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

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八年(198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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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八年(1981-1989)
Nov 17th 2013, 15:46, by Chinese Netizens

  

   陈伯达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笔者陪伴下度过的,其中,有七年处于保外就医的状况。这段时期,他在权力部门的安排下,蜗居危楼,远离尘嚣,可生活中仍有一些波澜。对这一段历史,本书亦应有所交代。为避免书的篇幅拉得过长,笔者暂以陈晚年的写作情况为主,略作陈述,是为尾篇。

   ◇ 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记得一九八八年夏天,香港一家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披露,陈伯达曾在内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此,引起过某些读者的疑问。

   一个从一九七○年起就被打翻在地,关进囚牢,长期受官方文件和报刊批判辱骂不止,十几年后也不过是保外囚徒身份的人,竟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这在中国内地似乎是件破天荒的事,这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事情先要追溯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份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七月十五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恰是白乐天《苦热》诗:”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的时节,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信,我对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厂请好假,并开具了探监的介绍信,随即搭车北上。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一九八○年五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一九八一年三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八月五日到达北京,八月六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 八一年底开始照料父亲

   在我探视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王申科长与我商议了治疗、护理等事项,至于以后怎样安排,一时还定不下来。几天后,我又回到石家庄上班。

   医院本非久住之地。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就催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没有了住处,家庭成员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寻找一新的安家处所,考虑到陈伯达腰腿有病,开始还想找平房,但平房实不易找,当时已经天寒,而有暖气的平房更不易找,几经周析,最后还是把家安在东郊新居民区一幢六层楼的顶层。

   根椐中央的有关条文,在征得我母亲余文菲(已于一九四八年与父亲离婚)的赞同并对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后,一九八一年底我离开了已做工十四年的工厂,告别了在我极端困难时曾给予我生活勇气和诸多帮助的同车间工友,携妻带子,迁来北京,照料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陈伯达以前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萧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辆面包车,到中南海西苑门内中央警卫局一库房领取了上面发还的陈伯达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有些还能凑合著用,有些则已破损不堪,只能当废品卖掉。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份工资和稿费(陈只使用建国初期的稿费,一九五八年以后的稿费都已捐给科学院图书馆)购买的书籍却一本也没有。陈平生购买的书籍,以学术书为主,古籍碑帖也较多。碑帖为当世所轻,虽称文物,却少有问津者,陈惧碑学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画等物陈也少量买过一些。统共算来,陈的文物与他昔日学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伪藏品相比,无论数量或价值,都只是田的零头。陈伯达保外就医后,每天都要读书写作,由于过去的书籍去向不明,书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他先托熟悉的同志从有关部门借了一部份书,又从当时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中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重新购书并订阅一些报刊。直到一九八三年二月,他的生活费增加为每月二百元,购书用钱始觉稍宽松一些。

   ◇ 出狱后的写作情况

   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份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一九八二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和批判四人帮以儒法斗争解释中国历史的《儒法两家”其实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写的《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一文的篇首,借用西班牙人士的话,强调提出:”出路在于革新。不革新则灭亡。”开宗明义地点明了经济问题的迫切性。陈伯达写读书笔记,是想借他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明白自己只是个犯人,人微言轻。

   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一九八四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

   ◇ 和周扬长谈四小时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瓴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对陈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为甚么周扬会力主对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档案可能不再封存,许多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于世,到时人们将是会理解的。在此,笔者只谈史实,而不加以解释。

   尽管实行了有区别的政策,陈伯达晚年仍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状况。凡要求与他相见的人都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只有两位他过去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获准可以经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扬处工作过,与周很熟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记得是个星期四,离五一劳动节放假只有一周了,王保春和王文耀于傍晚时分来探望陈伯达。王文耀谈到,他最近刚去看过周扬,周扬说愿与陈见见面,但周本人并不方便提这个问题。便由陈伯达向他提出:希望见见周扬,请公安局向上级请示,如果允许相见,见面的时间、地点请公安局安排。当天公安局方面答复说:经过请示联系,同意相见,当晚七点在周扬家里见面。

   这一天,即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在陈伯达晚年的清冷生活中,无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六点半左右由公安局萧键和老岳两人陪同,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周扬家中赴约。

   按照公安人员的意见,我未能陪同父亲前去,只好坐在家中静等。原估计谈两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因为周陈两位都已上了年纪,谈话过久会很疲劳。但时间过了十点,外面已是夜深人静,却仍不见父亲回来,我不免有些着急。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终于回来,因时间已太晚,父亲没能多谈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起床比平时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讲了与周扬晤谈的详情。他说,周扬住的地方原是黄炎培先生的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晤谈是在会客室进行的,参加的共有四个人,除了他和周扬外,还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周扬的秘书谭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员没有在场,他们在另一间房子休息。

   陈伯达向我讲述的他与周扬谈话的内容,我曾简要记下一些。

   陈伯达对周扬谈到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说,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对于监狱中有所优待,陈伯达说,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时救过毛主席。四八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七一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

陈伯达告诉周扬:”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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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杨恒均 | 磨磨叽叽的日本人让我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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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磨磨叽叽的日本人让我发疯
Nov 17th 2013, 15:31, by Chinese Netizens

我最早接触日本人是在1985年。当年住进上海复旦留学生楼与外国留学生混住,认识了同楼层的几位日本人,并深交了一位东京来的田中同学。可能和八十年代中日关系和缓的大环境有关,我当时接触的日本人都挺友善的,我对他们也无成见,"南京大屠杀"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笔带过,钓鱼岛压根儿就没人提,中日友好如火如荼。

 

记得田中有一只磁带盒大小的Walkman (随身听),我羡慕死了。心想如果我能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该多好啊。一年后,他离开上海时给我留下了比随身听更令人兴奋的东东:厚厚一捆日本色情杂志。

 

参加工作后,接待了不少日本商人,认识到他们性格中的"认真"一面,这是鲁迅最推崇日本人的地方。"认真"当然是好事,尤其"认真"地去做好事。但在后来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认真"也可能变成死板与固执。东方最认真的民族是日本,西方最认真的民族无疑是德国。而日本和德国恰恰是二战中"认真"地犯下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屠杀罪的两个国家,也许与"认真"不无关系。

 

很难想象一个像中国人和美国人这样不"认真"的国家会在军国主义邪路上走那么远。美国总统如果让美国人违反良知和宪法去屠杀某个少数族群,估计美国佬搞两下就先跑到白宫抗议去了;而中国人呢,如果真被洗脑到冲出国门、解放全世界,估计走到一半,开小差的开小差,当汉奸的当汉奸,做生意的做生意,移民的移民,早他妈的散伙了。哪里会像德国人与日本人那样,一个一板一眼地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一个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屠杀亚洲人?

 

我常常想,日本人如果"认真"做好事,善莫大焉,可如果"认真"去做坏事,估计连美国也头痛。也许所有的性格都有两面吧。例如日本人团体意识强,绝对服从命令。这使得他们在二战中盲目效忠为天皇杀人犯罪,也使得他们听天皇命令投降后放下屠刀就搞起了民主。无论是杀人还是搞民主,都像模像样的,再看我们,吊儿郎当,搞什么都四不像。

 

日本人的第二个性格特点是吞吞吐吐、绞缠不清。我到美国后,开始接触日本普通民众与专家学者,交往较多的有两位来自日本防卫厅情报部门的日本人,相处得也还可以,大家时不时会在办公室讨论一些问题,但不久我就发现,总是无法和他们深入讨论下去,只到有一天,你看到他们嘴巴在动,脑袋可能也做出了思考状,但你再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更不用说搞清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了。

 

开始我以为是语言障碍,后来又认为是对方心有芥蒂,不愿坦诚相告,最后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的听力或者理解力出了毛病,谢天谢地,直到美国人告诉我自己的感受,我才释然。原来,日本人就这个"德性":磨磨叽叽,欲言又止,永远不会直接同你说出他们到底想什么。他们同我说话如此,同美国人以及任何外族都是这样。至于他们同自己是不是也这样说,只有天知、地知和他们自己知道了。

 

美国朋友告诉我,同日本人谈事,如果是签一条一条的合同,那没问题,如果是讨论一件有点争议的事,那非急死你不可。谈到后来,他们想表达的内容,至少有一半得靠你去揣摩与猜测。他们不是不想直接告诉你,而是他们根本不会如何去告诉你。

 

美国人说,有时搞急了,你大喊一声:"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们会马上点头"嗨"一声,但无论是点头还是"嗨"都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不同意啊。甚至有一位美国朋友说,美国人二战后对日本始终心存疑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日本人的这种性格,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想什么,甚至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干脆,直接强迫他们干就行了。

 

日本人的这一性格,加上他们在语言学习上的问题,疏远了他们同其他民族的距离。这常常让我想起日本独特的AV:那里面的每一位苍井空老师总是那种欲拒还迎的表情,让你搞始终搞不清她们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让你同这样的人交往,简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奸"的感觉。

 

如果说日本人的"认真"性格还不是一个大问题,那这种含糊其词的性格有时就真让人受不了。这些年我每每试图同日本人讨论中日关系、钓鱼岛等问题,几乎都毫无收获,每谈到关键问题时,他们就吞吞吐吐、含混其词,有时让你发疯,恨不得跳起来揍他们一顿。相比而言,咱中国人就爽快得多,就连说假话和谎话,也从来都是斩钉截铁,绝不会支支吾吾,更不会脸红。

 

我认为日本的这种民族性格也反映在他们的外交上,大家想一下,虽然日本人自己统计说战后他们大大小小的正式道歉已经有16次之多,但每说到二战罪行与军国主义,他们都含糊其辞、支支吾吾,好好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那是侵略战争,甚至像德国人那样下跪认错一次,会死吗?好吧,他们内心不想认错,就想重新武装,但不是复活军国主义,可你也可以说清楚啊,他同样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你说这种德性,如何能让亚洲国民放心?

 

除了上面两种明显的特征,我觉得在日本人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各种互相矛盾的存在。例如,极端的保守、封闭与极度的开放、包容:日本人自成一体,很难融入其他社会,除了中国人外,也很难有其他民族能够融入(打进)日本族群里;但这却是一个对中华文明随后又对西方文明敞开胸怀的民族。

 

有一点值得注意,我走那么多国家,竟然发现华人融入日本社会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华人融入西方各国的程度。日本人尤其是右翼对中国人有一种深深的鄙视与歧视,可我抽样询问了一下,在日本的华人回答在当地没有感觉到当地人(日本人)歧视的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华人的回答。当然,这可能和同是黄皮肤有关吧。

 

还有高度文明与极端野蛮、残忍同体。日本社会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亚洲公认最文明的社会,日本人的彬彬有礼更是举世闻名,可日本人在入侵亚洲诸国(尤其是朝鲜与中国)时犯下的血腥兽行,却是亚洲那些"落后与野蛮"的民族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这种矛盾的存在在日本人身上举不胜举,可能同他们所处的位置与环境有关:日本群岛是世界上自然环境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可却遭受地震长期的困扰,还有旁边让人不安的中华大帝国。日本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却是一个完全靠外来能源支撑的国家,使得他们危机意识非常重。日本"脱亚入欧",亚洲是脱掉了,可别说日本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人,又有几个能真正融入到西方?这点他们远远比不上中国人的韧性与可塑性。

 

说真话,如果同欧美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相比,我对日本人是抱有一定戒心的,但这个国家离中国如此之近,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如此之密切,显然是不能像南美洲的巴西等国家一样忽略掉的。我觉得,同日本打交道,一定要了解日本人的一些性格特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自卑与自傲恰恰是目前一些中国网友在对待日本时的心理:孤悬海外的日本靠中华文明起家,又靠西方文明发达,还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打得稀里哗啦,好不容易被原子弹打败,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在经济上把整个亚洲远远抛在后面……这让我堂堂中华大帝国如何不自卑?而我们展示自卑的办法又往往是自傲:崛起了,绝不能让"小日本"猖狂!

 

其实自卑与自傲是大可不必的,数数日本人的自卑与自傲,也许能让你心平气和一点:日本除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外,几乎就剩下"武士道",可在二战时跳了几下,就被原子弹废了武功、差点打回原形;虽然日本成了经济大国,政治与军事上却受制于人;虽然日本成了亚洲最先进的国家,树立了民主的典范,可这民主制度和日本的文化与思想没什么关系,是美国人强加给它的……

 

最糟糕的是两个一会儿自卑一会而自傲的民族狭路相逢!

 

 

杨恒均 2013.11.17 东京 "日本日记"之三

 

参考阅读:

  【调查】一套让差变尖子生的高效学习法

明星亲身体验:学习英快速见效的独特方法

【揭秘】医学博士分享男人行房延时经验

  【解密】人类史最惊人的记忆法则

【家长必读】美国培养优秀孩子的秘诀

"日本日记"之一:日本得了"和平痴呆症"

"日本日记"之二:网民视角解读《决定》改革计划

钓鱼岛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及

南京大屠杀,我们的悲愤从何而来?

日本真有那么优秀吗?

在日本思考文化、制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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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奇闻录 | 周末段子荟萃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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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周末段子荟萃 11-17
Nov 17th 2013, 14:45, by Grass Mud Horse

@陈陈陈陈: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下,不知道怎么产生出来得一小撮人坐在屋子里秘密决定中国人该怎么活,如果光说不做甚至反着做,中国人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萧瀚:决议的性质:第一,量改而非质改,好比以前每天抢1000块,现在改为每天抢900块,强盗还是强盗;第二,即使限于经济方面,缩手也很有限,不必急于高兴;第三,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以警察化军国化对付自由化。托克维尔引用过一个旧法国官僚的话说,过度集权会得政治脑溢血死。

@hnjhj:以前黑帮开了个会,说让你多生几个;后来黑帮开了个会,说你只能生一个;现在黑帮又开了个会,说你能生两个;下次黑帮再开一个会,说你至少要生三个。每次你都山呼万岁,真是比狗都贱。

@KenWong_:原来真有这么多人因为单独二胎开放而觉得政府厚道的,这得多脑残啊卧槽!本来就属于你的生育权,现在打五折还给你你还笑着歌颂,活该几千年为奴。

@张雪忠:即使曾多次失望,每当新领导上台,总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睿智学者)期盼甚至臆测他们会重启所谓的改革。我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因为人人都有沉溺于虚幻希望的倾向。我个人一直认为:十三亿中国人眼巴巴地等着七个品性和才智都十分可疑的人,来决定自己该享有多少权利和自由,这本身就极其荒唐。

@haitaode:有的人获得了生二胎的资格,但不愿意生。有的人,想生二胎,但没资格。建议二胎资格"上市流通",比如,10万元一枚。当然,你愿意当礼物把资格送给朋友,也行。嗯,计生办可能征收二胎指标交易费。

@tufuwugan:昨天和一个在司法部门的战友聊,他说废除劳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瞎激动,去年的精神病治疗新规出台,还有社区矫正新玩意的出台,再辅以各种法制学习班、洗脑班、黑监狱等等都是在替代劳教,只是名称上好听了,劳教国际压力大,名声臭,只好取消,换个羊头继续卖狗肉。

@弹弓子E:若干年后……张大妈对小女儿说:我不同意你和王二狗的婚事,二狗不是独生子女,你也不是。你哥因为有病到现在没孩子。二狗他妈也希望二狗找一个独生子女,因为二狗他哥是个同性恋。你如果嫁给二狗,我们两家人就只能有一个第三代。二狗得知后说:结个婚还得像猪一样考虑繁殖率的问题?这是猪定的政策吗?

@qiumazha:看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个抢劫犯对受害者说:过去对你是暴力了些。再说你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动粗了,从今天开始,我改……改偷——这样你会好受些。

@刀尔登:粗读了一遍《决定》,大致印象是,这是最后一次改革。在保障集团的领导地位及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是一次总的社会安抚,不少措施和倾向值得欢迎;它再次回避政治自由方面的问题,但其实施必定不能掩盖而是激发政治诉求,而此次之后,"改革"的余地不剩什么了,数年后如何,数年后自知。

@laowu1989:犯人在监狱里基本有一个潜规则是:不要欺负老实人太狠(原话是:不要见到怂人拢不住火)。现在许多政府官员都不懂此道理。抚州爆炸能让官员们醒悟么?!

@雾满拦江:从现在起你:结婚可以生二胎,上学没有重点班。高考不分文理科,居住小城乐呵呵。做官幸福住官邸,房产缴税就是你。劳教废除长点胆儿,爹妈退休有点晚,打起精神继续干,哪天趴下哪天算……

@周燕310:一边是吴家祥、刘胜军们的欢呼,一边是章立凡、张千帆们被全网封杀,这边厢王功权、郭飞雄们还在囹圉受难,甭说三种全会,你就十全大补,我也不信。

@连岳岳岳岳岳:我对新一届政府最满意的是,NBA的直播场次翻了一番。

@lee91741:记录两件事:一,中国当选人权理事会国家。二,新浪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微博被撤了。

@hundunzhe: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管治,作为惩罚。——柏拉图

@关木旦0990:被一个哥们带进了一个爱国军迷群。我知道这是傻逼青年的集散地,哥们说娱乐一下嘛!混了两天,挺开心的,都说傻逼青年欢乐多,果然不假。这帮所谓的爱国军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讨论反美抗日爱国大计的时候,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他们都把落脚点放在原子弹上。我现在特别理解金三那个傻逼的想法了!

@弹弓子E:一群羊看见一人骑着匹马走得很慢,便议论:从未见过走得这么慢的马,品种太怪异了。马气愤地说:胡扯,我走得慢是因为我上面这个蠢货不会骑马,始终紧紧抓着缰绳。人说:不是我蠢,每次我一松缰绳你就狂奔,万一把你摔了怎么办?马听了后,不管不顾狂奔起来,人一下子摔了下去。羊大笑:果然是个蠢货。

@弹弓子E:《新闻联播》连续报道台风海燕给菲律宾带来的影响,引起世界关注。记者们认为其目的如下:①菲律宾是个民主国家,其政府在救灾方面非常无力。②暗示民主并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发展,也可能使其保持落后。③震慑菲律宾及其后台,得罪中国是会遭报应的。要知道海燕会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因为它听高尔基的。

@林奇99:一个外国人问我:你们中国人喜欢看报,但为什么喜欢一群人在一起看报?为什么有时喜欢一群人看一张,有时却同样的报纸一人一份?为什么要用手指点着看?天这么冷,风这么大,为什么要到室外去看?我愤怒地对他说:滚,不许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

@经典脱口秀:干部大会,领导念着讲稿,看台下各个眼神迷离,昏昏然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想出一个整治他们的办法,突然提高嗓门:"十月一日前,全部官员财产强制公示!"话音刚落。台下顿时炸开锅,睡觉的猛地惊醒,还有尖叫声…这时领导得意的说:"大家静一静,我又没说是哪年的十月一日。"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大鱼说漫画: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自己的表演里就不乏关于种族宗教的笑料,微博里还拿杨振宁翁帆开下三路的玩笑,同时却又义振词严、声嘶力竭地称同行的节目歧视、侵权,煽风点火欲砸同行饭碗,这样的人只能用下作、无耻来形容。

@大鱼说漫画:数百万华人因受歧视事件发起抵制肯德基游行但迅速瓦解只因看到了全家桶半价广告。#假新闻

@作家崔成浩:昨天,德国前总统武尔夫受到审讯,原来,在2008年,武尔夫全家曾接受过朋友安排的一次旅游食宿,费用为750欧元??!折合人民币高达6142元!作为一个总统,这样巨额的贪腐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Scswga:和同桌吵架了,上课时我俩谁也不理谁。突然手机收到同桌发的短信:对不起。顿时感动,正要回复他短信,同桌突然举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我猜中了这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

@twimorn:所以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对不起其实我结婚了,我们就维持炮友的关系好了。】【滚你麻痹你特么根本就不想跟那个黄脸婆离婚!】,这两句话让文青说出来就是【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你为爱不够勇敢。】

@弹弓子E:一天,印度访问学者被看门大爷拦住,问他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他被连问了三个终极问题,懵了,便反问。大爷说:我是看门的,本来就在这,哪也不去。学者赞,大爷的回答正是佛家所说无生无灭。进得校园,恰遇一教授在吵架,言语粗鄙。他心生疑惑:此地为何让一哲学家去看门,却让一本该看门的去教学?

@阿点啊阿点:狐狸在森林里觅食,看到了站在树上的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它想吃那块肉,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我觉得你一定唱歌很好听!"乌鸦听到这话高兴地唱了起来,嘴里的肉就掉地上了。狐狸满心欢喜地弯腰去捡,身后的草丛里钻出来个老虎,解开了裤腰带:"你个小吃货,不找个托还治不了你。"

@EvenD1ng:有个朋友叫鹏翔的,多么有理想的名字啊——像大鹏鸟一样飞翔万里。可现在…… 他是鸟屎哥。

@poooo_chu:聊天的時候看到對方回一個哦,就會興致全無。但是如果回的是噢,感覺就不一樣;回喔!的話還會有淡淡的賣萌感呢;回噢噢噢!的話,想要把整個世界都掏給他。

@bifurcat:半个小时前接到了越洋电话,竟然是曾经暗恋的女生打过来的。原来我藏在魔方转轴处的"我喜欢你"的纸条,被她不到一岁的儿子在玩的时候摔了出来。这个魔方是我五年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在电话里哭成了泪人。最后我和她说,我曾经爱过好多人,做过无数浪漫的事,她们现在都很幸福。希望你也是。

@村衣:你们别惹我,哥可是看了700多集柯南的人,会600多种杀人方法,精通200多种密室杀人法,认识上百种毒药,制造各种不在场证明,巧妙利用鱼线,录音机,匕首,毒针等多种做案工具,记住,千万别惹我,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永恒之约:刚工作时,我师傅教我,泡妹子不怕表白,一个不接受你,就跟十个表白,十个不接受你,就跟一百个表白,长久坚持下去。总有一个瞎了眼的。

@我说这是个神贴:鄙人有个朋友的邻居是干快递的,他和我说这两天如果你的包裹晚点了千万别投诉,我问为啥,他说:亲眼见到邻居早上坐在楼道里边接领导的电话边哭:"我实在是送不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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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德国之声 | 印度如何应对毛派“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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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印度如何应对毛派"人民战争"?
Nov 17th 2013, 12:30,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印度政府与毛派反叛武装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后者希望在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实现"毛主义"。对于新德里政府而言,保护部族权益也许可以化解武力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3年11月11日,印度恰蒂斯加尔邦(Chattisgarh)举行地方选举。尽管进行了严密的安保工作,抵制选举的反叛武装还是袭击了几个投票所。刚刚发生的这一事件只是该地区暴力浪潮的一个最近的例证,而恰蒂斯加尔邦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戒备森严的地区之一。

主要为部落聚居地的巴斯塔尔区(Bastar)位于印度的中心地带,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毛派武装力量的重镇,他们奉毛泽东思想为政治信条。

这些毛派分子在印度被称为纳萨尔派分子。纳萨尔是西孟加拉邦的一个村落,1967年曾爆发起义。印度作家、毛派问题专家迪利普·西蒙(Dilip Simeon)表示,纳萨尔派分子的主要诉求是,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军事政治战略建立共产政权。他们认为印度当前状况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

“印度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蒙对德国之声表示。估计人数达五万之众的毛派分子相信印度正在被一些资产阶级精英所统治,需要通过武装力量加以推翻。目前,纳萨尔派分子主要在矿产丰富的边远地区活动,其控制地区从印度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北部,包括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贾坎德邦(Jharkhand)、恰蒂斯加尔邦和比哈尔邦(Bihar)等。

反叛分子与印度安全力量展开游击战,并声称斗争的目的是为他们所称的”受剥削民众”争取权益,比如没有土地、没有最低工资和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的工人。

工业化与部族的对抗

西蒙认为,毛派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四十多年,主要归结于印度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血腥残酷本质。印度中央政府所推动的工业化潮流以及发展模式导致成千上百万部落民众被迫迁居。

专家辩称,这些强迫迁移行动为毛派分子持续进行武装抗争提供了必要的滋生土壤。”新德里未能保护部族利益,导致这些民众转而支持他们认为能够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的毛派”,居住在东部省份贾坎德邦的部落维权人士达雅马尼·巴尔拉(Dayamani Barla)表示。

毛派武装组织经常攻击政府集会以及政治领导人,他们指责政治人物保护企业界的利益。今年5月25日,纳萨尔派分子对恰蒂斯加尔邦的达布哈谷地(Darbha Valley)发动进攻,打死27人,其中包括正在当地的国大党多名政治人物。

一些批评人士表示,纳萨尔派分子已经偏离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轨道,并成为了一个安全威胁,因为他们不仅控制印度所谓的部落地带,同时还敲诈勒索富有的地主以及商人。

“他们威胁我们,如果不给他们钱就发动罢工、毁坏设备,”在恰蒂斯加尔邦和贾坎德邦拥有三座发电厂的古普塔(Manoj Kumar Gupta)对德国之声表示。为了能够平平安安的做生意,这些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武装分子支付”保护费”。

“唯一最大的安全威胁”

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将纳萨尔主义称为”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最严重的内部安全挑战。”新德里政府屡次动用警力突袭毛派基地,并抓捕其首要分子,试图以此清除反叛运动。根据”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的统计数字,仅在2007年至2012年间,被打死、遭逮捕或被迫投降的纳萨尔派分子就有将近15000人。

印度海德拉巴德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的政治分析家哈拉格帕尔教授表示,由于冲突双方之间极度互不信任,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导致所有寻找政治解决方案的尝试都成为徒劳。

前路何在?

尽管如此,哈拉格帕尔依然坚持认为,确实存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可能。”需要有一个富有活力、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向毛派分子施加道德压力,让他们遵守宪政准则以及法治。”他补充道,双方都有超越法治的行为,而在冲突过程中,暴力持续激化。

哈拉格帕尔教授表示,要想解决持续数十年的骚乱局面,印度目前强调工业、从而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发展模式必须得到重新审视。

作者:Roma Rajpal Weiß 编译:石涛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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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聯合新聞網 | 財經剪影/大陸將放寬獨生子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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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財經剪影/大陸將放寬獨生子女政策
Nov 17th 2013, 12:02, by Chinternet

15日公布的中國改革藍圖顯示,中國領導層已同意放寬獨生子女政策。

該文件指出,中國將大幅放寬獨生子女政策,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目前,除了某些特別情況,中國的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

計劃生育政策自從1980年開始實施,該政策雖遏制了大陸人口的大規模成長,但也損害中國的競爭優勢,造成勞動力儲備隨著人口的老齡化而枯竭,也給中國初具規模的社會福利體系帶來更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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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德国之声 | 难以取胜的网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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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难以取胜的网络战争
Nov 17th 2013, 11:30,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斯诺登的揭秘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但是在德国联邦刑侦局的秋季会议上,电脑安全问题专家谈到了全球电脑网络系统更多的危险。

(德国之声中文网)柏林自由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的电脑安全专家盖肯(Sandro Gaycken)说,恐怖分子和秘密情报机构可以通过操纵电脑敏感系统导致软件出现问题,致使飞机坠毁,化工厂的生产流程被改变以及核电站发生事故。最近,已经多次发生因电脑软件出现故障和黑客侵袭导致核电站出现险情。

除了企业之外,盖肯也为许多国际政府机构以及德国联邦国防军进行有关网络战和网络安全的咨询。他说:”在中东,人们担心一些团伙将尝试煽动其他国家卷入冲突。”他们采取的办法被业内人士称为”假国旗行动”。破坏分子在 “假国旗”网站上散布与某些国家的数字结构看上去完全一样的信息,盖肯说,仅在2011年,这类事件就发生了231起。

经济间谍活动更频繁

盖肯称,经济间谍活动更为频繁。在此他提到了一个名为”天才”的程序。他说,”该程序的目标是给”IT产品安装后门,这一程序耗资高达6.52亿美元。 “使用该程序目可以进入全球数十万台电脑。如今,也可以利用高音频信号对相互间没有任何数据连接的电脑采取动作。
电脑安全专家盖肯认为现在广泛使用的电脑软件具有极大的弱点。他说,”遗憾的是我们的电脑安全性很差,有些部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而我们只是设法跟上发展,而不是做出超前的思维。

盖肯承认,许多纪录在案的电脑侵袭行动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财政实力雄厚的大型专业团体,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国家及其情报机构所为。不过,有黑客正式就职的的电脑安全领域也是一个危险的灰色市场,因为这些人同时受雇担负着其他任务。

金融领域为黑客主要袭击对象

目前,整个金融领域都成为黑客袭击的对象以及进行犯罪交易的场所。在此,盖肯谈到安全公司的所谓”源代码”,也就是其核心程序被盗事件。他说,高音频交易的程序代码非常抢手。银行在对金融市场进行操纵时当然不会公开地进行,以免令其顾客震惊或者暴露自己的弱点。

警方调查人员当然想知道应对这些情况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盖肯认为就目前的手段而言,在没有疆界的互联网上抓获案犯希望不大。盖肯说,德国的大学和中等企业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也知道问题何在,他们必须怎样做,但是他们没有资金。”这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手中必须拥有比迄今更多的资金。”只有制定明确的战略,对问题有了真正的认识,才能促进必要的发展。

作者:Wolfgang Dick 编译:李京慧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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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南方周末 | 熊卫民:麻雀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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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熊卫民:麻雀的悲歌
Nov 17th 2013, 10:00, by Grass Mud Horse

除

除"四害"运动中的流行画:儿童用弹弓打麻雀。 (南方周末资料图)

据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但从1959年春天起,虫害就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

除"四害"运动中的流行画:儿童用弹弓打麻雀。 (南方周末资料图)
1968年8月16日,位于上海郊区的吉安公墓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五六十人乘一辆旅行车和两辆卡车从市区过来,在已去世六年的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原所长朱洗的坟头开"现场批判会"。"追穷寇战斗队"的造反派勒令朱洗昔日的朋友、学生、同事等揭露朱洗的"劣迹",然后用绳将其墓碑拉倒,挖墓毁棺,扬散尸骨,将他的墓地毁坏。朱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竟被造反派恨到如此程度?

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

给麻雀判死刑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亲自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大力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之后,11月,他又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见了15位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与他们谈论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们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决定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应当在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之一。

省委书记们附和毛泽东的倡议也不难理解。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不懂多少科学知识,没有保护自然环境之类意识。在升迁、贬谪系于一人,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就可能被骂为"小脚女人",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愿意提出异议。

195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份下发《农业十七条》。在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推动下,全国各级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各县、乡纷纷组织了专业的捕雀队伍。各机构中,青年团尤其积极。他们发出号召,要求辖区内的青少年行动起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即把麻雀干净彻底地消灭掉。譬如,1956年1月初,青年团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活动,"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随即,"陕西省富平县有九万个青年和少年在最近两天内消灭了77000多只麻雀"。那些调皮的孩子尤其高兴,因为他们变得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弹弓。当然,弹弓所打击的对象不会仅限于麻雀——还包括别的鸟类,以及更容易击中的路灯和玻璃窗等。

鸟类专家积极配合

行政命令调动得了人们的身,但未必能征服人们的心。为了让人们心悦诚服、积极主动地参与运动,报刊、杂志、出版社等还向有关专家约稿,期望这些民间权威人士出谋划策,并出场做说服工作。1956年1月8日,中国最著名的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的长文,在提出消灭麻雀的实验依据后,传授了多种捕杀麻雀的方法:

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因此,大家决不要以为麻雀形小,无足轻重,其实它的为害是相当严重的。

消灭麻雀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用铁丝夹、铁丝笼捉,用张网或拉网捕,用筛子、竹篦或木板扣,用弹弓或鸟枪打,用胶粘或用毒饵诱杀等等的方法。现在把简单易行的几种方法介绍一下……

1956年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十七条被扩充为四十条,并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6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了草案全文,并要求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根据纲要草案拟定本地区的执行规划。草案的第二十七条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尽管中央要求的是将"四害"都消灭掉,可各地贯彻得力的主要是最有可能做到,也最容易彰显出来的关于打麻雀的指示。1956年,许多省市都推出了诸如《消灭麻雀》、《消灭麻雀老鼠的办法》、《消灭麻雀的办法》、《怎样消灭麻雀》、《怎样除四害》之类的小册子,还有些省市编排了关于打麻雀的儿童剧或连环画。郑作新在前述人民日报文的基础上补充内容和图片,编写了《怎样防除麻雀》、《防除雀害》等小册子。

如果当时要就是否消灭麻雀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大概赞同消灭麻雀的也会居多数。毕竟1950年代的中国仍主要由农民构成,而小麻雀是"老家贼",会吃掉不少谷子是小农的共识。可人多并不意味着掌握了真理,因为常识与科学往往有所背离。在不少科学家看来,麻雀是许多害虫的天敌,在有弊的同时更有利,不可轻提消灭麻雀。但这种异议在1955年或1956年初是发不出来的。一则根本就没有地方肯刊登批评的言论。二则,即使有地方敢登,也没人敢写。

益害问题辩论

1956年1月,国家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人们"向科学进军",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不久,国家宣布实施"双百方针"。在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的作用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变得积极和敢言起来。8月23~28日,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双百方针"所带来的比较自由的氛围中,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生物学家将骨鲠在喉的对消灭麻雀运动的批评说了出来。

首先发言的是胚胎学家朱洗。他说,麻雀食谷,不可否认是有些害处,但它们同时还大量吃虫,总的说来还算是益鸟。他提供了一些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头雀子,就能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几年来,为了这个缘故,政府一次次地付出几千、几千的法郎。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可是,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却是如何呢?从前,有人说,果园里的果子都给麻雀偷去了;而现在呢?果树上到处都满住着昆虫的幼虫和成虫,果子既找不着,连树叶也没有了。大皇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地运来雀种,加以保护和繁殖。"他接着叙述了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然后下结论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似乎应该承认麻雀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某些季节是有害的,其他时候都是有益的。因此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在为自己稍作辩护之后,他重申了自己在研究论文中曾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麻雀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的分布是世界性的,防治麻雀不是消灭麻雀本身而应是消除雀害;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故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第三个发言。他说:应对麻雀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在笼中观察。应当保护益鸟,不要敌我不分,连益鸟也一概打死。关于麻雀问题,过去有很大偏差,造成许多损失,对此,动物学家不能无动于衷。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也提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应当暂缓捕杀,希望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搞灭雀运动。他们还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座谈会上大部分专家都没有发言,且有少数人称捕杀麻雀有理,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在给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

1956年夏天和秋天,灭雀较多的上海、南京、山东等地爆发虫灾,许多公园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白杨和法国梧桐只见树枝不见树叶,上面布满皮虫。冬天,一些地方的树木因此而枯死。

薛德?~认为,这与运动导致的麻雀减少密切相关。1956年12月3日、1957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上海《文汇报》上先后发表《谈谈麻雀问题》、《怎样断定一种鸟是害鸟或益鸟》两文,介绍了研究鸟类食性、判断其益害情况的三类方法,分析其利弊,认为郑作新等人关于麻雀益少害多的断言在科学上的证据不够充分。他还引述了朱洗在青岛动物学会议上提及过的那些材料,说明麻雀在控制害虫和杂草危害的功劳"实在是很伟大的"。他提出,在运动中,有许多并非麻雀、确凿无疑的益鸟也"连带遭殃",这种滥杀无辜也是不妥的。这两篇大胆直言的文章把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从内部的会议室转到了公共平台。

首当其冲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在该运动名下众多的群众运动中,"除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运动首当其冲。

1957年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除四害"突击周、突击月运动,并提出了除四害、提前实现"四无"的规划。各级政府都对完成指标层层加码,且相互"打擂台",呈现激烈的竞争态势。譬如,江苏省原规划八年完成除四害任务,现在决定提前在四年内实现"四无省";河南省"修订了全省除四害规划,决定提前在三年内基本成为'四无'省";"广州市原订五年基本消灭四害,现在决定提前两年实现"。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使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在十年内或者提前消灭四害。《人民日报》为该指示而配发的社论进一步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按月按季检查督促,坚持到底,务必在今年内奠定消灭四害的巩固基础,并且争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接到指示后,全国各地纷纷制定落实的方案,相互之间还发起"友谊赛",掀起了挑战、应战的高潮。他们纷纷表示要提前完成任务。譬如,淄博市提出,"要两年实现'五洁四无'";而其兄弟城市"烟台市更为先进,提出要在一年中将四害完全消灭"。重庆市表现得更绝,声称"城区人民在春节前夕,苦战七天七夜,基本消灭了老鼠、苍蝇、蚊子、麻雀"。

麻雀的浩劫

相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毫无疑问是最好对付的。1958年春节过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先后掀起了消灭麻雀的高潮。运动不再局限在青少年范围内,而是男女老幼全部出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是几百万人停下一切日常工作,同时上街。在打麻雀的方法上,除以前用过的网拉、毁巢、毒饵诱杀等适用于单兵或小团体的办法外,还创造出了一些适用于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其要点是从平地到屋顶、树梢,大家各守一块,或敲盆打桶,或持杆乱打,不允许麻雀有休息的时候,促其心力交瘁而死,或者被赶到某一有毒饵或埋伏有火枪队的地方,晚上,再掏鸟窝除掉残留的麻雀及鸟蛋——这被总结为"轰"、"毒"、"打"、"掏"四部曲。

尽管在灭雀时中国政府所用的行政手段远不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用过的市场手段高效,可投入几亿人,总的战绩还是很大的: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

在这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对雀鸟的大屠杀运动中,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与了鼓吹工作。1958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中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确实根据上级的要求,作歌曲,编快板,排舞蹈,拍电影,吟诗,写文章,出书,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

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和教授也参与了消灭麻雀运动。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普遍表现得比较积极。1958年,郑作新曾对此有过总结:"科学工作者们也不示弱,甚至走在战斗的前列,使对麻雀斗争节节胜利。"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像。他当年为麻雀辩护。 (熊卫民/图)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像。他当年为麻雀辩护。 (熊卫民/图)

科学家冒险再提意见

1959年初,消灭麻雀运动仍在继续,但由于麻雀数量已经稀少,一般没再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恢复到1955年时用过的掏、打、毒等适用于单人或小团体的方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职的火枪队以消灭麻雀。

从春天起,虫害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上海、扬州等城市的行道树的叶子几乎全被吃光,而中国农村也因为虫害,以及影响更大的人民公社化等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需要解释,而且许多人也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消灭麻雀的恶果。鸟儿虽多,但分布最广、与人类最为亲近的是麻雀,因而它对于控制虫害有巨大的作用。将它们消灭殆尽,害虫自然会猖獗起来。
毛泽东也听到了这类解释,但他不肯承认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与中央委员们谈论《纲要修正草案》时,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由于毛泽东不肯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承认自己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错误,庐山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更大的跃进。对于这种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行为,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会议上,脑研究专家张香桐和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不顾危险,对上海的消灭麻雀运动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1959年害虫多与消灭麻雀有关联。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还俏皮地联系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之事,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上述意见被反映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后者专门派人去访问了张香桐、冯德培和朱洗,请他们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差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朱洗心有余悸。他首先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政策问题,我是不敢谈的,既然你们来问我,我愿意谈谈我的意见"。然后,他对郑作新的实验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有人解剖麻雀的胃,发现胃中食物虫占2/10,谷物占8/10,以此来说明麻雀害多益少。这是不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虫在胃中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虫吃掉不能繁殖了,虽然吃掉一只虫,实际数字比这大几百倍、几千倍。他再次引述古今中外的各种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特别强调,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只有白头翁、喜鹊和麻雀等少数几种,而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我们打麻雀,不但消灭了灭虫最力的鸟类,还把其他鸟也给打跑了。

张香桐说:一般来说,鸟类是不吃不成熟的谷物的。一年之中,它们只在秋天收获的三个星期吃粮食,其余的四十九个星期都吃虫。论捕捉害虫的效果,一只鸟比我们一百个人还要大。因此,世界各国的动物学家都认为麻雀是益多害少的。

冯德培也说: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大公平。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他还说:我听说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报在转载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除四害部分时,改为三害,因为怕英国人民不理解我们消灭麻雀的原因。

获悉这些意见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派人征询了郑作新的意见。郑作新为自己辩护,称1959年害虫多的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因为消灭了麻雀。食物是否丰富,气候、生理等条件是否适宜,都可以使生物的数量有所增减。但他也承认,城市行道树的虫害严重的确与消灭麻雀有关。他强调,在非农业区麻雀是益鸟,在农业区也不全是害鸟,可以不捕育雏期的麻雀。

停止消灭麻雀运动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简短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请他"转报主席"。在报告之后,他附送了《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分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前述他们从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处征求来的意见。
11月2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印发各同志。将其作为中共中央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工作会议的第十八号文件散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1957年10月产生的《纲要修正草案》,仅仅作了一条改动——将关于除四害的第二十七条内容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虽然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科学家的意见,但以"誓死捍卫毛主席"为己任的红卫兵、造反派,因此极为痛恨这些"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科学家,尤其是作为"幕后黑手"的朱洗。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甚至就连多次出面论证相关政策,只是通过解剖麻雀嗉囊的实验证明麻雀也有一定的益处,故而有一点保留意见的郑作新,也于同期因"为麻雀评功摆好,反对最高指示"而遭到批判。

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就被仁人志士作为救国、强国的药方。可由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左右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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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共识网 | 丁咚:苏联“克格勃”为什么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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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丁咚:苏联"克格勃"为什么很吓人?
Nov 17th 2013, 09:50, by Grass Mud Horse

苏联时代的克格勃突然引起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它是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三个首字母КГБ的音译,全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于在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名声,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到时局,人们普遍担忧自己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生活于秘密警察遍布的恐怖之中。

克格勃源于苏俄政府时期由捷尔仁斯基领导的契卡。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演变成由亚格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它是苏联下辖的主要秘密警察机关,在斯大林时代负责政治迫害,执行过大量的法外处决、运作古拉格强迫劳动系统、执行将多个民族和被标签为富农的平民放逐到人烟稀少地方的大规模放逐、防卫边境、在国外进行间谍和政治暗杀、颠覆外国政府和在其他国家的共产运动中实施斯大林主义政策。从而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权势惊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克格勃的相关机构。但随着俄罗斯建立了民主的宪政体制,其对内功能削弱,主要是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而对外情报功能加强,致力于防范北约东扩、格鲁吉亚等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断被蚕食,情报活动近些年来重新活跃起来。虽然还零星存在一些迫害现象,但像苏联时期那样大规模、常态性地对公民实施政治迫害,在全社会营造恐怖气氛的性质得到了根本改变。

其实,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是某个特定形态国家的特殊组织,而是普遍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政府组织形式。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在1947年7月成立,主要职责是统一有关美国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但只是总统有关安全政策的统筹、协调、参谋机构,是与国务卿密切合作协助总统制订长期对外政策的思想库,是为总统提供有效军事安排的事务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上达成的意见,须经总统采纳,才成为政策。美国总统任委员会主席,其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紧急准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日常事务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管。

只不过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服从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制于国家宪法、法治和分权体制以及广泛的监督,而在非宪政体制下,它往往只服从于政党乃至领袖意志,变成随意操纵、从事秘密迫害公民的打手、刽子手。苏联、东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就是有力的镜鉴。

也就是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关键看它会不会"克格勃化",即成为某个政党或者个别领袖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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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王思想家 | 百姓有权生育,政府有责任鼓励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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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 | 百姓有权生育,政府有责任鼓励少生
Nov 17th 2013, 08:30, by Chinese Netizens

百姓有权生育,政府有责任鼓励少生

——拥护三中全会局部放开二胎

 

   
中共三中全会惯例是经济会议,2013年的三中全会与以往不同。实现以为的土地私有化、取缔国企没有体现,而是主要有3项引起公众兴趣:正式终结劳教,放开单独二胎,准备延迟退休。

   
这三件事情的分量是这样的:A、从苏联学习过来的劳教制度,已经完全不适合网络占据舆论主流的形势,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此次只是正式宣布死亡。感谢党中央。B、单独二胎,对百姓影响不大。权贵们早已经敞开生育,除了一人多户口,还可以到香港生、到美国生。而对于一般百姓来说,高税收、高房价、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生活艰辛,不敢多生。C、延迟退休,官员乐开怀,百姓愁死了。

    对百姓影响最大的是延迟退休。废除劳教、放开二胎是否为了掩护延迟退休,是否"买一送二"的捆绑销售策略,我不好说。 不管怎么说,废除劳教、放开二胎是好事。今天重点说放开二胎。

    生育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必须得到尊重。这是我们讨论生育问题的第一前提。在此前提之下,我想强调:公民固然有生育权,政府却也有控制人口增长的责任。分几个方面:

    

一,限制人口的必要性

  
【必须限制人口增长】我的这个观点总是遭到朋友们批判。但我坚持认为:

   
1,地球资源承受不了更多人口。土地、能源、水资源是有限的,已经不堪重负。科技的进步固然能增加单位资源对人口的支持力,但那需要数字性证明到底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以及科技是否到了那样的水平。

   
2,声称中国需要新增劳动力的观点,非常荒唐。13亿人还缺劳力,难道130亿人?说现在进入老年社会,所以要鼓励生育,那么,现在的孩子老了以后,又需要下一代养老……如此延续下去,人口岂不是永远要增长?

    
3,有人说;"独生子无法上战场打仗",这就更荒唐了,回到了斯巴达时代,把人当战争机器来看待。"失独家庭很可怜",那人家有10个孩子的,死了孩子就不可怜?

    
4,"减少生育导致种族衰败",也是荒唐。难道人是蝗虫,靠数量取胜?

    

二,人口与民族主义情结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民族主义问题。很多人说:就算地球负担不了那么多人口,那凭什么只有我们中国人节制生育,别国都不节制,甚至是鼓励生育?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欧美发达国家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所以当然没有节制生育的必要。仅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我们也应该鼓励少数人种多生。中国印度人口确实太多了,有必要节制生育。如果有人说,我们这个人种就喜欢生,就要敞开生,等到资源不够用了,大家就打仗。是的,人类已经用两次世界大战实践了"通过战争消灭人口、重新分配资源",如果大家觉得不惜一战,那就使劲生吧。生他80亿,死了70亿,还有10亿呢。伟大领袖当年说不怕核战争的时候,就曾如此豪迈过。

    在丛林法则下面谈论人口与生育是没有意义的,像野生动物一样相互残杀就足够了。

 

三,限制人口应如何操作?

     生育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政府不得侵犯。但是人权并非绝对不可侵犯。获得公民授权的政府(注意,前提是获得公民授权),可以限制部分人权,比如,吸毒者仅仅伤害自己的身体,他有权吸毒吗?没有。或者说,他有权吸毒,政府有权力、也有责任采取强制手段,禁止吸毒。

     生育权比较复杂。政府有权侵犯生育权吗?应该说,无权。但是,政府有责任去鼓励少生。有人说我鼓励少生的观点是赞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太可笑了,我何时支持过,怎么可能支持惨无人道的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笔墨去反驳。

    
在说政府应当如何做之前,先要说不许政府做什么。应当禁止政府以暴力手段、以前置性审批手段、以歧视性政策来限制生育。比如,政府无权设置什么生育指标。生育是基本人权,公民生育之前还要获得政府许可,太荒唐了。

    
政府只能通过税收来调节。比如:不生或只生一胎的家庭,免交存款利息税、股票收益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一切非基础税种。还可以通过医疗资助、教育资助等手段进行鼓励。注意,政府只能对多生家庭采取"税收不优惠"、对少生家庭"先收费后补偿"等后置手段,而不是对多生家庭采取"税收惩罚"、"收费惩罚",这个形式上的区别非常重要。

    总之,生育是公民的权利,而鼓励少生是政府的责任。假如政府强行限制公民生育,或者放任公民生育,不采取措施限制人口,都是不妥的。

    

    我本人特别喜欢小孩子。如果政府不限制,我又有经济能力,我非常想生10个孩子以上。这是生物本能,是个人的向往。但是,讨论生育问题,要从社会乃至人类的高度来思考,不能只考虑个人喜好。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动物本能,去考虑生育问题的社会属性。

    无论与朋友吃饭时谈到人口问题,还是在微博上发表节制生育言论,我只是说出我的观点,与大家商榷,也愿意与有理性的反对者交流。至于有些无聊的人在微博上声称"你让我失望,我取消关注你",我想对这些人说:赶紧取消对我的关注,并且拉黑我吧,被你这种智商的人关注,令我感到恶心。

   
我只说对得起我的良心、我头脑中真实思考的话。我不会按照你们的期望,说那些你们希望我说的话。

    

 链接: 《我在腾讯微博与大家讨论生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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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黄洋:重审苏格拉底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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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重审苏格拉底 (书评)
Nov 17th 2013, 09:07, by S. Hernandez

《希腊精神》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著
葛海滨译
华夏出版社
2012年7月第二版
312页,32.00元


法国画家雅克·达维特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古典希腊仍然是个十分模糊的世界,除了它孕育的几位伟大哲学家以外,国人的眼光大概也就落在了在那几尊给人以无上美感的大理石雕像上。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还需要依靠西方人的著述来给我们拨开一些云雾。依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汉密尔顿是位饱受古典学熏陶的美国教育家,也是古典希腊的诠释者与古典知识的传播者,在美国曾产生广泛影响。她这本著于1930年的书颇具文采,行文流畅而简朴,亦不乏真知灼见,在美国再版和刊行数十年。但这本书表达的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也许和它对希腊精神的赞颂一样,也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对此国人却似乎并未在意或有所警觉。在书的一开头,汉密尔顿就安排了"东方与西方"一章,着力勾勒出东方和西方两个对立的世界,而把希腊描述成西方方式的源头。具体而言,这源头就是在雅典诞生的"一个新的文明",它"和所有过往文明都不相同"。古典雅典短暂却绚丽夺目的天赋绽放"如此塑造了思想和精神的世界,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与众不同。因为两千四百年前希腊一个小小的城市在一两个世纪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与众不同"。古代希腊和现代西方思想和精神的血脉相承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说希腊人"就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的精神亦即现代的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因此希腊人的位置是在现代世界",而不是在古代世界。

在此,汉密尔顿把西方知识界的传统希腊表述发挥到了极致:古典希腊文明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由于古典希腊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现代西方文明因此也是独一无二的。希腊是属于西方的,希腊人和现代西方人是同义词。诗人雪莱曾经喊道:"我们都是希腊人!"古典希腊由此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就是说,古典希腊被抢夺和强占了,是作为西方的过去和根源被表述,被赋予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和现代西方文明相关联的一些因素得到了强调和凸显,而与之相悖的因素就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忽略。毋庸置疑,古典希腊文明极大地启发了西方的"现代精神",但现代西方并非单纯由古典希腊哺育出来的文明,它还从犹太传统、罗马文明和日耳曼历史中汲取了重要的养分。因此,古典希腊和现代西方之间的系谱并不像汉密尔顿或者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表述的那样紧密而单纯。所谓"希腊精神"实际上和现代西方文明大相径庭,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观念与态度迥异于现代西方人。即连"希腊精神"中的核心内容民主政治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民主制。汉密尔顿所说的在雅典诞生的"新文明"以民主政治为标志,其间所有年满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以讨论和投票的方式直接决定所有国家大事,城邦绝大部分公职以抽签方式任命,而且任期限于一年,不能连任。除了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外这一我们不可用现代道德标准苛求的历史局限外,这种政治方式远比当今任何一个标榜民主政治的国家都要激进得多。它强调公民之间近乎绝对平等的权利,将政治决定权真正赋予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乃至赤贫者在内的普通公民,而非一个以出身、财富抑或是教育为基础的精英阶层,这恐怕是当今任何一个政治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都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如此种种使得一些更为清醒和超脱的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古代希腊其实是"异己得无可救药的"(Paul Cartledge语)。一位法国学者(Marcel Detienne)甚至以"希腊人和我们"这样的短语来为自己的书取名,以表明希腊人终究不是现代西方人。

在汉密尔顿的言说中,和希腊乃至西方相对立的是东方世界和东方的方式。在希腊以外,整个古代世界的方式都是东方式的,并且这东方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

就我们所能够重构的程度而言,古代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带着同样的印记。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够解读其一点历史,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形:一个专制者位居王位,他的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和极端情绪是国家中的决定因素。他统治下的是悲惨的、服帖的民众,智识领域被交给一个巨大的祭司组织。这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东方"国家。从古代世界以往,它延续了几千年,在根本上从未出现变化。只是在最近一百年里——不到一百年里,它表现出了变化的外貌,做出了在表面上符合现代世界要求的姿态。但是贯穿它的是永不变化的"东方"精神。从古代世界以下历经各个时代,它始终如一,永远疏离所有现代精神。

在汉密尔顿看来,即使连罗马的方式也是倾向于东方的,而和希腊有着根本性差异。只有希腊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了真正的西方精神:"区分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区分西方和东方的是思想对人类事务的主导性,而这产生于希腊,而且在古代世界中只存在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非理性占据主要地位的世界里,他们作为思想的主角站了出来。"

古代希腊人无疑具有独特的思想创造,一如其他伟大的古代文明一样。也甚至可以说,希腊思想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这本国人广泛阅读的关于希腊精神的启蒙之作充斥着西方文明优越论,却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和反省。

和汉密尔顿对希腊精神毫不吝啬的褒扬相反,国人却在根本上否认希腊精神的现代意义。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几位伟大哲人推崇备至的同时,却完全把他们和孕育他们的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因此才有《不自由的希腊民主》(阮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这类著述堂而皇之地出版,才固执地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人民的暴政"或者干脆是"暴民政治",而人民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敌视和迫害精英,因此才有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悲剧。

苏格拉底的死的确是个悲剧,既是他本人和哲学的悲剧,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从此以后雅典民主制就背上"暴民政治"的恶名和骂名。但如果说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冤屈的,那么雅典民主制背上这个骂名同样是冤屈的。因为民主制下的雅典并未想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或者说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这样说可能让读者难以置信,因此我们需要回顾苏格拉底受审的情形。

公元前399年,雅典的三位公民墨勒托斯、阿尼托斯和吕孔联名将苏格拉底告上法庭,罪名是不敬城邦之神、发明新神和腐蚀雅典青年。这个事实的诸多方面需要予以解释。首先,姑且不论罪名是否成立,普通公民能够提出这样的指控,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任何现代社会,都只有国家公诉机关才能提起类似指控。这应归功于梭伦的立法。公元前594年,梭伦对雅典城邦的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和立法,将起诉权赋予雅典的普通公民。无论是从法律史还是从政治史意义上说,这都是一项革命性的举措。它意味着,所有雅典公民都有权针对伤害公共利益即城邦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提出指控,也意味着雅典公民可以对任何官员的渎职和腐败行为提出正式指控。这实际上是现代司法体系中公诉人制度的来源,只不过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公诉人是由国家指定的,而在雅典,所有公民都可以充当公诉人。十分明显,相比起来,雅典的制度要民主得多。当然这也意味着,雅典的司法诉讼十分频繁,以至于把它说成是诉讼之邦也不为过。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因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因此,苏格拉底被控到法庭,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其次,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和不可接受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导致伤害的确凿罪行,而以信仰入罪则是违背基本人权的。但在古代雅典,这些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指控。对希腊人来说,敬事城邦认可的神明,以合适的方式祭奉神明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任何差错和亵渎都会招致神怒,而给城邦共同体带来严重的后果。更有甚者,古希腊人的政治概念不同于现代政治概念。对希腊人而言,"政治"即"城邦事务的管理",因而敬奉神明是城邦政治最重要的一部分,亵渎神明可以被看成是颠覆城邦政治制度的行为,是城邦所不能容忍的。至于信仰自由,这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并不能简单地以此为尺度,来对雅典社会做肯定或是否定的判断。

审理诉讼案件的法庭称作陪审法庭,乃因全部判决均由规模庞大的陪审团投票做出。按照民主雅典的法律,审理私人之间纠纷的案件时,陪审团最小需由两百人组成,案件严重时需四百人;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时,陪审团最小需五百人,多时可达一千人。最为严重的案件可由公民大会直接审理。陪审团成员从普通公民中抽签产生。每年城邦从年满三十岁的志愿公民中抽签选出六千人,担任这年的陪审员。在案件审理日再从这些陪审员中临时抽签选出当日所需数量的陪审员,组成陪审团进行审理。现代人多半会认为,如此复杂的程序效率低下,但一味追求效率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对古代人而言这并非十分重要的事。雅典人重视的是大量公民的直接参与和机会的均等,同时大规模的陪审团和临时抽签的做法也有效地防止了贿赂。案件审理的程序是由原告宣读诉讼词,再由被告宣读辩护词,其间双方都可以援引法律条文或是提请证人出庭作证。为公平起见,原告和被告演说的时间相等,以滴漏(或谓水钟)为据。之后由陪审团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人并没有现代技术手段来获取科学和确凿的证据,这给控辩双方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可以想见,在陈述事实的过程中,控辩双方都会尽可能使用一些演说技巧,以博取陪审团好感和同情。古代雅典保留下来的大量诉讼演说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如果陪审团多数票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对被告的具体刑罚(即量刑),再由陪审团进行第二次投票,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即为被告的最终刑罚。这样的制度看似荒唐,因为原告一定欲置被告于死地,所提出量刑很可能偏重,而被告提出的是针对自己的刑罚,无疑会尽量提出较轻的刑罚。但实际上陪审团的投票对双方都会起到限制作用。因为如果一方提出的量刑与罪行相差太大,即会迫使陪审团投另一方的票,而于己不利。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会尽可能在量刑得当的范围内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建议,以争取陪审团的支持。

苏格拉底一案就是在这样的司法制度下进行审理的。陪审团的规模为五百人,说明雅典人并不把这看成是一桩惊天动地的案子。实际上,在当时的普通雅典人眼中,苏格拉底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形象,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柏拉图通过其不朽的对话录塑造出来的。因此雅典城邦及其公民陪审团也不会认为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他们的眼中,苏格拉底不过是一个行为有些古怪的智者而已。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二十四年即公元前423年,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雅典最隆重的公共节日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上公演了《云》一剧,其中把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教授诡辩之术、行为举止怪异的形象。很有可能阿里斯托芬刻画的苏格拉底形象更接近普通雅典公民眼中苏格拉底,毕竟成千上万的雅典公民观看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甚至时隔二十四年之后坐在法庭上的部分陪审员都有可能观看过这部戏。而真正认识和了解苏格拉底的雅典人只能是极少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极力说明,自己和智者有着本质区别,但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大部分雅典人会这么清楚地区分他们。

无论如何,在原告提出指控后,苏格拉底发表了辩护演说,但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是如何进行辩护的。柏拉图后来撰写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声称是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但几乎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柏拉图之后,色诺芬也撰写过一篇苏格拉底的申辩,内容和柏拉图撰写的苏格拉底申辩十分不同。不管怎样,如果他们所撰接近于苏格拉底发表的辩护演说,那么苏格拉底的辩护并不是很成功的,因为他非但没有博取陪审团的好感和同情,而且还宣称自己是最有智慧的,并以诘问的方式,质疑雅典公民的智慧。即便如此,他仍仅以两百八十对两百二十票的接近票数被判有罪。也就是说,假如他以更为友好的方式辩护,再赢得三十票而被判无罪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接下来,原告提出的刑罚是死刑。此时苏格拉底如何提出刑罚是关键。出人意料的是,他提出自己非但无罪,而且对城邦有益,因此不仅不应受到惩罚,而且应获得在国家食堂免费吃饭的殊荣。接着又提出,他没有钱,如果真要处罚,自己只能承担罚款一百德拉克马(大约相当于一个体力劳动者三个月的劳动报酬);而后又说,他的弟子柏拉图、克里托等愿意承担罚款,那就罚款三千德拉克马。这样的态度无异于藐视甚至戏弄陪审团,结果陪审团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就是说,在此轮投票中,他不仅没能争取更多的票数,而且把原先支持他的八十名陪审员赶到了对方一边。考虑到前一轮票数十分接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苏格拉底提出适度的刑罚比如流放,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死刑的。事实上,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只不过苏格拉底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不应遭受流放的颠沛流离,而不肯提出这样的刑罚。

至此应该不难看到,民主的雅典并非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最终被判死刑和审判过程中涉事各方态度的微妙互动有关,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他的审判在雅典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绝大部分这类审判也并非以处死被告而告终的。只不过在这起审判中,苏格拉底宁可选择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从而成就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千古英名,但也使得雅典民主制从此蒙受恶名。但这并不意味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民众是压制和迫害精英的,也不意味着雅典民主制下公民没有自由。恰恰相反,雅典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既包括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自由,也包括公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亦即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很难想象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为什么能在城邦官方节日上演的一系列喜剧中,露骨地挖苦和嘲讽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克里昂,也很难想象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开始雅典何以能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的知识与思想中心,吸引希腊各地的智者前来传道,也很难想象柏拉图这位一贯反对民主政治的哲学家如何能够在雅典公开开办学园,收徒传艺,更难想象亚里士多德这位没有雅典公民权的外邦人如何能够在雅典办学传道。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雅典可能早就采取强制措施,迫使苏格拉底保持沉默了,而无需等到他已届七旬之时,才把他送上法庭。当然,古代雅典的公民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观念仍有很大差别。现代人认为个人自由(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需要对公权力严加限制。这种观念根本不存在于希腊人的思想之中。民主的雅典城邦给予公民充分的参与自由,也在极大程度上包容了个人的自由。但在根本上,雅典人和所有古代希腊人一样,认为城邦共同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因此,当共同体认为个人自由伤害到共同体利益时,城邦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制止它所认定的伤害行为,乃至惩罚施害者。归根到底,这是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受到控告和审判的原因。

那些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人民暴政"的人,其实是想当然地和幼稚地(也是无知地)认为民主制将精英阶层排除在外了。事实上精英阶层的成员非但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在雅典民主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领导角色。雅典的公民大会民主制将国家大事的决定权直接赋予普通公民,但公民大会所讨论和决定的所有事务,其草案都是个体公民提出的。提出草案的公民需要对国内国际形势有充分的了解,需要能够设计和构想合理而可行的解决方案。最为重要的是,他需要有能力站在公民大会的主席台上,向几千个公民解释和阐述自己的主张,说明其有益之处,而且在出现不同意见和方案时,能够和对方展开辩论。这绝非普普通通的雅典公民所能做到的,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成员才有能力提出政治主张,设计方案,并以雄辩的演说进行辩论,说服公民大会投票支持自己的方案。最终只有成功说服公民大会采纳自己主张,而且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后证明对城邦有益的提案人,才算是成功的政治家。希波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第米斯托克利是如此,雅典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是如此,即连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恣意骄横的政治家克里昂也是如此。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系统而细致地研究了所有雅典政治家的出身和家谱,发现他们几乎全部出自最为富有的阶层,亦即那个社会的贵族阶层。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充分发挥精英作用,但决定权掌握在广大公民手中的一套政治制度,而非柏拉图试图让人相信的和后人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农民、工匠和小商贩的"暴民统治"。这套制度和当今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那个社会的部分精英成员愿意,或至少是接受将自己置于普通公民制约之下的安排,而今天的精英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的。

断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的知识分子也许并非出于真正的无知,而更多的是出于无可救药的精英主义意识。因为其实无需太过专门的历史知识,只要想一想希腊文明最为辉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创造大多出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就不难想到这辉煌的创造和民主政体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进而也就不难想到,一个农民、工匠和小商贩的乌合之众所统治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如此辉煌的创造的。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这样一套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和成功实践激发了现代民主政治,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思想,却为当今一些知识分子所不屑一顾,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饱受西方教育、深谙西方传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说什么古希腊的民主不过是村庄里的民主,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没有任何意义;与其从希腊或者西方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还不如从中国传统中寻求出路。

1935年,在为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英文版所做的序言中,赛珍珠生动地描绘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洋的心态,颇有值得回味之处。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自己国家现状不佳之时,增加"理想的崇拜西洋热度"。接着她话锋一转说:

倘西洋能继续其繁荣而保持和平,中国人的心理又将若何,殊不易言。不过西洋却未能如此顺利持续,也就够了!中国人好像狠着劲儿的欣赏世界大战之爆发,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科学家尝试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然而在我们的眼前,分明各处都是饥荒,遍地都是土匪,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好了些。照这样说来,或许古代中国倒是不错的,不妨追溯前代,看看中国的古代哲理如何。

接着她不无嘲讽地说:

今日所显现的结局,则又为古代经典格言底反复重演,父老吃了酸果,致令儿孙为之齿软。少年中国已经厌倦于父兄的革命热情,方且退而有复古之倾向。看了他们勉为十足纯粹中国人的不自然底决心,样子很是有趣;……中国有许多欧化青年今日的欲行重返纯粹中国式生活,差不多是一种流行的时髦风尚而为外观的。恰如当初他们的父辈嗜尚西装革履,刀叉大餐而欲往哈佛大学留学,这些现代青年曾长期的穿过西装,吃过西餐,而且曾经留学过哈佛,又精通英国文学远胜于本国语言,现在他们对于这一切都感到头痛,而欲重返其远祖的怀抱。

笔者以为,我们如何对待西洋的和我们自己的传统,在当今的中国,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 S. Hernandez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3.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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