访谈和演讲疲于奔命。2013年4月18号,他在塔拉戈纳报(Diari de Tarragona)的声明:

"北韩真的有能力攻打美国吗? "我们的能力足以触及各国,我们也有那样的科技。为了达到和平,我们已经送了三颗卫星到太空轨道上,这表示我们有同样的技术可以运用在军事上。

这不是亚历杭德罗第一次做出争议性的评论。回顾2010年9月,他在西班牙公正报(El Imparcial)的访问中对国际特赦组织的评论:

Alejandro Cao de Benós working in Pyongyang in 2011. Photograph taken from his Facebook page.

亚历杭德罗2011年平壤工作的情形。照片截至亚历杭德罗的脸书。

……每年公布违反人权国家的名单,北韩几乎都是第一名。但是国际特赦组织根本没有实际看过北韩的情形……很明显的这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充其量只是美国及中央情报局(CIA)的政治操弄工具。

亚历杭德罗对于国家报(El País)在2011年12月对于北韩集中营的回答:

集中营根本不存在,那只是囚犯的教化中心,他们在那边工作和学习党的宗旨……我自己就已经就送两个人到教化中心了。

即使北韩是个连网路都禁止的神祕国家,住在西班牙的亚历杭德罗却非常热衷社群网路。他藉由推特脸书部落格来发表想法和吸引支持者。最近他在网路上发声组成国际组织来协助北韩。2013年3月11日,他在推特上说:

@DPRK_CAODEBENOS:想要展现你的支持,那就加入北韩国际纵队。

 

A conference given by Cao de Benós in the Universidad de Zaragoza (Spain) on March 15, 2012. Photograph taken from his Facebook page.

2012年3月15日亚历杭德罗在西班牙札拉戈沙大学(Universidad de Zaragoza)的会议。照片取至亚历杭德罗的脸书。

这个请愿在几天之内就达到一千个签署,从此之后亚历杭德罗在他的部落格说只需透过电子邮件就可以加入这团体。

但亚历杭德罗做的并不只这一件事,透过他管理的国家官方网站,招集组成为期八天的北韩参访团,媒体相关人士禁止参与,参访费用美国公民为3100美金,其余人士2450美元(不含来自北京的航段)。

推特上对于亚历杭德罗的评论非常两极化,两则来至拉拿洛(@Ragnarok_Madrid)和萨瓦(@Pornosawa)的推特留言:

 @Ragnarok_Madrid:你最后只会变成西班牙版的宾拉登。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给你多少好处。我如果是你的,我会离开这淌浑水。

 @Pornosawa:亚历杭德罗正在招募国际纵队来保卫北韩。

@agarzon :放胆加入就对了。

 

译者:林锦辉

校对:FenFen

 

作者 Lourdes Sada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s · 则留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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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湖南国保警告维权人士,明确打击重点
Aug 17th 2013, 12:47, by Harmonious Society


(维权网信息员尤明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随着近日中国当局持续加大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力度,湖南警方日前明确警告维权人士,说湖南将重点打击罗茜、张善光、周志荣等三人。
据知情人士从湖南一位高层人物处得到消息,为了打击日趋高涨的公民运动和民主、维权活跃人士,湖南已把前"六四"学生、著名维权人士罗茜,湖南网络公民论坛负责人张善光,中国民主党湖南湘潭支部负责人周志荣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湖南国保已经明确警告相关维权人士:不得参与类似怀化洪江库区移民之类的群体性事件;不得与海外民运人士联系;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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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维权网 | 山东德州领导接访日,村民刘金水上访被打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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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山东德州领导接访日,村民刘金水上访被打昏
Aug 17th 2013, 12:47, by Harmonious Society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华办事处陈公村村民刘金水,在德州市信访局"领导接访日"上访时,在信访大厅门口公然遭暴力殴打,当场口鼻流血昏倒在地。
据了解,720,是德州市信访局的"领导接访日"。刘金水等几位陈公村暴力拆迁受害人一大早就来到信访局,按照程序登记等候"领导接访",想反映自家白灰加工厂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暴力强拆,屋内物品被砸在废墟中的问题。
  
上午1100点左右,在德州市信访局接访大厅门口,当刘金水正要进去向当天接访的市领导反映问题时,陈公村委会主任张树岭、副主任张付奎及何志振三人,突然拦在刘金水面前阻止他进入接访大厅。刘金水和他们据理力争,三人恼羞成怒,对刘金水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刘金水被打的口鼻流血当场昏倒在地。
    
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的警察见刘金水浑身是血,昏死在地上赶紧将他送进医院。刘金水在德州市人民医院的住院记录显示:患者在2小时前被人打击头部及胸部,短暂意识丧失,伴有口鼻流血等症状。
目前,61岁的刘金水老人已经出院,身体还没有恢复好,面部左眼眉梢处留有明显的伤痕,胸部还不时疼痛。
81,德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给刘金水出具的伤情鉴定意见告知书为"轻微伤"。
时至今日,殴打刘金水的3名犯罪嫌疑人仍逍遥法外,当地公安机关未对他们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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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德国之声 | 台湾监察院内哄,存废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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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台湾监察院内哄,存废成焦点
Aug 17th 2013, 09:45,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台湾监察院长王建煊因一件弹劾案未通过愤而表示,监察院不如关门,但19名监察委员发表联合声明反击,引爆内哄,监察院的存废,再度成为焦点。

王建煊说监察院不如关门

台湾基隆市长张通荣关说酒驾案,已遭法院以”教唆公务员纵放人犯”罪判刑,但监察院却二度弹劾未过。监察院长王建煊直指监委已流于政治酬庸,无法伸张公平正义。王建煊说,”如果都不能改的话,关起门来可能会比较好。”

监察院长王建煊重话批评监察院,引爆监委大反弹,19位监委联合发表声明,谴责王建煊”信口雌黄”,不该干涉弹劾案,监察院内部已缺乏信任。

马英九总统否认监委酬庸

台湾监察院是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政的一大特色,功能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御史大夫”,其地位与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等相当,包括监察院长与委员都是由总统提名,目前共有29名监委。

正出访南美洲的马英九总统则强调,宪法五权分立,彼此互相制衡、也互相合作,过去几十年来运作,不是都有这样的问题。马英九说,”当初提名监委是否有酬庸,这恐怕是很大的误会,主要还是看能不能发挥功能。”

绿营发动修宪废监察院

在泰国访问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王建煊常常语出惊人,不过监察院丧失功能也是事实。民进党立委和台联党团将起草修宪案,民进党立委李俊俋下周提案联署,将审计和监察两权移交立院;条文中仿效北欧,在国会设置”监察使”,并成立超然独立行使职权的”国家审计委员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版本则加码将一起废除考试及监察两院,朝”三权分立”架构。

虽然王建煊呼吁立法院主动修宪、检讨监察制度改革,但根据宪法规定,修宪须经立法委员1/4提议,3/4出席及出席委员3/4决议,提出修宪案,并于公告半年后,经选举人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半数通过。朝野立委们说,监察院存废问题可讨论,但修宪门坎太高,几乎不可能。

朝野立委要求王建煊”辞职明志”

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也希望王建煊发挥影响力,共同推动修宪废监察院;修宪之前,民进党团将提冻结监察院预算提案,让监察院虚级化。对于绿委发动修宪联署,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德福批评这是作秀,国民党团不会参与联署。他说,担任监察院长就应谨守分际,做好院内协调沟通工作,王建煊若要批评,应先请辞院长一职。

面对监委集体反弹,朝野立委均要求他”辞职明志”,王建煊态度自若,他说,自己没有犯错,辞职的事,他连想都没想过,但这场内哄,似乎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作者:尼尔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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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台灣新聞 | 美媒:谷開來或指認薄熙來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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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美媒:谷開來或指認薄熙來兩罪
Aug 17th 2013, 09:02, by Chinternet

(中央社台北17日電)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即將受審,美國媒體今天引述薄家友人談話指稱,控方關鍵證人是薄妻谷開來。薄則對谷出庭作證大為惱火,威脅如果谷出庭或視訊作證,他將不配合並宣布離婚。

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報導,谷開來去年因謀殺了一名英國商人而被判刑,但薄熙來未在此案作證。

報導稱,薄案已成毛澤東之妻江青受審以來,中國大陸政治意味最為濃厚的案件,谷一旦指認丈夫犯刑將讓全案更戲劇化。

報導指出,薄熙來的兩位律師稱,薄案預計下週開庭,面臨受賄、貪污和濫用職權三項指控,律師推測谷開來將在至少兩項指控中提供證據。

兩位接觸過薄家與律師的知情人士稱,薄熙來對谷開來出庭作證一事大為惱火,威脅如果谷露面作證,他將不會配合;書面證詞的對抗性和不確定性較小,而且可能事先得到律師和控方同意。

一位接近薄家的人士稱,谷開來將提供證據,「這無法避免」,問題是以何種形式提供,如果她出庭,「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陸一名律師稱,根據法律,法院不能強迫谷開來指證她丈夫,但她可以選擇親自出庭或以書面聲明的形式作證,以換取政府對她兒子薄瓜瓜的安全保障與其他讓步。但如果她承認參與貪污,就可能面臨新的指控。

接近谷家的人士稱,谷開來一直注意保護兒子免受政治調查。據信薄瓜瓜現在美國,尚未受到大陸政府任何指控。10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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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张京育:从和平到和好(二):两岸和平协议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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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京育:从和平到和好(二):两岸和平协议的探索
Aug 17th 2013, 09:00, by Chinese Netizens

  两岸统合学会顾问、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校长、前"陆委会主委"张京育在《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从和平到和好(二):两岸和平协议的探索》,作者认为:"双方目前虽然有和平关系,但只是一时的权宜,双方关系的和平并不稳固,所以不能站在长期和平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深度、广泛的制度性的合作,双方的社会阶层亦无法推心置腹的来往。""两岸和平协议与两岸终极关系协议有关联,但不可混为一谈。和平协议可以使两岸和平关系制度化,长期化,它也可为两岸终极关系的安排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也为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平相处、和平融合提供实验的进程与条件。"文章内容如下:

  两岸和平协议问题的根源

  我们之所以谈论两岸和平的协议,可以举几点原因:

  第一、是两岸之间并不和平,所以需要努力去达成和平,而协议的和平是比较能够持久的。

  第二、两岸之间虽然有和平,这种和平是在一种没有武装冲突的意义上存在。彼此之间的猜疑、对抗从未真正消失,甚至是随时可能出现。要消除这种猜疑、对抗,双方只有用协商的方式来建构和平的关系。

  第三、是双方目前虽然有和平关系,但只是一时的权宜,双方关系的和平并不稳固,所以不能站在长期和平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深度、广泛的制度性的合作,双方的社会阶层亦无法推心置腹的来往。一旦签署一项正式的和平协议,双方的和平关系就会稳定下来,其他的和平红利,例如军备竞赛的停止、经济合作的加强、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社会文化交流的深化等等,就可能接踵而来,双方关系在质和量上可能有飞跃的进展。

  第四、两岸关系不仅仅是牵涉到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的稳定、两岸关系的动荡、两岸关系的激化,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会影响到大国的关系,也影响到亚太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之间如果能够签署和平协议,它不仅仅是保障了一个和平的两岸,也会对和平的东亚、和平的亚太有一种保障。假如冲突、竞争、对立超过了六十年的台海两岸,能够在多年的交流、沟通之后,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对于其他区域性冲突的解决,譬如中东、南北朝鲜,也应该有一种启示性的作用。

  既然和平协议的目的是以协议的方式来追求和平、巩固和平,那两岸之间为什么没有和平?引起两岸冲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冲突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如果这些冲突可以各自和平的解决,或者这些引起冲突的因素可以克服、消除,那和平自然就会来临。两岸之间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冲突?在这里做一个扼要的剖析:

  第一、是历史,即所谓未完成的内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到1927年之间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度合作,国民党称之为联俄容共,目的是要完成北伐,统一中国,争取外援。共产党称之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在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中共走向武装斗争,便成为内战。抗日战争期间曾经一度组织一个抗日的联合战线,但即使是在那段期间,彼此的斗争依然持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北。尽管60多年以来双方的关系变化多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不过是一场没有完成的内战的延续。目前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

  第二、就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方面的冲突。这个观点就是把两岸冲突看成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之间冲突或者是未完成冷战的一个延续。东西方的冷战当然包含权力斗争,本质上却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对抗与冲突。所以持此观点的人,就把两岸冲突看成是两岸体制上的基本差异。一边强调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开放社会、政党政治;另一边是强调一个党国的体制,中央集权,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社会、文化,而公安、检察、法院都是所谓专政的工具。

  由于这种制度面与价值面的基本差异,一方难以接受另外一方,一方也不肯屈服于另外一方,所以冲突与对立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是来自于所谓民族自决的理论。有些人认为历史演变到今天,台湾与中国大陆虽然有历史渊源,是所谓同文同种,但是已经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认同,台湾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独立的命运共同体,跟大陆有关系,但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形之下,强调历史上内战的冲突,不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有冷战意义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也不再具有决定性。两岸之间就是两个对立的个体,是邻居的关系,未来要发展成为任何关系,都要由双方自主决定。这个想法,表面上是符合所谓公民自决、民族自决的理论,也是一种特殊历史观演绎的结果,就是说把海峡两岸政治上的分隔解释为兼具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分隔。大陆当局不能接受这个观点,视之为去中国化,背弃民族大义;台湾方面则是坚持主权、自决、民主;因而两岸之间就可能引起尖锐的冲突。这种观点,导致了台湾内部统独路线之争,也导致两岸分合异同之争。

  当然两岸之间的冲突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譬如说有些人认为两岸冲突的尖锐化,两岸之所以不能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是受到美国、日本这些大国,想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影响。美国或日本都希望利用台湾与大陆的对立,来遏制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或者希望利用台湾来转化大陆,使大陆未来的发展方向符合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利益。这种不战、不和、不统、不独,既统又独的两岸状态,目前是最符合美国、日本等国的利益的。

  两岸冲突的因素在概念上可以加以区隔,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无论如何,如果这些导致冲突的因素,不能够诚实的面对、克服、消除,那么真正的和平是很难达到的。

  六十多年来,两岸冲突对抗,虽然有多种解释,但这些因素的比重其实也可能有变化。

  我们瞩目的另外一点,两岸关系的前三十年与后面的三十多年,可以说是分别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有不同的特质。二次大战后,有四个分治的国家,即德、韩、中、越,它们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国际的背景。现在德国与越南已经统一,韩国还在分治,而韩国与朝鲜、大陆与台湾关系其实并不相同。最少两岸的分治并不是国际协议的一个结果。

  两岸分治已经超过一甲子了,六十多年来两岸关系从内战当中的敌对走向国际上两大阵营的一种对抗,在权力、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分歧。一直到七十年代的末期,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走向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的后期,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探亲,双方才进入在摸索当中交流,在交流当中寻求制度化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已经跨越了三个十年。

  我们如果冒着以偏概全的危险,把这三十多年,也就是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两岸关系到现在的演变做一个概括、归纳,可以说它有几点特质:

  第一点、它的曲折多变。所谓的曲折多变是指两岸关系的稳定度比较低,突变性比较大,虽然有持续的民间交流,而交流是日渐加深、加广,但是因为历史、内政、国际以及领导人气质等等的因素,两岸关系温度的升降幅度很大,两岸关系的敌对、疏离与融洽度也是高低起伏。双方交流顺利的时候,往往希望能一笑泯恩仇,但是也有持续外交敌对、危机四伏、震惊国际的险恶波涛。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在这曲折多变的过程当中,更有着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的感受。

  其次、就是它的复杂及多元。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民族纽带,有共同的或互补经济利益,更有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说起来应该是能够很顺利的推动两个社会间的全面交流。就像长江千折总是向东流那样。然而,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与两岸内部的因素,造成两岸关系复杂多元,而且往往具有矛盾性的特色。两岸贸易快速成长,应该是全民获利,但是不同部门之间就可能有不同的得失。例如台湾农业部门可能认为竞争力不如大陆,就不希望大陆农产品进口。又如两岸的投资受到欢迎,但是台湾方面仍希望调控投资的类别与步伐;文教、宗教交流理应减少障碍,并听其自然发展,但是双方当局或某些社会势力,仍然不免自以为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规范,甚至控制。双方都要保护自己的信仰系统。承认大陆的学历,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高等学校来学习,大陆劳工是否留用在台湾,都曾经在台湾引发问题。但是与其他国家的来往就没有这么大的争议性。

  第三点、政治因素与非政治因素常常相互影响。两岸交流的开启是因为两岸的政治大气候改变其开端,亦维持它的动力。也就是说,是在大陆追求改革、开放、发展,台湾强调人道、自由、和平、互利互惠的情况下交流。但是政治性因素,如两岸关系的现状怎么来界定,两岸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还是"一个国家,两个地区"?还是两岸之间是所谓的"一边一国"?还是说两岸是一个"国家分治"而有两个"平行管辖的当局",在原来中国的领土之内互相不隶属。两岸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分离?是统合?是融合还是统一?统一的模式是不是只有"一国两制"?台湾的"总统"直接民选跟"中央政府"执政党的轮替,甚至过去所提出的"入联公投","返联公投"、"公投制宪",究竟是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还是迈向台湾"独立"的重要步骤?这些无论是在理性的认知或者主观的判断上,都会影响到非政治性关系的广度、深度。从另一方面来讲,两岸民间交流的实质性进展与需要,也是促成政治性关系改变的原动力。只要看到现在两岸人流、物流、钱流逐渐地加强,观光由暗而明,大陆出版品大量进入台湾,小三通扩大、大三通成型。甚至于台北上海一日生活圈的形成,都在在看到政治的手在退缩,民间的脚大步向前跨的明显迹象。

  第四点、和平发展跟互惠互利的政策奏效。尽管有以上的一些特点,我们仍然不能不看到在和平发展跟互惠互利的政策引导之下,两岸关系虽然风雨不断,有时候还有疾风骤雨,但总的来讲,两岸的人员、货物、金钱、文化、教育、企业、科技、医疗等等方面的交流,是不断的在广化、深化;两岸投资关系的加深与两岸人员和资讯来往的热络,冲淡了两岸政治上的疏离,增进了两岸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大的氛围使两岸当局一旦再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不得不审慎为之。所以这些交流的深化、广化与制度化,既是两岸社会交流的成果,也是两岸关系的一种安全瓣。譬如说今年一月的三合一选举中,马英九获得连任,一般认为其所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化交流的政策是他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岸关系的机遇与发展

  如果我们把1995年到2008年时期的台海两岸关系看成是一个冲突共存的时期,2008年5月以后的两岸关系就进入一个深化交流、合作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两岸透过一系列的协商,稳定了双方的关系,减少了彼此的疑惧。在经贸、金融、交通、文化,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呈现一个多面向的发展。在政治与安全方面,则是进展比较少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外交上停止了恶斗,军事上不再威吓,与前期相较平静得多。先求稳再求变;先为其易再为其难;先经济后政治,可以说是双方主观的选择。必须认识到有些问题是现在解决不了的,不要勉强去触碰它,但是能够做的就尽量去做。两岸关系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多方面的基础之上。包括:

  第一、双方接触交流的管道和方式的增加。第二、就是减少双方的疑惧,特别是任何一方都不要去挑战另一方的核心利益。第三、是要增加行为的可预测性与政策的持久性。第四、是要增加合作或者是协调的范畴。第五、就是落实互动关系的制度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5月之后海基会跟海协会之间有多次的协商并签署了18项的协议,在这18项协议里的各个领域都有其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因为它包含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并且有很大的后续发展空间,而两岸又成立了一个经济合作委员会来执行经济合作架构,这样的协定自然有其政治性,它经过"行政院"同意,也送请"立法院"三读通过。

  接下来谈政治协商的问题。任何的协商或是谈判都是两边或是多方相互尊重共同决策的过程,目的是要追求共同的利益,也就是期盼协商所获致的成果,对双方而言,都是比现状更好的安排。所以双方彼此都要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强烈合作的动机,愿意妥协或者让步,不会一意孤行,也不会以谈判或协商作为斗争的工具,保持弹性、保持理性、态度开放,这些是谈判过程与谈判协议之达成必需的条件。

  两岸对于协商其实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双方都认为既然时常来往,就必须共同采取一个制度性的方法来处理来往时所发生的问题,希望互动能够稳定、能够制度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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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张家康:张国焘的诡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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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张家康:张国焘的诡异人生
Aug 17th 2013, 07:31, by Chinese Netizens

  1979年12月2日夜,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病院,室外朔风呼啸,雪花飞舞。一间紧闭的病房内的地板上躺着一个中国老人,僵硬的躯体已经一动不动。从老人抽搐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生命终结前最后一刻的挣扎。谁曾想到,这位死于异国他乡的老人,当年曾有过叱咤风云的流金岁月,也曾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他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张国焘。

  五四运动的弄潮儿

  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理工预科。这位新生初入北大的感受,与他所预期的大相径庭,校内乱七八糟,师生间除授课外,彼此不相闻问。老生的老爷派头和守旧习气,使他大失所望。好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蔡元培任校长,接着又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北大由文科始,开始全面的改革,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陈独秀来北大后,《新青年》也因之而迁来北京。北大就这样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青年学子们都十分喜爱这个杂志。

  他是个用功的学生,总想以后以学业安身立命,报效祖国。课余他也常常阅读《东方杂志》《大中华》之类的刊物,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治学的新途径。直到1917年春,他看到《新青年》,才产生出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说:"我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顿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讨论。"在北大学生中,他也算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

  1918年5月21日,《大中华报》披露《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学生们对此协定异常愤怒。次日,北大和其他几所学校的学生,来到总统府,捧着请愿书,恭而敬之地要求见冯国璋总统。这是张国焘初涉政治的第一次行动。当时,他就对这种温和的请愿"觉得太不够味",他欣赏"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的抗议方式,这种热烈的情绪,促使他萌发"激进"的念头,"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

  他和一些同学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成员有100多人,多是北大学生,而且,后来都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久,邓中夏又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他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讲演的内容多为启蒙教育,也有结合政治形势的讲演。此时对他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同李大钊的来往,他说:"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

  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干事会也应运而生,干事会由段锡明、罗家伦、康白情和他等组成,他负责讲演部的工作。5月19日,北京学生全体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讲演部更是走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他们走街串巷,深入民众,宣讲买卖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

  北京政府严令禁止北大讲演部的活动,并开始大规模地抓捕学生。6月2日,张国焘等6位同学在讲演中被警察逮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牢。张国焘等的被捕,激起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愤怒,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罢课、罢工、罢市一浪高过一浪,北京政府不得不屈服,答应被囚学生的要求,由警察厅道歉,还用汽车将张国焘等礼送回校。他因此而享有"学生要人"的美称。

  在北大学生干事会的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任,并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上,他又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大潮过后,北京学联的工作冷清下来,他也开始思考往后的人生。10月间,他辞去北大学联和北京学联的职务,一门心思,准备"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

  北京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学运领袖的迫害。12月的一天,在得知警察将拘捕他的消息后,他和罗家伦悄然上了火车,直奔上海。他在上海凭借北京学运的声望,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社会名人广泛接触,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伦、邵力子和张东荪、梁启超等。他还和许德珩、康白情和刘清扬拜访孙中山。过了10天,孙中山又单独召见他,对他关注民众和工人运动的热情极为赞赏。北京是回不去了,他只得安心在上海避险。这时,上海有个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如黄介民、曹亚伯等,他不仅耳闻,而且十分熟悉,他们都是老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就在孙中山召见张国焘后不久,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邀请他参加这里的工作。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刚开始也是很热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可是,当他得知北京的风声已去,重理学业的思想又将他的政治热情复归平静。1920年5月初,他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又回到母校北京大学。

  中共初创期负责人

  张国焘在北京还是不得存身,他已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单,况且,用他的话说:"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学业之梦就此破灭,他索性整日泡在北大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

  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乘着暑假多已离开学校。在征得李大钊的意见后,他决定去上海。行前,李大钊让他向陈独秀"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计划,他也很赞成"。这时,陈独秀等已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要回北京了,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在北方发起组织共产党。

  回到北京,他向李大钊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转述陈独秀的意见。10月,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会议,正式成立共产党组织,随后成立支部,李大钊为书记,他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1921年6月,北京党接到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刘仁静是这样回忆选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他说:"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会议主持人理所当然应是陈独秀,可陈独秀因故缺席,而李汉俊、李达不善交往,代表们这才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在中共一大上,代表们选举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初创时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工人运动, 8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为主任。正当他全神贯注于工人运动时,又被推举为中共代表之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参加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他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受到抱病出席会议的列宁的接见。这在当时党内是非常稀罕的殊荣。

  回国后不久,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中共二大到西湖特别会议,他都与国际代表马林唱对台戏,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而坚持建立党外统一战线。1922年10月,陈独秀与刘仁静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直到次年1月,他代理陈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二七大罢工时,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总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中,他也在被捕之列,只是在工人的帮助下化装成卖花生米的小贩,才死里逃生来到汉口的法租界。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他因不赞成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而与马林再次发生争执,他的中央委员因此而落选。1924年5月,他们夫妇被逮捕。据上海《申报》报道:"自前日(5月26日,作者注),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另据相关档案资料,他在狱中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党的负责人。

  阶下囚的生活使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他说:"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他承认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他的革命情绪明显消沉,他自己也表示以后"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的好"。

  坐了5个月的牢,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们夫妇终于走出牢房。出狱后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他又进入中央核心,进入中央局。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发生时,中央局的5位成员中,彭述之患伤寒住院,蔡和森也因气喘病而不能视事,陈独秀负责全党的工作,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他是中央局分管工运的干部,责无旁贷地去了上海,直接指挥和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中共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不久改称军事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可谓中共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为政治局常委,他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增补瞿秋白为常委。此时,他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挤对总书记陈独秀,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和中央机关的工作者郑超麟回忆:"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中央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他终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委会,陈独秀体面地下台,由他和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南昌起义,他支持南昌起义。可7月26日,共产国际来了新的指示:"如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让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将共产国际指示向领导起义的几位同志传达。7月29日,他给南昌的同志发去密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决定。第二天,他赶到南昌,仍然坚持如上意见,没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对。他见起义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就是这段经历,使他在八七会议上,由政治局委员而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一撸到底,只是个普通党员。他对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中央申诉。在中共六大上,他旧话重提,就自己的处分与瞿秋白进行不依不饶的争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似是为他辩护说:"张国焘说:'我当时想暴动是很危险的,但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说了就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我对于他是很明了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说,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错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不守纪律,而将他开除出党籍了。"

  也许是布哈林的话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在归国途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28日,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决定让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而这正是他所心驰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长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便仗着四方面军实力,蔑视中央红军。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在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统一指挥"等为借口,写信向中央要权,消极对待北上的方针。中央考虑到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并为促使四方面军北上,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

  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让胡宗南部得以集结扼守松潘,红军决难由松潘而入甘南,只得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执行北上的方针。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当右路军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并打开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时,他的南下主张非但丝毫未变,而且越发的无所顾忌。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得此电文后,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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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维权网 | 胡星斗教授实名举报黑龙江农垦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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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胡星斗教授实名举报黑龙江农垦黑幕
Aug 17th 2013, 06:33, by Harmonious Society

尊敬的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

我一直关注、研究黑龙江农垦的民生现状,2013718日我主持召开了《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研讨会》,现在我实名举报黑龙江农垦某些领导严重腐败、弄虚作假、非法收取农工高额税费、截留种粮直补与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向中央瞒报巨额非法收入与大量"黑地"、残酷剥夺与欺压农工、对于维权农工殴打、非法拘捕与劳教的罪行!同时,我实名举报黑龙江农垦当局在改"四风"、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不是真心落实总书记的号召、反省自己、认识错误,调整其政策,检讨其腐败,而是以"诽谤"罪频繁讯问、传唤来北京参会的农工代表、四处"灭火"删除网络视频与微博、非法搜查农工住宅、没收农工电脑及其他私人物品的罪行。
以上举报,敬请调查、核实、查处。
此致,
敬礼!
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研究者胡星斗
        2013-8-12
黑龙江农垦问题综述
2013718召开的《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研讨会》,与会专家对黑龙江农垦某些领导严重腐败、弄虚作假、非法收取农工高额税费、截留种粮直补与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向中央瞒报巨额非法收入与大量"黑地"、残酷剥夺与欺压农工、对于维权农工殴打、非法拘捕与劳教的问题与罪行进行了研讨,充分表现了公共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之心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研讨会后,胡星斗又实名举报了黑龙江农垦当局在改"四风"、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不是真心落实总书记的号召、反省自己、认识错误,调整其政策,检讨其腐败,而是以"诽谤"罪频繁讯问、传唤来北京参会的农工代表、四处"灭火"删除网络视频与微博、非法搜查农工住宅、没收农工电脑及其他私人物品的罪行。
黑龙江农垦的主要问题是:
一、违法收费,违法行政。
1984年以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各农场将农业机械等生产工具全部转让给个人及职工,国营农场的土地全部承包给职工及个人。此后,国家对农场再无投资,农场没有农业机械,也没有能力开垦荒原。1986年—1996年之间,各农场向个体、职工及地方人员(下称"开发业主")招商引资开荒,开垦剩下的大量荒原(比较次的荒原,好的荒地早已开垦完毕),采取头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
经过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土地管理部门是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下设的办事处,农场是企业,自己没有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开发业主响应国家政策,独立投资、自负盈亏、依靠高利贷、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开发了大量的国有储备荒地。他们每年通过农场向国家交任务粮及农业税,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也向开发业主颁发了土地使用证书。
2006年以后,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见国办发[2006]25号文件),国家免去农业税、乡村道路维修费和计划生育费等五项统筹。具体实施办法见黑垦局发[2007]7号。
对于开发性农场,根据国土籍字[1995]26号文第6条,国有土地开发者拥有土地使用权。既然国务院2006年开始已经免去农业税及五项统筹,那么开发性业主应该从此不向国家上交税费,但是农场违背国办发[2006]25号文件,仍然将个体开发性土地与其他国家投资开发的土地等同收费,并且收费标准大大高于国办法[2006]25号、黑垦局发[2007]7号、黑垦发[2005]18号文件的规定。[2007]7号文件明确规定,收费标准不能高于税费改革前(2005年)的标准,也就是120/亩,但农场2006年以来的收费远高于此(见各农场2009201020112012年文件所规定的收费标准),今年大概在400元左右、亩。
农场擅自制定收费标准,并且一年一签合同,每年收费标准都借机大幅度提高,如果开发性业主不交费,农场就采取威胁、恐吓、抓人等手段,利用自养的打手公检法强制执行。一年一发包,就意味着开发业主的巨额投入白扔了,农田基本建设不能搞了,就意味着承包费可以年年涨,同时给某些基层干部带来许多黑箱操作的空间!
二、违法抢夺农工的土地使用权,骗走土地使用证。
正当个体开发性农场熬过困苦、取得收益之时即1996年,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下发通知,告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旧证换新证),谁知是骗局!开发业主大部分交了旧证,但新证一直不给换发。此后开发性业主之间转让土地也不给办理转让手续。
农工开荒开发属于自负赢亏、自筹资金,未花农场一分钱,而且是经过了农场同意、土地管理部门登记批准后开发的,颁发了土地使用证书。农工开发的土地是国有未利用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应属于开发利用者,农场只负责管理。根据政策文件规定,开发者对开发性家庭农场的土地具有长期使用权,不能随意终止。《土地证书》载明的国有土地使用期限,应当按国家政策规定为30年—50年。
三、农垦部分干部腐败严重,农垦拥有2000~4000万亩黑地,平均每年40亿~60亿元的税费不明去向。
据农工估算,整个黑龙江农垦拥有2000~4000万亩黑地,平均每年40亿~60亿元多收的税费不明去向。农工反映,有的农场场长公开拥有56个以上"老婆"。
四、对于举报腐败、上访维权的农工,农垦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拘留判刑、劳教等手段残酷镇压。
农垦因为举报腐败、上访维权而被非法拘禁、殴打、拘留、判刑、劳教者不计其数。农垦自办"信访学校",以学习班之名行非法拘禁之实!这些"黑监狱"、"集中营",理应依法取缔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黑龙江农垦的其他严重问题还有:
截留侵占国家巨额种粮直补、退耕还林补贴;
强制农工购买指定的高价种子、化肥,低价收购农产品;
违法抢夺农工粮食,大面积药死农工农田的禾苗;
国有农场机构臃肿、加重农工负担;现在农场、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大大超过"生产建设兵团时期"
利用假农工"演戏",捏造农工称赞农场形势一片大好的虚假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农垦自养公检法机构,使得作为社会公器的公检法沦为农场、农垦领导个人的打手与工具,"领导"可以随意打压、拘禁不服从的农工,使得农垦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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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维权网 | 紧急关注: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刑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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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紧急关注: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刑拘(图)
Aug 17th 2013, 05:33, by Harmonious Society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杨茂东)被刑拘。今天(2013817日)杨茂东的姐姐杨茂平收到了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通知书:杨茂东已于20138823时被刑拘,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郭飞雄前些时日和朋友失去联系,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是直到今天才得到确切消息。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遭遇刑拘,显示出中共当局对民间维权人士的大规模镇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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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周瑞金: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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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周瑞金: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
Aug 17th 2013, 05:31, by Chinese Netizens

  【要点1】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机制,比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功能,不一定都由政府直接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

  【要点2】然而,这样灭掉的只是大众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尾的"暗火"或"地火",社会深层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就被隐瞒下来,没能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腹诽,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时,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新领导人虚怀若谷,高调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经常被遮蔽。从周口强制平坟,到山东地下水污染,从贪官假释,到清华大学朱令案、北京的京温商城女孩"自主坠楼"案,很多舆情热点,问题并未解决,后续报道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出现一些所谓"负面新闻"是相当正常的情况。不正常的,倒是一段时间以来,温水煮青蛙式的麻木不仁,社会舆情与主流媒体两个舆论场渐行渐远的尴尬。

  今年一月,新任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考察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时,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鲜明的要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使报道贴近读者需求,符合干部群众的口味,富有吸引力感染力;抓住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抓住思想领域的倾向性问题,抓住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及时推出评论文章,抢占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这种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当前新闻工作的现状是,新闻理念经常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脱离实际,不能切中时弊,特别是面对互联网微博客等"自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话语权"并不总是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及其官方媒体手中。党的新闻工作如何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需要我们总结新中国成立64年来的经验教训。所谓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有两条:

  第一条:党管新闻媒体的底线必须坚持,这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1980年底,在波兰"团结工会"刚冒头的时候,陈云同志就告诫:"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同志把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并列,上升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一直警钟长鸣。历届思想宣传管理部门都不敢对宣传工作掉以轻心,守土有责,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条:党管新闻的方式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针对时代的新变化、传播技术的新发展、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不断调整党管新闻的策略、途径和技巧,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始终注重新闻宣传的实效。

  我1962年秋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解放日报社工作,31年后奉调人民日报社工作。回顾几十年由地方党报到中央党报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这两条经验对我们都太重要了。党管媒体的政治底线不能失守,同时长期沿袭的新闻管理方式亟待改进。

  在十八大精神鼓舞下,我们应当下力气以改革为动力,努力探索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这对全面贯彻十八大精神,是很有意义的事。

  一、思想宣传工作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绿叶配红花,加油不添乱。

  胡耀邦同志在1983年整党中,曾要求思想宣传工作部门"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联系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考虑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相适应。这是针对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有些领导,他们在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总是强调反倾向斗争,一会儿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会儿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80年代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工作构成较为严重的干扰,因而受到当时国务院系统老领导的一致抵制。邓小平同志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时,说他们是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后来,有些领导也热衷于"反和平演变",修整媒体人。这样的管理思路和做法,让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成为改革开放的绊脚石。进入90年代后,这种与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才告结束。这是一个很大进步。

  现在有意"另搞一套",与党中央改革路线分庭抗礼的做法难以再有了,但由于思想宣传工作管理的不当而引发公共事件,仍需要注意避免。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制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应当说,这就是党的总任务,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思想宣传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对此认真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如果损害政治局八项规定所营造的官民融洽的政治氛围,损害攻坚克难推进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影响到十八大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那就值得反思了。

  二、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路线的把握,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及提出应对之策,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

  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即使被舆论视为民间报刊的"南方报系",其实也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子刊,归广东省委管辖。因此,党管媒体理所当然。据我了解,在体制内媒体工作的编辑记者,绝大多数是充分尊重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研判,以及干部的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管理。如果有媒体干部不胜任党的宣传工作,也可以适当进行调换。但一旦任用了合适的总编辑,就应充分授权,不宜再越俎代庖,代替总编辑去过多地干预具体办报业务工作。

  陆定一、习仲勋同志做中宣部长时,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十分尊重。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解放后第一次大改版,由胡乔木同志执笔的《致读者》提出:报纸"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改进报纸文风,更要改进"党风","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这些迄今仍感耳目一新的提法,显然是与当时中宣部酝酿"双百方针"一脉相承的。在抓干部、抓大政方针的前提下,中宣部给报纸总编辑及整个编辑部充分信任,充分尊重,充分放手。那时候的人民日报密切配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领导的工作部署,办得相当出色。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像管理"铁路列车运行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宣传管理中,直接介入了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新闻的部长(甚至是局长、处长,乃至科长),颐指气使,俨然成为媒体的总编辑,而报纸总编辑反倒变成了总编室主任,等因奉此,照办不误。这种做法,表面看是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确保任何环节不出一点纰漏,却扼杀了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宣传管理的实效,反而让党管新闻的位势降低了。按照这种管理做法,出现了千报一面,全国媒体按某个时刻表同时宣传树立某个典型,而不是由领导部门提出当前宣传某种主流价值观,让各媒体自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少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实效。

  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此前,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宣传造势,据我从网络贴文观察,效果适得其反。对互联网信息安全,当然要立法管理,为配合立法的宣传造势也是必要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动机和效果不统一,只强调互联网信息有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一面,避而不谈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监督权。其实全国人大制定的11条,大多是从保护网民权益角度立规的,基本上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网民在法规公布后都松了口气。立法前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就在于我们这种过时的、强势的、一边倒的主观宣传方式。

  比较而言,我注意到《中国青年报》连发评论员曹林的9篇评论,每一篇都是从网民的关切提出问题,旁敲侧击地支持互联网立法,效果要好得多。原因无他,无非是《中国青年报》保持了新闻宣传的某种自主性和创造性而已。思想宣传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尊重媒体人的这种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正如今年年初,上海市委领导视察当地报纸时说的一句话:"对报纸编辑记者要存敬畏之心!"党领导媒体,就包含有党的领导人应当尊重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应有之义。千万不要低估多数编辑记者的政治责任心、职业精神和坚持改革创新的共同意愿。

  三、宣传管理部门不宜只做地方政府的"灭火队",更应成为全党全国意识形态的建设者。

  常听到宣传部门的同志抱怨,成天疲于奔命,帮助地方政府应对层出不穷的突发公共事件,"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自己要做什么"。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积累和叠加,需要及时化解,警惕和制止社会动荡。但是,思想宣传部门毕竟不同于政法部门,我们既要帮助地方政府"灭火",更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国思想文化的生态治理上来。思想宣传部门要做浇灌国家意识形态的园丁,要做达成全民政治共识的强力粘合剂,要做知识界文化界的优秀统战工作者。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对互联网的切实有效管理。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机制,比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功能,不一定都由政府直接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当然领导部门需要以适当方式放大理性的声音,缩小和孤立不理性的声音。

  四、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提高新闻宣传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避免公权私用和主观随意性。

  自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以来,行业监管者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已成政府和民众的共识,大众传媒管理部门也不宜例外。能否遵照法定程序实施管理,管理规则能否透明公正和客观量化,被管理者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这些都是涉及一个行业正常运转和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

  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十分辛苦,不舍昼夜,全神贯注,随时捕捉和制止负面新闻和议论的扩散。而网站运营商因为帖文管理任务重、所需人力多,硬是把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然而,这样灭掉的只是大众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尾的"暗火"或"地火",社会深层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就被隐瞒下来,没能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腹诽,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时,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掌握着没有法律规范的无边际的权力,更应该谨防把自己当做党的天然化身和真理的垄断者。这里明显包涵了多重角色的混淆:中央级监管部门本应秉持"北京立场",以维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公信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宗旨。但当地方屡屡以"维稳"相要挟时,经常为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某些无良官吏"背书",默许地方政府间的"跨省删帖"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消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现行体制的公信。

  同时,监管者的主观裁量空间过大,对新闻和帖文的禁与放,取决于具体监管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审美观乃至瞬间智力水平。监管过程缺乏上下的交流沟通,常常运用行政权力判断是非,轻率褒贬,这显然不符合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必然容易产生失误。还有关键的一点,是监管过程缺少质询和监督核查。这就给监管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不小的缝隙。国家证券监管业曾发生了王益那样的腐败大案,新闻传播监管中是不是也可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呢?这也值得警觉。

  新闻意识形态的管理,影响着社会体制和机制的弹性、活力。如果发展到对任何突发事件和负面新闻都要设法扑灭报道和议论,仿佛国家遍地到处都是敏感的G点,每一年都是大乱将至的末代心态,恐怕是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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