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

中国数字时代: 台灣新聞 | 王毅:陸與東協能維護南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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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王毅:陸與東協能維護南海和平
Aug 29th 2013, 14:49, by Chinternet

(中央社台北29日電)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今天在北京舉行的大陸與東協特別外長會後記者會上強調,不能以一己之利損害大陸與東協的共同利益,大陸與東協完全有能力繼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王毅這樣的表態,呼應大陸外交部先前強調,南海的問題應由主權聲索國自行協商解決,似乎暗示積極介入南海問題的美國和日本不要插手。

大陸與東協博覽會9月3日將在廣西南寧開幕,王毅今天在北京會見東協國家外長們,並舉行大陸與東協特別外長會議。

根據大陸外交部官網公布的內容,在會後記者會上,王毅說,大陸與東協特別外長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加強大陸與東協合作、增進互信,但沒有迴避南海問題。

王毅強調,與其他地區相比,當前南海地區總體保持和平穩定;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來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

他也重申,南海航行自由過去不是問題,今後也不會有問題。圍繞南沙島礁主權的爭議不是大陸與東協之間的問題,不能也不會影響大陸與東協關係大局。

王毅指出,「中方不贊成以一己之見代替東協的整體立場;不能以一己之利,損害中國與東盟的共同利益。」大陸與東盟完全有能力繼續維護好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他認為,大陸與東協國家都是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雙方面臨的主要任務,所以未來的著力點應該是堅持推進區域經濟整合,共同維護亞洲經濟發展勢頭,並為世界經濟復甦做出貢獻。

王毅表示,大陸和東協可考慮打造幾個區域體系,一是在「10+1」自由貿易安排基礎上,建設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為重點的區域自貿體系;二是以「10+3」金融合作為基礎的亞洲貨幣穩定體系;三是以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平台和亞洲開發銀行為基礎的亞洲投融資合作體系;四是以亞洲債券市場、區域信用評級機構等為基礎的亞洲信用體系。10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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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视频推介:约翰·凯奇 《4分3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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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视频推介:约翰·凯奇 《4分33秒》
Aug 29th 2013, 12:45, by Chinese Netizens

图片5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0NDYxMDgw.html

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1952年的作品《433秒》,创造了全新的"听音乐"的经验。这部作品共三个乐章,总长度433秒,乐谱上没有任何音符,唯一标明的就是"Tacet"(沉默),演奏者在乐章之间会做出开合琴盖、擦汗等动作。

演奏者的"沉默",让这部作品在每一场演奏中,包容进了空间里所有的声音。它给了日常声响一个舞台——演奏期间,听众听见的各种声响都是这首作品的组成部分。因被环境与观众行为影响,作品每一次演奏的内容都会不同。约翰·凯奇看来:"音乐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

"沉默"的演奏,让我们听到了环境里更多细微的声响。本期周刊以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收尾,它提醒我们:仔细聆听,留意生活里的各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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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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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
Aug 29th 2013, 12:45, by Chinese Netizens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

1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但是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和声音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阿达利把看起来只具有生理和心理意义的"声音",变成了具有文化研究意义的声音。在这一副社会学的耳朵里面,我们能听到社会和历史轰轰隆隆发生变迁的状况,也能够感受到声音如何被巧妙改造修饰,最终成为当代社会里面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

比起眼睛,耳朵无法关闭,也就更无法拒绝外来信息的植入——这就让声音天然具有霸权性质。在我小时候,广播喇叭安装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早上6点准时唱出《东方红》,用这种感恩的曲调,唤醒共和国全体人们的早晨。去性别化的声音,同时也是拒绝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的政治权威的象征。阿达利关注声音和权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让我们领悟声音的控制与塑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声音总是冒充自然和天籁,仿佛是自己在巧妙发生,但是,阿达利却执著地告诉我们,声音的塑造是如此"别有用心",以至于它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看作是"噪音",而把另一种"噪音"看作是有秩序的音乐。

显然,"声音"具有更强大的暗示启迪作用:也许没有比声音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形的本领——如果我们看一部说教体的电影会产生巨大的反感,但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旋律,却可以藏身到各种声音中顽强地进入我们的耳朵;同时,声音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可以摆脱政治的内核的东西,"伟大的音乐"总是可以直入心灵,抵达人类的"情感本质"。在这里,声音的政治性,就在于其总是可以天然地隐藏这种政治性。

阿达利让一切坚信音乐是纯粹的美的学者变得面如土色:"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P8)。如果我们总是在电影中听到性感绵软的声音播报"国军"的消息,而高亢明亮的声音播放"解放军"的消息,那么,"高亢明亮"就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象征;相应地,当"高亢明亮"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感也就暗中被左右了。

在这里,声音的生产,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之相应,声音的背叛,也就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文化力量较量的形式;而声音与政治的剥离,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娱乐政治的成果之一。这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声音对噪音的压抑和控制上。

阿达利把音乐声音的变迁,看作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中,旨在唤起人们的迷狂;14世纪以来的音乐,则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音声的秩序规范;由此,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就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阿达利勾画了这样一幅声音政治经济变迁的图谱:

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不会是偶然的;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Luigi 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Art Dei Runmori),而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就像工业进入可绘画一样,这一切也就都不会仅是巧合……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逝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导向商品,甚至到了讽刺滑稽的地步;摇滚乐、灵魂音乐和年轻人的反叛共同兴起;却又在年轻人被轻音乐生产方式所收编时消散;或者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这种方式不论在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都比较有效和系统化些。(P11)

在这里,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特定的音乐声音勾连在了一起,技术科学、信息传播与社会政治如果灵验的咒语,把不同声贝、器乐和嗓音组织在一起,构造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也塑造声音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力量。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2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活动。在没有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组织者收到了25万封热情的群众来信,评选出了共和国第一代"流行歌曲排行榜"。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相对而言,"15首"中,这首歌最有危险性:《祝酒歌》里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欢快情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再见吧,妈妈》是英雄的歌唱;《泉水叮咚》优美单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赞美战士的品德;《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虽然是爱情歌曲,却是要把爱情转化成为时代现身的健康情感……而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虽然歌词唱出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即它的声音却背叛了它的内容。在这里,阿达利所讲述的声音的政治浮出水面:李谷一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亲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在这里,中国流行音乐的复兴,乃是"性"的声音代替"无性"的声音的过程。高音喇叭和集体合唱的声音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同时也表征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诉求;而邓丽君的悱恻与李谷一的缱绻,却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宛在耳边的亲切与极具呼吸感的私语,荡漾着一个时代的舟船慢慢摇橹划向历史的海洋。弱声、气声和电子器乐声音的泛滥,成了这个时代"情感现代性"的标志。正如迪斯科与样板戏的对立显示了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声音正在重整80年代的生活范式。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声音的交织中纠缠撕咬并最终分裂。

唯美主义最终打败了泛政治主义,无论是张明敏还是费翔,都在助长磁性(性感)声音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欲望的召唤。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和崔健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唢呐、古筝、小号和电贝司创造了一种反叛唯美主义耳朵的精神。"噪音"代替了邓丽君的"丽声",崔健这些人似乎相信,只有嘶喊和吼叫,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也只有噪音的音乐,才能拯救衰弱无力、虚伪矫情的文化。现场感的声音被制造出来的工业化的噪音淹没,人们在摇滚乐声音的狂欢里,吼叫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显然,从邓丽君无意为之的喁喁私语到崔健刻意构造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人们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崭新的政治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又奋然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面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发烧友"让声音政治逐渐变成商品拜物教,声音第一次以毫无政治内涵的方式呈现出其娱乐政治的功能。

于是,一种阿达利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诞生了:在商品逻辑和资本体制的推动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的差别来去差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

显然,一旦声音被抽空了其内在的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如同周杰伦的专辑《惊叹号》所显示的,尽管其中不乏重型摇滚的劲头、进行曲的弦乐和狼烟般的鼓声,同样呈现周杰伦所代表的今天这个时代声音的空洞:歌曲的唱风充满表意的冲动,声音的内涵却昏暗不明;到处是喊叫的姿态,却没有可以值得喊叫的情感。

这正是对今年家喻户晓、大获成功的"中国好声音"的绝妙阐释: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胀满的摇滚;而杂耍一样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歌,又注定"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失去了国家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摇滚的嘶喊、Rap的琐碎、Gospel的宁静甚至Black Metal的粗暴……任何音乐都可以成为21世纪流行音乐工艺化的唯美元素。除了听不到肉嗓真声,今天的音乐可以把任何对音乐的背叛都当作耳朵的浪漫消费品,可以把任何噪音的现场都变成张爱玲所说的那种精美的怨怼。"中国好声音"不过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所推崇的一种"精致的重复"。

不妨说,"中国好声音"也就显示了阿达利意义上的声音政治的特殊形式:当人们欣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崭新唱法,并惊叹于这种歌唱者令人震撼的唱功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其"纯粹的诗性"可以脱离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功能,变成单纯的耳朵旅程。"变调"与"个性化处理",令"中国好声音"似乎在彰显"草根歌手"的权力与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胜利;但是,人们却不愿意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草根"和"多元",恰恰是声音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复杂多样"的自我和声音,乃是声音造就混盲的服从感与迷醉幻觉的单纯形式——没有比这种纯粹的声音所提供的解脱感更令人觉得"解放"。"歌唱的自由"被"自由地歌唱"所代替,陷入多彩的声音里面,忘却单调的生存,这乃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元"声音的特定政治效果。

阿达利的著作已经出版了40多年,而就今天中国社会特殊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状况来看,这本书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文章作者: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

(文章来自《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12年12期。)

书籍介绍:雅克·阿达利 《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图片4

作者: 贾克·阿达利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宋素凤 / 翁桂堂

出版年: 2000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是当代法国著名学术与政治人物,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特别顾问,他的作品涉及面广,并具有历史文化的内涵,深受欧美知识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了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而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整部音乐史即是噪音如何被含纳、转化、调谐、传播的历史。全书以此为结构分为五章:一、倾听:论述音乐离不开对象、听众的聆听;二、牺牲:为宗教而演奏;三、再现;四、重复:音乐为商业目的、录制唱片而作;五、作曲:未来的自由地为创作而作,从而不断制造出社会新秩序。全书贯穿着作者后结构主义观点、旁征博引,是一本研究音乐深层社会意义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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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刘汀:声音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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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刘汀:声音的舞蹈
Aug 29th 2013, 12:30, by Chinese Netizens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

 

我们常常只关注影像而忽略了声音。在"凝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动作"听"。过于重视"看见"的世界,导致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听"在内的其他感觉受到了压抑。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盲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未必比健全人单调,可能还更丰富和更纯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变态地对声音敏感,或许是我在感知世界、认识自己方面更进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报之一。

06年冬天,我走在学院南路的风中,忽然觉得风并不是均匀的,即使它同时从我身体两侧穿过。我模糊地感觉到右耳边的风声声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着一堵墙。经过几分钟的困惑之后,我让所有的神经去感受究竟发生了什么,终于明白,不是风的问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终于辨别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团凝固的空气,让我听任何声音都像隔着无形的什么东西。

我跑到校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穿刺两个字还是让本能地我心头一紧,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到: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变成聋子的途中。医生说她刚来上班,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小手术,于是给我开了转院单。我带着那张单子和没有被强行留在校医院摧残的庆幸,清晨四点多到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队、挂号,再排队,然后等着一个老医生把一根长长的针管伸进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团隔着世界的空气。

手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剧痛,从医院大楼走出来,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体外部敞开了,它贪婪地吸收着所有的声音:汽车声,说话声,走路声,叫卖声……以及它们的混杂物。对我来说,声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活了过来,被重新定义,这是耳朵的一次苏醒,在苏醒的耳朵里面,声音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我走到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吃店,选了靠窗的位置,缓慢地吃一碗馄饨,不但是用嘴巴,还是用耳朵,我听到了到此前从未注意的咀嚼的声音,牙齿和食物的耳鬓厮磨,吞咽时喉咙的轻微声响。那时一场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听到了轮胎摩擦略有些结冰的地面,司机的座椅吱吱喳喳地响着,售票员吸着鼻子,一对年轻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话;我听见车窗玻璃因颠簸而发出细微的振动,有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买菜回去的大妈眯着眼睛的呼吸;我听见了一段万物交织的乐曲。

如果当时有人注意到,一定会发现车上有个身子向右倾斜的奇怪乘客。

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们,在这之前,不过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着世界上的声音,我们无所觉地听见,但并未真的听见,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次地看,但很多时候从未看见一样。这令人想起《阿凡达》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又或者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类似的情节:诗歌课的老师拿着一枚苹果问学生,你们见过多少次苹果?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错了,你们从未见过苹果。它们的指向同一个重点,在看见和听见的意义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器官,它们终于和那个有着灵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实现沟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经指明了这条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不是上帝创造了光,而是上帝意识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我们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们意识到了看和听的东西,它们才能是光和花。

这之后,我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不是说我仅仅比以前更注重声音的细致和精确,而是对它背后藏着的什么更为关注,比如语气高低所透露的情绪、是否似曾相识、可否轻易模仿等等。更具体一些说,深夜从窗前过一辆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我渐渐不为它而焦躁不安,细细聆听发动机、车胎摩擦路面一连串的声音,在简短的交谈声中推测司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揣摩他们对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声音在混乱中达成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声音本身成为故事的内容,并因此构造了最真实自然的生活场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来辨识别人和自己,这当然充满了危险性,但危险性亦是趣味性。电话使我这种辨识的安全得以实现,我总是喜欢全神贯注地听对方的每一个字,努力获取他声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广之来测知他身处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这些由声音引发的判断和推测,有时导向真实,有时导向虚构。它的危险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烦躁、愤怒、不屑、冷笑和无所谓等种种冷漠心境,语言上虽一如往常,可情绪依然跑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年,手机听筒出了点问题,在接听电话时,熟悉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出问题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听筒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掉了。父亲声音的变化让我丧失了现实感,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亲,而我却不得不和他假装无事发生一样谈话;或者是,我的父亲在冒充别人,而我决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现个偌大的黑洞,张着大嘴吞噬与我相关的一切。我迅速挂掉电话,气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电话又拨回家里,正当我以为万物归宗,一切都将还原,父亲将重新变成那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公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默了一秒钟我辨认出是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刚才是父亲,但那个电话的后遗症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打电话时父亲去哪里了?刚才是不是他的声音?

再次挂掉电话,我久久坐在长椅上,心想自己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最游离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昭示当时父子关系本质的一次,竟然是通过声音的意外改变来抵达的。生活的变化,让我和父亲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不能再向以前一样交流,但是我们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必须从现在迅速回撤,尽最大能力回到他们适应的那种交流方式中,以保证关系的稳固。这和父子间的感情是两回事。推衍到极端便是,当你在最广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个人的时候,便很难在与他有深入的交谈了,因为他的所有疑问在你那里都不成为疑问,而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答非所问。这也许会解释类似的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爱情永远是发生在双方不甚了解的阶段的,因为那时候的交流是最有效、涵义最丰富、可能性最多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只有充满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声音可以被各种方式描述,即使他被用现代技术录下来,也仍然会捉摸不定。声音不是单纯的声波震动,它凝固着发声那一刻的所有信息,录下一段声音,哪怕你用最先进的方式保存它,过几十年之后再去听,你仍然能听到时间流过的痕迹。更何况,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保证它传播或录下了你以为的自己。读硕士时,导师在一次课上说,他讲课不喜欢用话筒,甚至有一些恐惧,因为话筒放大、夸张了他的声音,而这声音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前几天,老婆学校里做公开课,并且录了光盘,之后老婆一边看光盘一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她觉得自己的录像中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别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她当然知道(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听总是作为内部的自己在听的,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第二个媒介的转播,再被自己听到。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内部倾听自己的声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认知,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你以前所认定的自己的声音并非如此时,自我必然会产裂隙。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时的情景。那时候大概十几岁了,四叔从很远的地方批发回两框水果,他分给子侄们每人一个苹果。我们看着它,那么诱惑,可又那么珍贵,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咬下去,该不该把这样一个完美的食物破坏。可是它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实现,我们便咬了。那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始终留着,此后我吃过许多的苹果,可是再也听不见如第一次一样的声音了。现在,我能知道声音穿过了它的物理性质,第一次咔嚓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通过它真正地和苹果发生了联系,我吃到了苹果,苹果对我而言第一次成为存在,我的某个缺口得到完满。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说出的,在才能通过耳朵,而在心里成为现实。人们因此在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说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妈妈……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为万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拥有或试图拥有世俗的一切时,我们假装这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从心里生出作为人的感情。我们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身外之物,吃喝玩乐,浅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当然要靠它们支撑,可在灵魂深处总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领地,给那个你未曾听见、也未曾看见的自己。自己,我们说得最多的言辞,我们遍寻而不得的那个人,我把这看做唯一可抵达灵魂安宁的路,作为平凡人,总有要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以免在将来老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无处立足。

文章作者:刘汀:青年作家,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39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

(文章转载自一五一十部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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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郑慧华:声音作为观念,重省“声音”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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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郑慧华:声音作为观念,重省"声音"的政治性
Aug 29th 2013, 12:30, by Chinese Netizens

"若欲将'声音'放在当代艺术讨论里,或许可从另一个更为广阔的方向,来审视其形式和社会意义,并将之置入感知经验的美学政治性中,将观念纳入讨论,或者反过来说,将对感知的讨论推进至声音制造的意识领域,去理解声音被建构的政治及其与生活经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这亦可说是进一步探讨'声音'作为创作工具与内容时所能产生反思的一种方式。"

 

2010年底在台北艺术大学举办的年度性声音表演活动"超响"中,两天的时间共十组声音创作者演出,并邀请日本、欧洲的演出者共同参与。观听者在现场所闻所见,是声响与影像自由即兴下的共鸣、机械与身体的互动表现。这些作品结构完整且让人感到有着它内在起承转合,如声音艺术在台湾所一向承诺的——它试图开创观听者聆听经验的可能性。及至目前为止,尽管对"声音艺术"的谈论,多数论者仍意欲维持它的可能性与开放性,但某程度上这个领域在台湾多少是和另一个范畴:"科技艺术"和"电子/多媒体艺术"有紧密且交错的关系—它们着重技术的影响力并试图呈现对媒材运用的想象,也因此,它的发展也隐隐传达着台湾如同亚洲其他地方(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对自身现代化追求和展现的潜意识。或可这么说,大约十年来,今日艺术机构与学院系统下的"声音艺术"已逐渐发展、纯化为一种从声音和媒材技术内部去追求的专业和美学。而回溯台湾1990年代狂飙的地下噪音运动的这条脉络,大多非科班出身的投入者,则是较倾向从声音与它外部的交互关联去追求它广义的社会性,基进者,甚至试图以制造声音冲撞或挑衅既定之社会空间。经过这段已不算短的历程以及场域转变,我们看见了台湾艺术家、演出者对"声音"的不同态度和实践取径(approach)上的演化与转进。此刻,若欲将"声音"放在当代艺术讨论里,或许可从另一个更为广阔的方向,来审视其形式和社会意义,并将之置入感知经验的美学政治性中,将观念性纳入讨论。或者反过来说,将对感知的讨论推进至声音制造的意识领域,去理解声音被建构的政治及其与生活经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这亦可说是进一步探讨"声音"作为创作工具与内容时所能产生反思的一种方式。这里将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而试图谈论的"声音"也不单指声响形式或实验手法,而是它作为内容之外,也同时作为传递讯息的"载体"所反映、或操作出来的社会性意义。简言之,是将"声音"观念地思考,并以它为形式、内容和隐喻同时去揭开其所构筑出或暗示出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若扩大从台湾社会的声音历史谈起——从戒严到解严即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与过程。戒严时期台湾人民普遍的聆听经验是受到管制的,国家机器通过教育、媒体、音乐……等任何制造声音的手段去建构人们对国家和政治的想象,以压抑语言和无涉社会现实或虚构的文本——通过反共教育及广播电视节目、爱国歌曲播放……等等全面对人民进行整体感性经验的支配,无形中铭刻在人们的身体和集体记忆中——正如剧场导演王墨林所说的:是一种"身体戒严",而且至今"戒严从来没有结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墨林所意指的不是有形体制与规范的存在与否,而是提醒去重新省思感知经验所受到的分配、规训与影响是来自何处。声音(艺术)的开发既承诺了提供一个从既定感知系统或建制中再解放出来的渠道,那么,"声音"的讨论,就不是仅止于谈论声音艺术内部的美学性,而当扩及"声音"和它的外部、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讨论它今日在感知政治的领域里能做什么和提出什么?当代艺术中,关于影像本质与影像政治有丰富的探讨,相较之下,"声音"在创作中的运用及意涵却仍是个甚少着墨的领域,如林其蔚在《声音艺术的定义困境Ⅰ——让人迷惑的声音艺术》文中开宗明义所述,因为"可闻的声音本体并非唯一主角,几乎所有艺种的各类元素(如音乐、雕塑、影像等)都可能同时出现"(注1),"声音"潜身或跨越于各类创作之中而非单一和独立地被察觉。换言之,不同的艺术创作类型之中也都可能包含声音,今日也确实已有不少艺术家将声音/音乐作为深入探讨的内容与接口。台湾艺术创作者中,林其蔚的"声音社会测量计划"即是一长期运用声音进行对社会和社会形式的探索,这个计划的有机性与意义繁衍的关键,并不在于创作者自身或通过他自己所制造的声音,而在他与参与者共构的实时场域里。这个计划的参与者皆来自不同环境、不同社会背景,他们环绕而坐,手执一条事先制作好、印织有一个接一个不同元音字的长条形黑带,传颂念唱,声音形成如梵唱般的音场,声音的和谐、不和谐、随机、共鸣、参差和起落传达出某种社会形式—由诸众所形成的场域的隐喻。他曾谈过自己的创作,事实上是"召唤声音"的技术:"简单说来,就是让观众找到创造自己的权力。召唤的对象,正是这些被制式召唤仪式所放逐的灵魂,在此,'受事者'(观众)与'成事者'(艺术家)不复能够区分。"(注2)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陈界仁的创作长期以来对"声音"保持着觉察,他从作品中的声音形式、隐喻乃至放大至话语权的意义去铺陈声音的政治。他最为人熟知的影片《加工厂》、《八德》等作即是以"无声"去谈论边缘人民处境中的"失语"或"无法发声"的状态。更早在《凌迟考》中,他已邀请台湾政治音乐先驱王明辉("黑名单工作室"灵魂人物)参与,以录下自己微弱的皮肤电磁波声,同时隐喻他在整体作品中对"社会身体"的讨论,他曾说:"我用自己皮肤的声音,参与其中。"及至近年的《军法局》和《帝国边界》,声音的运用越来越占据特殊的叙事位置。陈界仁与笔者谈《军法局》这部影片时中提到:"……事实上我对声音一直都很感兴趣,声音是一个比影像更具穿透力的媒介,但声音操控听者情绪的能力,也可能是很危险的。所以关于声音该如何发出、收录和制作的伦理以及在叙事上的位置的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我跟影片的声音设计罗颂策讨论了很久,最后我们决定只用演出者与空间和对象接触时发出的声音为基础……,简单说这些声音都是人与体制碰撞时所发出来的声音。"(注3)在《帝国边界Ⅰ》,两段以报告剧方式呈现受国家主权与边界管制,台湾人申办入境美国的签证过程中的被歧视和被拒经验,以及大陆配偶来台所受到的诸多不公平对待,他们在社会建制与法律空间里的被消音,通过陈界仁以艺术的介入重新"夺回现场"的方式去重新创造出发声的空间。另一位以"声音"为主要思考与创作内容的艺术家王虹凯,她对声音的敏感与察觉,来自长年生活于异地,在述说和聆听两种不同语言的生活环境中的经验。对她而言,"聆听是政治的"(Listening is political,注4)。她的创作一开始是针对环境的聆听,至近年逐渐转化为"聆听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listening)—一种对寻常感知经验有意识的观察、处理和使用。她谈及美国前卫作曲家艾戌里(Robert Ashley)对她的启发—将声音当作概念化的工具,使她从主观经验开始进入探索声音的政治社会意义。2010年夏天,她在牯岭街小剧场发表由她统筹策画、耿一伟执导、王福瑞担任声音设计的《Watching Dust-微声计划》,改编自艾戌里的歌剧《尘埃》(Dust),五位社会边缘人以歌唱、低语的方式讲述其心境与处境。目前王虹凯正在进行的《Music While We Work》计划,更超越单单只是主观记录、采集的音景制作方式,进而探讨"录音"(recording)的政治性。她回到自己的家乡云林虎尾,与当地已超过百年历史的制糖厂合作,邀请当地退休员工回到工厂,由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的团长陈柏伟带领声音工作坊,循序引导集体参与并逐步将麦克风交由这些退休员工去主动录制他们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声音。在此计划中,王虹凯将再与王福瑞合作进行这些声音的后制与再组织以完成最后的成果。她谈到自己的思考:"我早期的创作多半只是主观表达生命经验,这一年来,我转向探求集体的经验,而在这之中,探讨自己与大环境的关系或将其作为隐喻并不足够,创作者只作为中介者也仍不足够,我希望通过艺术的介入,去触发一些东西,促成一些东西,并探索它所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结语

如此探讨声音和它可能被思考的方向,并非将当下谈论的台湾声音艺术的形式、属性与呈现予以搁置不谈,而是试图提出另一种看待或讨论声音的可能,或甚至从更宽的角度去谈声音的多面性,与它可能在艺术探讨中的位置。

2010年英国的指标性艺术奖项"泰纳奖"(Turner Prize)颁给了声音艺术家菲丽普丝(Susan Philipsz)。她以一件声音装置作品《Lowlands》获奖。在这件作品中,她录制自己唱的苏格兰16世纪哀悼歌《远去的低地者》(Lowlands Away),将三个录音版本分别装置于格拉斯哥市克莱德河(River Clyde)的三座桥下播放。而在美术馆展出空间里,仅以悬挂在墙上的一组喇叭播放。菲丽普丝以声音介入公共空间而著名,她的录音作品出现在如车站、超市这样的公共场所。有趣的是,当她获奖后冲击了英国的主流艺术与评论界,有人认为这代表以声音为主的创作将以不容忽视的态势开始受到注目,但也更多人批评"这不是艺术"。菲丽普丝的得奖,其实也更凸显了"声音"于艺术领域一直存在观念与认知的争议。尽管泰纳奖本身亦是嘘声、骂声不断的箭靶,然"声音"的进入,也着实是于此时此刻拓宽和撑开了当代艺术所能够论述和讨论的既有范围。

注1 参见林其蔚〈声音艺术的定义困境Ⅰ—让人迷惑的声音艺术〉,《艺术Issue》 No.8,2010.11。

注2 参见郑慧华编着,《艺术与社会-当代艺术家专文与访谈》,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2009,页146-147。

注3 出处同注2,页78-79。

注4 撷自王虹凯与笔者近日的访谈(2011.02.01)。

 

文章作者:郑慧华:艺术评论者,独立策展人,《典藏今艺术》温哥华特约主笔。

(文章转载自 《典藏.今艺术》222期,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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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刘汀:声音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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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刘汀:声音的舞蹈
Aug 29th 2013, 12:30, by Chinese Netizens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

 

我们常常只关注影像而忽略了声音。在"凝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动作"听"。过于重视"看见"的世界,导致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听"在内的其他感觉受到了压抑。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盲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未必比健全人单调,可能还更丰富和更纯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变态地对声音敏感,或许是我在感知世界、认识自己方面更进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报之一。

06年冬天,我走在学院南路的风中,忽然觉得风并不是均匀的,即使它同时从我身体两侧穿过。我模糊地感觉到右耳边的风声声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着一堵墙。经过几分钟的困惑之后,我让所有的神经去感受究竟发生了什么,终于明白,不是风的问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终于辨别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团凝固的空气,让我听任何声音都像隔着无形的什么东西。

我跑到校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穿刺两个字还是让本能地我心头一紧,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到: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变成聋子的途中。医生说她刚来上班,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小手术,于是给我开了转院单。我带着那张单子和没有被强行留在校医院摧残的庆幸,清晨四点多到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队、挂号,再排队,然后等着一个老医生把一根长长的针管伸进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团隔着世界的空气。

手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剧痛,从医院大楼走出来,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体外部敞开了,它贪婪地吸收着所有的声音:汽车声,说话声,走路声,叫卖声……以及它们的混杂物。对我来说,声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活了过来,被重新定义,这是耳朵的一次苏醒,在苏醒的耳朵里面,声音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我走到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吃店,选了靠窗的位置,缓慢地吃一碗馄饨,不但是用嘴巴,还是用耳朵,我听到了到此前从未注意的咀嚼的声音,牙齿和食物的耳鬓厮磨,吞咽时喉咙的轻微声响。那时一场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听到了轮胎摩擦略有些结冰的地面,司机的座椅吱吱喳喳地响着,售票员吸着鼻子,一对年轻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话;我听见车窗玻璃因颠簸而发出细微的振动,有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买菜回去的大妈眯着眼睛的呼吸;我听见了一段万物交织的乐曲。

如果当时有人注意到,一定会发现车上有个身子向右倾斜的奇怪乘客。

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们,在这之前,不过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着世界上的声音,我们无所觉地听见,但并未真的听见,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次地看,但很多时候从未看见一样。这令人想起《阿凡达》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又或者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类似的情节:诗歌课的老师拿着一枚苹果问学生,你们见过多少次苹果?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错了,你们从未见过苹果。它们的指向同一个重点,在看见和听见的意义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器官,它们终于和那个有着灵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实现沟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经指明了这条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不是上帝创造了光,而是上帝意识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我们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们意识到了看和听的东西,它们才能是光和花。

这之后,我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不是说我仅仅比以前更注重声音的细致和精确,而是对它背后藏着的什么更为关注,比如语气高低所透露的情绪、是否似曾相识、可否轻易模仿等等。更具体一些说,深夜从窗前过一辆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我渐渐不为它而焦躁不安,细细聆听发动机、车胎摩擦路面一连串的声音,在简短的交谈声中推测司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揣摩他们对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声音在混乱中达成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声音本身成为故事的内容,并因此构造了最真实自然的生活场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来辨识别人和自己,这当然充满了危险性,但危险性亦是趣味性。电话使我这种辨识的安全得以实现,我总是喜欢全神贯注地听对方的每一个字,努力获取他声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广之来测知他身处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这些由声音引发的判断和推测,有时导向真实,有时导向虚构。它的危险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烦躁、愤怒、不屑、冷笑和无所谓等种种冷漠心境,语言上虽一如往常,可情绪依然跑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年,手机听筒出了点问题,在接听电话时,熟悉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出问题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听筒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掉了。父亲声音的变化让我丧失了现实感,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亲,而我却不得不和他假装无事发生一样谈话;或者是,我的父亲在冒充别人,而我决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现个偌大的黑洞,张着大嘴吞噬与我相关的一切。我迅速挂掉电话,气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电话又拨回家里,正当我以为万物归宗,一切都将还原,父亲将重新变成那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公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默了一秒钟我辨认出是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刚才是父亲,但那个电话的后遗症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打电话时父亲去哪里了?刚才是不是他的声音?

再次挂掉电话,我久久坐在长椅上,心想自己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最游离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昭示当时父子关系本质的一次,竟然是通过声音的意外改变来抵达的。生活的变化,让我和父亲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不能再向以前一样交流,但是我们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必须从现在迅速回撤,尽最大能力回到他们适应的那种交流方式中,以保证关系的稳固。这和父子间的感情是两回事。推衍到极端便是,当你在最广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个人的时候,便很难在与他有深入的交谈了,因为他的所有疑问在你那里都不成为疑问,而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答非所问。这也许会解释类似的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爱情永远是发生在双方不甚了解的阶段的,因为那时候的交流是最有效、涵义最丰富、可能性最多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只有充满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声音可以被各种方式描述,即使他被用现代技术录下来,也仍然会捉摸不定。声音不是单纯的声波震动,它凝固着发声那一刻的所有信息,录下一段声音,哪怕你用最先进的方式保存它,过几十年之后再去听,你仍然能听到时间流过的痕迹。更何况,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保证它传播或录下了你以为的自己。读硕士时,导师在一次课上说,他讲课不喜欢用话筒,甚至有一些恐惧,因为话筒放大、夸张了他的声音,而这声音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前几天,老婆学校里做公开课,并且录了光盘,之后老婆一边看光盘一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她觉得自己的录像中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别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她当然知道(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听总是作为内部的自己在听的,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第二个媒介的转播,再被自己听到。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内部倾听自己的声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认知,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你以前所认定的自己的声音并非如此时,自我必然会产裂隙。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时的情景。那时候大概十几岁了,四叔从很远的地方批发回两框水果,他分给子侄们每人一个苹果。我们看着它,那么诱惑,可又那么珍贵,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咬下去,该不该把这样一个完美的食物破坏。可是它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实现,我们便咬了。那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始终留着,此后我吃过许多的苹果,可是再也听不见如第一次一样的声音了。现在,我能知道声音穿过了它的物理性质,第一次咔嚓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通过它真正地和苹果发生了联系,我吃到了苹果,苹果对我而言第一次成为存在,我的某个缺口得到完满。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说出的,在才能通过耳朵,而在心里成为现实。人们因此在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说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妈妈……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为万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拥有或试图拥有世俗的一切时,我们假装这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从心里生出作为人的感情。我们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身外之物,吃喝玩乐,浅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当然要靠它们支撑,可在灵魂深处总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领地,给那个你未曾听见、也未曾看见的自己。自己,我们说得最多的言辞,我们遍寻而不得的那个人,我把这看做唯一可抵达灵魂安宁的路,作为平凡人,总有要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以免在将来老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无处立足。

文章作者:刘汀:青年作家,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39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

(文章转载自一五一十部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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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YANG:如果听,在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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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YANG:如果听,在中环
Aug 29th 2013, 12:15, by Chinese Netizens

"在一遍又一边的提醒声里,是既定的权力机制对我们的规训:地铁里一遍遍提醒'请勿饮食'的广播声;上下手扶电梯时,提醒你'握好扶手,小心梯级';在'请勿超越黄线'的地铁提醒声里,我们变成不会行差踏错的乖乖都市人。杨阳觉得这是'一种机械化以及去人化的过程':'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口袋就是那种东西,你放什么进去,它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本地声音艺术组织"声音掏腰包"(SOUNDPOCKET)创办人杨阳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喜欢那种弹性。"

在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的中环,根据香港环保署数据显示,约有15%以上人口暴露于70分贝或以上、被定义为"噪音"的声音之中。假如中环的高楼们能像口袋一样,灵活柔软,随每时每刻遭遇的声音而变形:巴士声、红绿灯声、广告中的谆谆善诱、上下班高峰时,一连串高跟鞋、皮鞋竞赛式地踏在阶梯上;星期天,外佣们与朋友欢聚的声音;游行时,愤怒的口号声……

高楼因应声音而舞动,而那片如今被挤压的小得可怜的天空,也将因此被剪裁出不同的形状和宽度。是不是到这种时候,作为视觉动物的我们,才能真切"看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声音的来源是多么丰富、层次多么细腻?

但石头与钢筋的都市就很难做到像口袋一样柔软。中环的摩天大楼间,声音们冲撞、回荡,再被放大。在杨阳看来,城市于是变成一个巨大的音箱(SOUND-BOX),而居于其中的我们难以分清声音的来源与远近。

在和香港逼仄的居住空间同样扁平的聆听环境里,也不是找不到方法把世界挡在外面。最简单的,塞入两颗耳机,瞬间进入庞大音乐产业提供的经过压缩、可随身携带的自由。或者干脆发挥现代人"闻而不听"的特长,像香港开埠前一年(1840),小说家艾伦坡就写到的那样:(人群中的人)似乎满脑子想的只是,在人群中找出一条道,穿过去。

但回避,或许是在对损害自己的事物的纵容同时,将自己的一部份压扁?"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你假设,眼前的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你会愈来愈麻木。"

而尝试选择锻炼自己的耳朵,像口袋一样去收纳、倾听周围的世界,也是一种选择之一:"比如红绿灯,你可以纯粹当他是提醒我们过马路的工具,也可以静下来,留心听一听,他的节奏、他与周围其他声音如何迭加,形成另一种东西。"杨阳说:"我们的生活需要工具性的事物,但不能将生活仅仅压扁成工具。听听红绿灯,也许你能发现别的意思,这已经是一种开阔。

声音的阔度

带来的开阔还包括回忆及思考的细腻。作为一个从70年代起,就在中西区一路出生、成长的香港人,谈起中环飞速进行的拆与建,杨阳回忆起2006年底天星码头清拆事件中,消失的钟楼钟声:"天星码头上那个机械钟楼的声音,虽然和教堂的钟声不同,不具备宗教性,但在我看来简直是全香港唯一一个公共的钟声。那时无论你是去大会堂听音乐,还是只是在码头买一罐汽水休息一下,都可以听到。"

她认为这个声音十分重要:"钟声既是这个地方的一部份,也同时在标志着一个位置。比如以前,春天时,海港中弥漫着白雾。渡轮一直往前,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听着钟声的远近,你却知道自己在哪里。

"所有的遗产都是非物质的",杨阳引用她喜爱的澳洲学者LAURAJANE SMITH说。旧天星码头拆掉以后,钟楼的声音一并消失。香港政府其后建了个仿古的新天星码头,码头的中央大楼里摆放了一个新的电子仿古钟楼,机械钟声变成仿真的电子声。保育于是沦落为"案件重演",不如无有。如香港作家小思所写:"香港故事,竟然欠缺真切声音,倒不如无声了。"

而随着中环的发展,不仅大楼们的高度日益攀升,物料的转变也在暗中进行。比如1993年修建的半山电梯,不仅改变了人们上山下坡的速度,也改变了上山下坡的声音:「以前我在中环住的时候,每天上班都要走半山那个长电梯。这时你就能特别感觉到物料的存在。很多很多上班族同一时间穿着皮鞋或高跟鞋,踏在铁或者钢制的电梯上,像锉冰一样,十分吵。有时我受不了这声音,就走旁边的石阶,你会发现会静一点。"

杨阳回忆起一个她在石阶上遇见的一个外籍人士:"他很有趣,我见他时,他穿着拖鞋,正在石阶上几级、几级的跳。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很有音乐感。他这样子带来的城市的节奏,同你走电梯,产生的质地很不同。

"透过物料,你听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接触点。"杨阳相信:"去听可以让你找到、返回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与他人、与外界——小到一条街,一个小区,大到世界和宇宙,建立关系的尝试。"

声音的控制

但为什么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重要? "如果没有定位,你就迷失方向,而一个没有方向和愿景的社会却常常叫人迷失。"在一遍又一边的提醒声里,是既定的权力机制对我们的规训:地铁里一遍遍提醒"请勿饮食"的广播声;上下手扶电梯时,提醒你"握好扶手,小心梯级";在"请勿超越黄线"的地铁提醒声里,我们变成不会行差踏错的乖乖都市人:"我觉得这些声音实际上是塞住你的空间,令到你变成机器人。所有的声音都在叫MOVE ON, MOVE ON,让你快点经过这里,快点去到一个地方。"杨阳觉得这是"一种机械化以及去人化的过程":"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声音揭露我们在社会中的被动处境,然而我们并不是就因此无所作为。杨阳讲起自己以前住在中环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住在摩罗庙街的唐楼。有一年新年放烟花,因为我周围都是高楼,无法看见,只能很清楚听见烟花呯呯的声音。这声音虽然不吵,但让我觉得很被动。我又不同意我们拿很多钱去放烟花,为什么还必须听到呢?这件事很霸道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一定要拿回一种主动,就上天台,录了半个钟的烟花声。"

"听是我们有的能力,那我们就要去使用它。简单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感受世界的振动",杨阳说。即使这种振动的结果之一,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录下看不见的烟花的声音,但已经足以启动对声音带来的质疑、愤怒和思考的共鸣。

声音的存在

除了听"见",声音还可以告诉我们听"在"。据SOUNDPOCKET举办的"听在"声音艺术节的场刊中所写,这个"在"可以是"处于某事某地的聆听",也可以是"所有聆听经验之可能存在的领域"。作为本地第一个专注于"声音艺术"(SOUND ART)的民间团体,杨阳却从一早就小心翼翼的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名词:"我们常避免说自己做的是声音艺术,而更愿意说我们在做与声音有关的艺术(AROUND SOUND ART),那就是SOUND IN ART 或者SOUND AS ART。

分类是一种命名,同时也是一种限制。人的耳朵,不局限于压扁的经验,完全可以像口袋一样,圆鼓鼓地(ROUND)、无止境地吸纳世界的各种声音。

SOUNDPOCKET曾经邀请来港的一位德国艺术家ROLF JULIUS曾搜集不同"版本"的尘埃、碎片,比如花瓶里、杯子里或角落里的灰烬,小碟子上生铁锈的碎片等等,通过装置,放大了他们的声音。意大利策展人CARLO FOSSATI评论称,在这件作品里,JULIUS的凝视总是往下的。而孩子们是这件作品的最好欣赏者,因为他们往往本能的弯下身来,贴近放在地上的尘土。

杨阳在向我介绍这个作品时说,JULIUS的眼睛之所以往下望,是因为他觉得每一点的尘埃,每一点别人不要的碎片,其实都充满着一点人的痕迹。这些东西虽然没生命,但与我们构成一种关系。所以JULIUS向下的凝视就给了我们一种谦卑。 "我时常觉得对比起视觉,一些聆听声音的方式,也带有一种谦虚。假设在中环,你少望一会那些摩天大厦。往下望,听听沟渠里的水声,那么你那一日可能会跟平常有些不同。"

(文章首发于《號外》2013年6月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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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9th 2013, 12:15, by Chinese Netizens

这个世界很嘈吵,所以我们喜欢用耳机,把自己罩起来,播放音乐、电影,得到一刻放松。隔绝"噪音",也隔绝了人群。如果我们尝试仔细聆听身边的声音,就像放大镜一样,专注地听一个事物,或许更能感觉到城市的生命力,和"我"的存在。

香港声音艺术组织"声音掏腰包"(SOUNDPOCKET)的计划"声音图书馆"采集不同角落的声音,让大家细听来自这座城市不同角落的声音,电车的终点,大美督的夜与日,深水埗鸭寮街,九龙公园的蛙声……

通过聆听、记录声音认识自我,关照彼此,并且认识、理解他们所在的城市。

"让聆听作为自处与共处的方式。"

网址:http://www.thelibrarybysoundpocket.org.hk/ 

图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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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梁文道:怀念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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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梁文道:怀念钟
Aug 29th 2013, 12:16, by Chinese Netizens

"教堂的钟楼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筑物,它还是整个城市日常生活的总指挥与宗教信仰的轴心。市民们起居作息的时间要靠钟声规范调节。什么时候做早课,什么时候进教堂礼拜,更是要靠钟声的召唤。"

 

我从来不知道香港人可以如此多情。在中环老天星码头停用的那一夜,有成千上万的市民站在码头边上。待得运作了48年的钟楼响过最后一遍报时声,很多人对着它举起了手,轻轻挥动。我还听见电视里传来的声音,他们竟然对着这座建筑说"拜拜"。一座建筑,本应没有生命,不懂得应答;但是在这一刻,却是活的。至少对那些专程赶来挥手道别的老百姓来说,这座钟楼是个活物。

许多人缅怀中环的天星码头,是因为这座建筑可见可触的实体。不过到底有人注意到了,它还是一座会发声的建筑。第二天政府一手策划的新码头开张了,也有钟楼,只不过里头的钟是电子钟。有市民接受记者的采访,评论新钟楼的"声音不好听,很死板,没有老机械钟敲动时的余韵。"

我喜欢钟的声音。钟响的时候,仿佛可以在空气中忽然开启另一面空间。它不暴烈,只是在天空里开一条缝,然后缓缓地震动,另一个世界就在这和缓的震动之中渐渐敞现,让听者从此也发现彼世的存在。难怪那么多的宗教音乐都喜欢使用钟,它的声音就像一个启示,告诉我们神圣世界的存在。传统欧洲教堂的钟就不用说了,印尼甘美兰音乐里那种如铜钹的钟也有类似的美妙效果。古代中国的编钟就算不是用在纯宗教性质的场合,也能营造出王家仪典那非同凡俗的庄严圣境。而在这个众神退隐、宗教色淡的年代里,像梅湘(Oliver Messiaen)或更晚近的帕特(Arvo Part)这些伟大的现代作曲家,也喜欢为钟谱写赞歌,甚至模仿它的发言模式,以营造崇高灵性的氛围。

然而,钟又不单单是一种乐器,它还是一具发布信号的大型装置。不论中外,钟都因为它的浑厚、绵长与远古的声响,而被人类用作报时的器具。就像老天星码头的这座钟楼,虽然能够发出乐声,但基本上它是个时"钟"。

说到时钟的声音,老天星码头这座钟楼敲出来的乐音大概是世界上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那就是著名的《西敏寺钟声》(Westminster Quarters或者Westminster Chimes)。它的旋律简单极了,来来去去就是G、C、D和E等四个音的置换,无人不知,也无人哼不出来。但是关于它的作者,却有不同的说法。比较光辉的一种,是说它乃韩德不朽名作《弥赛亚》其中一段的改写和变奏。至于这首小曲之所以叫做《西敏寺钟声》,是因为最早使用它的正是英国国会所在地–西敏寺宫的那座"大笨钟"(Big Ben)。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西敏寺钟声》是可以配词的,传统上还流传了好几个版本呢。例如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这样的:噢!主啊,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向导/有你扶助/没有人会失足,(O Lord our God/Be Thou our guide/That by thy help/No foot may slide)其他几种配词也是如此,充满了宗教意味。钟声,本来就是沟通人神的声音桥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世纪前的欧洲城镇,那是一个还没有飞机、汽车以及蒸汽发动机的时代,因此也没有太多的噪音,于是全城最响亮的声音就是钟声了。而这种钟声一定来自教堂,教堂又一定处在市镇的中心,所以钟声是整个城市的中心声音。当时有不少城市就因为钟体庞大,钟声洪亮,被人冠上"会说话的城市"或"会唱歌的城市"的美称。

教堂的钟楼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筑物,它还是整个城市日常生活的总指挥与宗信信仰的轴心。市民们起居作息的时间要靠钟声规范调节。什么时候做早课,什么时候进教堂礼拜,更是要靠钟声的召唤。在那个没有手表的年代,时间因教堂的大钟而神圣,属于神的时间与俗世的时间是分不开的,敲钟通报大家早祷的时间往往也是该准备一天工作的时候了。钟楼与钟声,统一了整个市镇居民的生活节奏、生命目标,是宗教信仰中心位置的象征。

法国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rn)在《大地的钟声》这本书里曾经详尽分析19世纪法国乡村频繁发生的"夺钟事件"。话说当时新成立的共和国急于推翻教会的权威,想要建立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理性世界,所以派人到各个城镇拆卸教堂的大钟。他们太清楚钟的威力了。可是这个急躁的举动却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抗命的不是教堂里的神父,而是地方上的平民百姓。

不是那些百姓特别敬神,存心要和无神论的革命派作对,而是他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没有钟声的日子。不少地标性的建筑和自然地貌都会成为人民集体记忆的储存库。如果说有哪一种声音也能成为集体情感与历史回忆所系的象征,那一定就是钟声了。还有哪一种声音像钟声这样,能同时让那么多人共同听到,又毫不间断地规律作响,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呢?

21世纪的香港不是一个基督信仰社会,更不是一个清静得只能听到一把声音的地方。但是就在中环天星码头这么一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闹区,香港人都听过那响了48年、风雨无阻、沉实和缓的钟声。就像雨果描绘的巴黎圣母院大钟一样,钟声最是怀古,因为它让我们不用离开现实就能沉入历史。

(文章选自《噪音太多》,梁文道著,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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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Co-China周刊 | Co-China@ Taipei:他者的想像——香港、台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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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Co-China@ Taipei:他者的想像——香港、台灣、中國
Aug 29th 2013, 12:00, by Chinese Netizens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歲月裡,台灣、香港、 中國是彼此互相遙望的他者。三地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軸線: 香港被英國殖民百年,成為亞洲西化浪潮的先鋒、自由貿易的港口; 台灣被日本殖民半個世紀, 又在半世紀的國民黨威權統治後成為亞洲民主的看板; 中國則歷經數次戰亂,後在獨特的「中國模式」 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 彼此看似平行的發展軸線上,三者的關係千絲萬縷。在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之側,台灣和香港像是努力維持自轉的行星,卻始終無法忽視中國的重力牽引。今天恐怕誰 都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台灣、香港、中國是三個無法互相忽視的他者。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想像」彼此的關係?如何認識這些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鄰 居?

這個星期五,Co-China第一次走進台灣,同公共沙龍「 哲學星期五」合作此場論壇。讓我們拋棄教條的三地想像, 以公民的身分開始彼此視域的交接。

講者: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思想》總編輯, 研究興趣為政治哲學和動物倫理學,著有《在縱慾與虛無之上》, 譯有《學術與政治》、《動物解放》等書。 近年來關注中港台三地的共同議題, 希望三地能為彼此提供經驗和借鑑。

張芷菱:

行南文化協會秘書長,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主要發起人之一。 在國立成功大學就讀時擔任學生組織零貳社社長,參與舉辦反國光石 化遊行等。

劉垚:

「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幹事。

主持:

吳豐維: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哲學博士,研 究領域為倫理學與道德哲學、政治哲學。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著有《 第三種中國想像》。

時間:08月 30日 (星期五) 19:30–21:30
地點: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Café Philo 慕哲咖啡館(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6 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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