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9日星期二

中国数字时代: 中国报道周刊 | 我为甚么对简体字有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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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我为甚么对简体字有疏离感
Nov 19th 2013, 15:00, by Chinese Netizens

  我成长在六十年代的纹化大革命时期,读书学习的都是简体字,至到如今,我虽然认得繁体字(正体字),但习惯上书写起来还是用简体字。作为一个在大陆成长的写作人,与汉字打交道五十年,可以说,很多时光是在简体字的氛围中度过的。安理说,我应该对简体字有一份关爱的感情,对其表示赞赏与喜欢的态度。但随着我对中國文字的深入理解和感受,对简体字逐渐有一种疏离感,甚至感到这是一种罪过。这个简体字,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蹂躏和破坏,其罪过用诛心两字不可以形容的。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犯罪。

  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经常出一些猜字谜语给我们猜。我们几个有点灵性的同学就约好各人自己出题来猜。第二天,一个同学出一个迷,说"又""欠",打一字。我当时脱口而出一个成语:"债台高建筑"。同学说,"错,我说的是打一字,不是成语,这是欢乐的"欢"字。我对此事记忆犹新,就是觉得这个简体字太离谱了,你又欠人家的,还能欢乐得起来?这个"欢"字,实在是太奇怪了。后来对简体字有些深入的了解,才知道,原来造简体字的那些人,只是为了简笔而简,根本不顾及汉字偏旁的意义。如"鸡、难、汉、对????"等字,他都用"又"字来代替了,写成"鸡、难、汉、对";又如"区、赵?????"等字,写成"区丶赵",他用"X"来代替了。这一改,就把汉字构成的很多意义抹煞了。如鸡字,那个奚字是代表鸡的读音与形象的;如区字,它里面三个口代表不同品种以示区别。你把奚音去掉了没有鸡的声音了;你把品字去掉了没有区别意义了。我特别在意的是我们汉族人这个"汉"字,你把它改成三点水一个又字,堂堂一个汉民族,变成一个不知所云的三点水又字,汉人变成三水又,是什么意思呢?罪过呀!况且,他们改字,没有一点规则和定律。如上面提到的"鸡、难、对、欢"等,字旁是不同的,你统用一个"又"字来代替,这就叫做不文不类。如要让我改,鸡字不如改为一个"支"加一个"鸟"字,难字改为一个"乂"字加一个"隹"字。既省笔画又有意义。支代表鸡的声音;乂是古字,其义是治的意思,古「尚书」常用此字。治隹,确是难事。我对古圣贤有一敬畏之心,改我是不敢了。只是以此反照说明这些简体字的不文不类。

  人们常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其实,汉字何止是象形那么简单,如果你熟读它,还可以做半个考古学家呢。如我上面提到的"欢"字,你考究起来,就明白,原来我们远古的先民,他们在庆祝欢乐的时候,最初不是敲锣打鼓的,而是敲打罐瓷器的。这个欢字就表现出来了。又如"筷子"的"筷"字,我们可以考察出筷子是中國古南方人首先使用创造的。这个筷子是用竹子做的,中國北方不产竹子,因此我们考察出筷子是南方人、至少是长江以南的古住民所创造使用的。我们从筷字的竹字头,就可知道这个词的来源意义。又如"砍"字和"桶"字,我们现代人看这些字有时是矛盾的,砍,那是用刀砍,刀是铁或钢的金属做的,为什么砍是石字头而不是金字头呢?这就说明,当初我们的先民,最先使用的刀是石制的。同样道理,这个"桶"字表明,我们的先民,最初制造的桶是用木做成的,尽管现在有铁桶、塑料桶之类。我们说"铁桶"这个组词,好像是不通的,既然这个桶是铁做的,为甚么桶字不写成金字旁还是用木字旁呢?这就是汉字特殊的功能,它可以让你知道这个字的来源。中國汉字有一部辞源字典,古时还有一部「说文解字」,你熟读了,就可以成为半个考古学家了。如以简体字来考究,你就失去那个凭据了。清朝学界有一个考证学,把中國的古典着作做了很多的考证工作,为中國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考证,有一部分方法,就是根据字的形体解说出来的。有人说简体字是破坏中國传统文化的罪恶祸首,这话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他把汉字的那个根,那个源都去掉了,使我们的汉字变得面目全非,无所依据。据说现任中共黨總書記习近平,签名都是用正体字的习,而不用简体字的"习"字。说实在话,这个简体字实在太难看,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的感觉,而且也表现不出象形文字的意义。习近平拒绝使用也是情有可原,写潦草一点,就变成"刁近平"了。还有赵姓人士,人一出生起个名,你就在人家的姓打个X,在大陆,你的名字被打个X,就是枪毙的意思。赵姓人家何其不幸?一出生你就把人家毙了。还有姓谢的,人家是一个很斯文、很有诚意的言,你把它改成"讠",这个"谢",我总感觉出好像没有多少诚意,就如西方人打个招呼"哈罗"一声就算了似的。

  如今我们来检点中國政府当初组织那帮文字工作改革者的行为,就知道他们只是为了减少文字的笔画而改字,根本不顾及字的意源和声意。这种改字,使中國文字的有机体断裂了。如上面我们说的谢字,既然你这个"讠"是代表"言"字,为什么"言"字又要原体呢?你统统都用"讠"来代替就好了。而"这"字又改为"这"?古人造这个字是言"这",不是文"这",这个代词是言有所指。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为了简化笔画而不顾两个字不同的意义,将两个字合而为一。如"范"与"范","后"与"后","只"与"只"等。我以前对正体字不熟悉,以为是同一个字,其实所谓的繁体字都有这些字,它们有不同的意义。"后面、皇后"两词,如都写成"后"字,后面、皇后两字是指皇帝的老婆呢?还是指后面或是指皇帝之后?就说不清了。如"才"与"纔"合成一个"才"字,我们应用关联词,就会让人误会这个"才能"不是关联词,而是指人的才能。"只有你勇敢面对,才能提高你的战斗力。"这个"才能",是可以当作名词来理解的。不同的字,用一个同音字来代替引起歧义的事例很多,香港作家陈云在他的「中文解毒」一书就指出,简体字把面、麵都写成一个"面"字,他说你看到饭店门口写着"刀削面",你会吓一跳,你还敢进去吃饭吗?他还举一个笑话故事:一位女士邀请她的男同事到她家作客,她在手机短信写到:"来我家吧,我下面给你吃。"这个"下面"与"下麵"不分,让人闹出天大的笑话。

  简体字工作者让人有一个特别不能容忍的行为,就是借日本字来做简化字。用当今爱国愤青的话来说,就是汉奸卖国贼行为。如"国"字,中國人说国,是有边界围起来的领土纔称为国,那些简体字者,不懂得这个意思吗?但他们偏从日本引进这个"国"字,围起来中间有一个王字也未赏不可,可是中间既是一个玉字,是围起来的土地内藏有玉器纔算是国吗?或是玉是国王的印章?说来说去,这个"国"字,没有正体字"国"的象形文字意义来得大。为什么要拿这个日本汉字来使用?毫无道理!最近我遇到一个反日愤青,他说我们一定要抵制日货,直到他们承认钓鱼岛是属於中國的领土为止。我说你抵制什么日货?"中國"这个"国"字,就是日本货,你再抵制,就国将不国了,连国都没有了,你还能做中國人吗?有人可能会说我胡扯蛋,实则我说那帮简体字工作者是亲日派,是汉奸是有根据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学"字,简体写成"学",这个字也是日本字,中國民间有手写简体字"斈",即学字,也很有象形文字的意义,笔画也不多,为什么不用而用日本字呢?假洋鬼子的面目一看就知。什么简体是为了普及中國文化,完全是自欺欺人。

  中國的文字不仅妙趣横生,而且有着其他文字不能表达的特长,它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我常与朋友开玩笑说,科学分类不是阿里士多德发明的,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学等什么学,中國人早就发明了。中國人在几千年前就有金木水土火的五行学说,而且他还在具体物质命名冠上它的属性。不信,你看中國的文字:凡植物都分得很清楚:有艹、木等分类那些是草本科,那些是灌木科。凡金属的命名,都有一个金字旁。什么铜、银、铁等,如有关气象学的词:云、雾、雨、电、雷、霞等等,都有一个雨字头,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词与气象有关。简体字把某些字的雨字去掉,就把有机体的科学性去掉了。如电,写成"电"。学童学习这个字,就失去了下雨打雷那些闪闪发光的叫电的联想力,这样学徒更不好记。又如人和动物身体各部位的命名,也有一个月字旁分清。什么脑、腿、肚、脚等,这不就是分类科学吗?简体字者不懂得这个科学性,生硬地删改笔画,如把"节"字简写为艹字头,就破坏了字的科学意义了,原是竹节的节,这一改,变成草也有节了。你说有道理吗?

  中國的文字不仅有它的科学性,而且还有它的视觉感受性,它给人有图画视觉的感觉。记得女作家韩秀说过,她很欣赏正体字这个灵字,天下着雨,有很多窗口,幽灵在窗口穿梭漂突,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这个灵,真有一股灵气呀。相对於简体字,你就没有这个感觉了。所以古人造字,不是用笔画多少那么简单的,它还有视觉的意义。中國书法是一门艺术,也就反映出汉字有视觉的魅力。很多书法者说书法要写繁体字,不写简体字,写简体字不好看,就是简体字没有这个视觉功能。

  我不是文字的研究工作者,只是在读书写字中慢慢觉察到的一些体会。这里写出来与我们大陆同胞商权。可以说,当初中共政府成立的这个文字简化工作组,其人员的汉文字水平是打折扣的,是很草率和不负责任的。他们按当时中共高层中國文字向拼音化方向发展的指示而简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而简化,而简化出来的汉字,能有多少文化的含金量就可想而知了。对此我不想作大多的评论,我只想说,老祖宗留下给我们的文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决不能轻易去改变它。我们要有敬畏古圣贤之心,不要以为古人这也不行那也不是,随意地去更改、简删古人的成果,这会受到惩罚的。据说远古的仓颉造字,也造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人、高、出",高字应该是人字,出字应该是高字,而人字应该是出字。为甚么这样说呢?你看那个高字,多像一个人呀,有头,有颈,有身体,两条腿,中间有一个生殖器,这不是人吗?致以这个出字,两座山叠在一起,不就是高吗?我们说入的头是往左,那么这个人的头是往右,不就是出字吗?这些有力证据,据说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了,但为什么不改过来呢?这就是古人尊重传统文化的精神,他们尊祖先,畏圣贤,古人造出这个字是如此,而不是如彼,可能有他的原委和理由,我们今人是不可胡乱猜度的,更不能自以为是,随便简删的。如今的简体字,我觉得就是对老祖宗的犯罪,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亵渎。

  作者:黄鹤昇


中国报道周刊, 2013-05-2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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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中国报道周刊 | 从大量裸官裸商管窥中国体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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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从大量裸官裸商管窥中国体制危机
Nov 19th 2013, 15:01, by Chinese Netizens

  正像人们知道那样,加拿大是世界最大移民输入国,中國是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如果有人问,你想移民吗?(当然裸官裸商以及所谓精英式人物自不必说,因为他们已经或正在申请移民。)可以想象,大部分中國人会以奇异目光看着你,心嘀咕:废话,谁不想移民,竟问出这话,莫非你从火星上来?

  笔者认为,大多数中國人会有移民想法,但出于各自不同的实际窘况,不好意思或者没勇气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难道没有钱、受教育程度低的中國人真不想移民?或许他们说:我往哪移,哪个国家要我?我去了怎么生活,怎么交流?但这能算他们不移民的真实理由吗?

  当然,中國普通民众要移民是不现实的。加拿大等移民大国也不是什么人都要。移民国家要的是投资移民、技术移民。说白了,移民者得有钱,得有符合移民输入国所需要的技术。除此之外,移民很难成功,这不言而喻。

  那么在中國什么样人有钱,符合投资移民条件呢?这也不言而喻。就是有一定身份的官员;身价不菲的富商巨贾。他们绝对符合投资移民条件。

  那么哪些人适合技术移民?不外乎,有高学历、有一定工作经验、掌握移民输入国所需的高新技术人才。而这样人才正以两种途径纷纷加入申请技术移民行列。一是身在国内,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二是正在国外留学人员,毕业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申请技术移民。

  一个国家的强大靠什么?不就一靠资金、二靠人才吗?当然更要靠一个好的体制与制度。

  而官员们、富商巨贾们正在把各自成千上万的资金源源不断通过移民方式转移到他国账户上去,实在是帮他国经济造血;而大量掌握高科技人才源源不断涌入移民输入国人才库。从而形成一种奇观——中國的资金、中國的人才,在为外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鞠躬尽瘁。

  人们或许疑问,中國为什么或者真的有那么多裸官裸商移民海外吗?不妨看一下官方对此统计: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國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國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中國千万富豪目前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白皮书显示,平均资产超过6000万,平均年龄42岁的富豪,三分之一已拥有海外资产,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其余三分之二的人中有近30%的人表示未来三年内有海外移民计划。

  中纪委2012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按照去年2月数据推算,目前政协委员76.77%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中國人民可以说被外国公民代表了。还是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按照目前数据推算,84.35%的局级以上干部拥有外国护照。报告还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资金总额为2378.2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

  据中國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也不得不坦承,中國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而移民主力军除白领精英、影视明星外,更多是权贵眷属和富豪一族。

  更令人吃惊的是,单是我国裸官高达120万人。

  不妨我们再看几个耳熟能详的裸官典型案例:2001年中國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2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2003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妹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案发后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四口逃往美国;2005年前中國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汇往境外资金达2亿元,于2005年1月3日逃往加拿大。至于裸商就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对此,清华大学中國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说:"应该反思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对财富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让高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感觉到还是祖国好。资金可以走,国籍暂时可以走,以后还要走回来,心却不能走,心要留在中國。"

  中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裸官裸商?既然裸官裸商绝非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就要从中國的体制与制度上寻找答案了。正像中國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因,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果。

  中國出现大量的裸官裸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担惊害怕,正因为他们时刻担惊害怕,若惊弓之鸟,所以才千方百计寻找出路。在他们看来,最佳出路当然是移民海外,一走了之。

  那么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尽管裸官裸商所担心的理由不完全一致,但有相同之处,既他们在升官、发财之前之后已犯下不赦之罪,走上不归之路。对此他们心知肚明,知道早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在尚未暴露前,他们为自己铺好路——移民海外。道理就这么简单。

  那么裸官裸商现象与中國的体制与制度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通常来说,裸官大多是贪官。一个真正的清官,用不着做裸官,也做不起裸官,裸官是要极大成本的。

  说到贪官,现在我们还能坚称中國的贪官,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吗?从媒体铺天盖地的相关报道看,贪官已绝非个别人的个别现象。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来贪官的典型案例,2011年12月,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被双规,原因与广州亚运会项目有关;2012年6月19日,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组书记谢鹏飞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双开;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据称,在广东掀起的廉政风暴,使已包括深圳常务副市长吕瑞锋在内的100多名官员被双规。

  2011年中國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研究报告引述了中國社会科学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另据相关报道称,

  目前已查处裸官有120万。

  那么贪官呢?按逻辑推理,贪官一定比裸官多。因此,综上所述,应该不会有人相信贪官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了吧?

  那么贪官是怎么产生的?一句话,它是由现行体制与制度孵化出来的。

  众所周知,中國官员从未实行直接普选制,而由黨组织提出候选名单,必须按黨的意志选举产生。因此,在中國官员从来不怕百姓,只怕掌控其政治命运及政治前途的黨组织,具体来说,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因为百姓决定不了他的政治命运及政治前途,因此,不少腐败官员在被查处之前,尽管百姓一再上访、举报他违法违纪行为,可现实中,该官员不仅没得到及时追究查处,反而顶风高升,这种案例不胜枚举。因此官员们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只要跟对上级领导,只要得到上级领导信任和赏识,只要把自己切身利益与上级领导死死捆绑一起,仕途只能升,不会降,即使出现一些曲折、差头,充其量也会异地做官罢了。

  那么怎么样才受上级领导的重视、信任、赏识?唯以金钱、美色开路,再辅之以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总之,根据上级领导之所好,投其所好,对号入座。因此,为加深上级领导对自己重视,取得信任、欣赏,必须付出血本。血本哪里来,贪官自己不生产人民币,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通过贪腐手段,大量无止境地敛财,武装自己,铺就一条与上级领导紧密沟通的桥梁。

  再加之人之欲望无限制,人只要踏上贪腐之路,钱在他们眼里永远不多不够,在钱权可以相互转化的条件下,不惜一切枉法贪财,则成为贪官心目中的助力器、加油站,他不仅用钱摆平领导,还要使自己活得潇洒、奢侈,醉生梦死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而这一切,必须得益于现行体制与制度的庇护,贪官们才能鱼贯而出。

  以上披露贪官出炉的缘由及程序,再来简单剖析一下裸商的由来。

  众所周知,在中國,其实不只是中國,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其发展初期,普遍存在暴利奸商的原罪问题。当然,中國亦不例外。在此基础上,中國还有自己特色,那就是政府政策的多变性以及法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模糊性。这让身负原罪的商人时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中,政策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若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为了自己不被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所清算,为了保住他们通过违法的、不合法的、合法的取得的财产的安全,他们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改变身份,取得移民输入国绿卡或国籍,以此规避中國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及法律对其财产的剥夺。从而演绎出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中國裸官、裸商各自携巨款纷纷移民海外的景观。

  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体制与制度的悲哀。

  作者: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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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中国报道周刊 | 不阅读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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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不阅读的中国人
Nov 19th 2013, 15:01, by Chinese Netizens

  我坐在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机舱已熄灯,我蹑手蹑脚地起身去厕所。座位离厕所比较远,我穿过很多排座位,吃惊地发现,我同时穿过了很多排ipad――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國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

  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一杯咖啡、一份报纸、一本书,或者一部kindle、一台笔记本,安静地阅读或工作。中國乘客中也有阅读和工作的,但不太多――大部分人或者在穿梭购物,或者在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

  中國是一个有全世界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但现在的中國人却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这位第一次来中國的朋友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國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有人看书!"

  我一看,确实如此。人们都在电话上(大声谈话),不打电话就低头写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戏――或喧嚣地忙碌,或孤独地忙碌,惟独缺少一种满足的安宁。在欧洲,火车的速度也许已经没有中國快,火车站的现代化程度也许不再领先,但大部分人是在阅读中度过等待的时间,即使打电话也是轻声细语,生怕吵到了身边乘客宁静的阅读。

  当然,我知道中國人并不是不读――很多年轻人几乎是每10分钟就刷一次微博或微信,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但微博和微信的太过流行也让我担心,它们会不会塑造出只能阅读片段信息、只会使用网络语言的下一代?

  真正的阅读是指,你忘记周围的世界,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悲伤、愤怒、平和。它是一段段无可替代的完整的生命体验,不是那些碎片的讯息和夸张的视频可以取代的。

  当然,网络侵蚀阅读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并不只是中國才有。但有阅读习惯的人口比例在中國庞大的人口当中,显得尤其稀少。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当下的中國,缺少那种让人独处而不寂寞、与另一个自己――自己的灵魂――对话的空间。生活总是让人疲倦,我们都需要有短暂的"关机"时间,让自己只与自己相处,阅读,写作,发呆,狂想,把灵魂解放出来,再整理好重新放回心里。

  或许我们对于一个经济还在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國家不应过分苛责――过于忙碌是压力所迫,并不是一种过错。但我只是忧虑,如果就此疏远了灵魂,未来的中國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宁可慢一点,松一下……

  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当下的中國,缺少那种让人独处而不寂寞、与另一个自己——自己的灵魂——对话的空间。生活总是让人疲倦,我们都需要有短暂的"关机"时间,让自己只与自己相处,阅读、写作、发呆、狂想,把灵魂解放出来,再整理好,重新放回心里。

  据媒体报道,中國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國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也许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并不准确,但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中,凭直觉也可以感受到中國人是越来越不喜欢看书。

  此前就有人写过文章介绍,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地铁里,火车上以及一些其它交通工具上,很多人都在静静地看书。而在中國这些场合,人们要么是在高谈阔论,要么是在打瞌睡,鲜有看书的人。

  在中國各地中小城镇最繁荣的娱乐业就算麻将馆和网吧了,一个万多人的小镇,有几十个麻将馆五六家网吧是常事。在历史文化名城、炎帝神农故里——湖北省随州市麻将馆随处可见,几乎所有宾馆、酒店的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全自动麻将机,90%以上的城乡居民家里都有麻将桌,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沉迷于打麻将之中,由于受父母的熏陶连几岁的孩子都会打麻将。短短几年间随州取代了成都,成为闻名全国的"麻将之都"。其经营面积达4000多平米的两幢新华书店,有80%的面积都出租经营饮食和家电百贸,几百平米的书店内是门庭冷落。

  麻将馆里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几乎都是满的,不愁客源,生意火爆。来参与打麻将的有农民、生意人、退休老干部,教师、医生、国家公务员等,甚至很多教师趁中午休息也要玩两把,自诩"经济半小时"。可以说,不论文化高低,不分男女,中老年人参与到麻将当中,青年人上网,少年儿童看电视。中國人的娱乐生活几乎就浓缩为麻将、上网和看电视。

  不管是在网吧,还是在大学的电脑室,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在玩游戏,少部分在聊天。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读书的学生少之又少。

  以前,有一句来讽刺公务员整天无所事事的话: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说明那时候还有很多公务员在看报纸,但自从网络化办公后,网络带来的海量阅读信息反而没有人读了,报纸更是无人问津。我到过不同部门的办公室,很多人或公开或偷偷摸摸在网上斗地主、玩游戏。打牌战况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再看看各部门领导,一天忙于应付各种检查、应酬、饭局,更是感叹抽不出时间来读书,读书已经变成了学者的专利。这不只是我善意地猜想,也许很多学者也不看书了。从愈演愈烈的论文抄袭、剽窃来看,他们之所以冒这样的风险干这样见不得人的勾当,说明这些学者写不出东西来了。写不出东西的学者,肯定是没有及时给自己充电,老本吃完了,才会江郎才尽。一个经常读书学习的专家学者,哪有写不出东西的道理。

  去年,我在北京与出版界的朋友一起聊天,一位出版社的总编辑这样感慨道:现在中國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还多!这话也许是笑谈,但现在买书的、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担忧。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没错,不光国家与社会都离不开书,人类也离不开书。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终身学习是提高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力的不二法门,而阅读又是终身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國人这样低的阅读量,这样低的文化素养,能让中國可持续发展吗?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吗?我看有点悬。

  中國人不爱读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文化素质偏低,直到近几年才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上述国家,老早就普及高中教育了;二是从小没有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家庭和社会也缺少读书的氛围;三是国家一直在实行"应试教育",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课外书,同时,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和权力,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四是好书越来越少,内容不吸引读者。中國每年200多万种新书,去除评职称用的,市场投机的,粗制滥造的,以色情、爱情为主,思想品位高一点的,值得一读的也就是少量的引进版图书。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中國人的敏感神经。他在书中说:在中國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國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國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爱读书,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匈牙利。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而以色列的犹太人更甚,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犹太人人均每年读书达68本之多。犹太人有个习俗,当孩子出生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让小孩去舔《圣经》上的蜂蜜,通过这一舔,让孩子对书产生美好的第一印象:书是甜的。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家里突然起火,你首先会抢救什么?"当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时,母亲会严肃地告诉他:"这些都不重要,你首先应该抢救的是书!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因而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即使在乞讨,他们的身边总会带着每天必读的书,更别说衣食无忧的人了。在犹太人眼里,爱好读书看报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美德。在以色列书刊价格非常昂贵,每本书的售价在20美元以上,每份报纸也在6美元以上,但普通以色列人对购买图书和订阅报刊都十分慷慨。这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持有借书证的就有100多万人,是全世界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国家。

  这里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安息日"是以色列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日,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空公司的班机都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读书。

  而另一个国家匈牙利,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國的百分之一,但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所图书馆。匈牙利平均每人每年购书20本,比同地区的西欧人要多得多,而我国上世纪90年代统计,平均每人每年购书只有5本,现在还在下降。匈牙利也是世界上读书风气最浓的国家,常年读书的人数达500万以上,占人口的1/4还多。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建国时间虽短,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而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血统的人占18.5%.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像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粮食不够吃,还要以石油换食品,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而且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国家。他们凭着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惊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位,涉及物理、化学、医学、经济、文学、和平等众多领域,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匈牙利是当之无愧的"诺奖大国"。他们的发明也非常多,可谓数不胜数,既有火柴、圆珠笔这样的小物件,也有电话交换器、变压器、汽化器、电视显像管这样的尖端产品。据说,上世纪80年代是匈牙利人发明的黄金时代,平均每年的发明专利都在400件以上,堪称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大国"。一个区区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量,将自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所谓"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读书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有人感叹道:"当今社会识字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却少了。"很多人把宝贵的时间耗在推杯换盏、打牌搓麻将、欢歌劲舞等娱乐应酬中,却不愿花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几本好书。

  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 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孟莎美为印度工程师现居上海)

  作者:孟莎美


中国报道周刊, 2013-05-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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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中国报道周刊 | 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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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虚假性
Nov 19th 2013, 15:01, by Chinese Netizens

  中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肇始于2004年的纸质媒体《南方人物周刊》上进行,后来演化为网络上专营的事务。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成熟,一年一度进行的中國(华人)公共知识分子50名,100名的网络评选热闹起来。对于许多文人志士来说,能够评选上"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一种自豪,脸上似乎也增添了不少荣光。

  但由于网络上的公共言论具有随意性,简便性,匿名性,民粹性,且常处于情绪化的非理性状态,从而导致其社会公信力的下降。然而对于那些急欲掌握话语主导权,抢占舆论高地,经常需要被聚焦在公共媒体之下,需要在公共场所亮相以挣得高曝光率的人士来说,获得网络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仍然是颇有诱惑力的。在逐利动机驱动下,一部分知识人士急不可耐的行为或得逞了一时,但是日久见人心,名不符实的尾巴总是要显露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开始贬值,被人们嘲讽贬义为"公知"。

  贬值现象更是呈现于海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借助于"博讯"网所拥有的海量网民的影响力,由于此网站比起国内的同类更具开放性,随意性和匿名性的特点,促使有些急功近利的人士提供了乘机之便,自吹自擂,相互吹捧的居多,也因此降低了所谓博讯版的"公共知识分子100名"的公信力。

  关于什么叫"知识分子",进而"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众多,争论迭起。欲涵盖全面必定是繁琐且颇有争议的。本文不纠葛于各派详尽的定义、论证与交锋,只是论述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名不副实的现状。

  我们在此评价事物,需要有一个较为公允的价值基准点,必须具有普世价值的蕴含。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制定过一个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此标准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今,中國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多次运用这个标准,判定为中國知识分子是不达标的。

  当然,他所判定的知识分子是以生存在中國大陆上的群体为主要评价群。那么,生存在海外世界的中國(华人)知识分子,乃至更为高级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否达标了吗?我在美国纽约生活了近三年,据我近距离的观察,海外(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不达标的也是居绝大多数。这也就印证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积淀学说,历经数万年积淀的自性(individuation)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亦即,中國人到达了海外的另一个世界里,并非是因为客体的社会环境大变样了,其主体人格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大变样的。当然,我所评价的主群体是以来自中國大陆的移民,以汉语作为母语的。

  康德讲的标准中有三个要点:"有勇气"、"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先看"有勇气"。

  身居西方世界的众多中國知识分子,纷纷以谴责、或施加以某种压力于中共而自豪自居,并以此作为主要的理由来上榜"公知100名"。然则,这种行为该属于何种等级的"勇气"呢?

  在伦理学上,道德行为是一项社会的实践活动,有价值的美德行为总是需要以某种个人当下的、现世的具体代价的付出,通过转换而达成社会的德性,这就是当下的"德福背离率",往往呈负相关,尤其是至高的善,其报应要待到来世,通过灵魂的转世才能兑现,这在康德看来需要假设有上帝的存在来作担保方能达成。在尼采那里也有异曲同工之境,"超人"的德性价值目标至高,远胜于常人,而这个最高德性目标的培养唯有在险恶的环境之中方能够成长出,顺利之境却不行。

  可想而知,在西方自由世界里,个人自由得到了高度的张扬,有了顺利之境,相类似性质的道德行为其德性品质也就常常贬了值,因为道德行为的代价支付太微不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晓波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海外众多的中國知识分子却不能的最重要缘故。由此观之,既然充足的自由度赋予了中國人、华人那么多的行为权利和便利,那么在低自由度的社会环境中若一道德行为所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似乎到了自由世界的自由氛围中,同样的德性行为其遭受的阻力也相应地降低许多。

  的确,就我所观察到的海外公知群体而言,其虚假性似乎在放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高度得到保障。处身西方社会中,但就批评中共所需的道德勇气而言,也就廉价到了极点。这么说来,海外的中國人(华人)知识分子就不再需要了高度的道德勇气了,果真是这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大社会,大社会中尚有众多的小社会,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其中之一,即为华人的小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中,具有相同文化和习俗的华人加上来自中國的新移民扎堆定居在一起,在这样的社群里,还有着许多华人、中國新移民形成自己特定利益关系的小团体小圈子,在这些小团体小圈子里往往同样地存在着中國大陆上类似的政治和文化上的缺陷和弊病,华人及中國新移民关于政治组织理念和价值观及操守一般地、总体地还是以传统中國式的居多些。这就是"文化全息同构"原理的演绎。海外的中國人、华人知识分子为了政治上的事业,为了凸显自己的生存价值,需要时时走进中國人社团的小圈子里,特别是政治性质的小圈子里。在这样的小社会环境里,人的道德勇气,尤其是社会公德的勇气就凸显了出来。

  再说,自由是人的主体性的积极舒展和弘扬,人的自由度扩大了,对于主体活动所需勇气提出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这样就可以理解,在文明的世界里,为什么有众多的道德勇士、道德圣徒涌现,这当然需要人对于自身的主体性在高起点上提升,可是对于众多中國人(华人)来说,却难乎其难。

  稍作观察,人们就会发现,那些能够荣耀上榜"公共知识分子"的,较多的是其"业绩"依托于网络媒体的效用而走红起来的,这对于海外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尤为显著。诚然,网络流行时代,在网络上发布文字和信息往往能够吸引极多的眼球,达到轰动效应而迅速穿红,其反响超过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因而可以理解,这种功利性显然的效用自然会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社会活动人士去打理好自己的博客,在网络上尽可能多地发布自己的文字和图片,挂上"面书"和"推特"号,到处留下自己的足迹和踪影,而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够达到如此大的效应,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再说,网络上的操作具有人际非直接接触性,使得人身安全的保障及花费降低到最低水平,因而所需消耗的道德"勇气"也就降低了许多,由此却会增加了不少虚假性分量。

  在网络上抛头露面的往往都是"超我"的展示,其展示的形式为文字和图片,那些仅仅是人的"面具"而已,而且"面具"们又纷纷混迹在群体性事件之中,大大遮蔽了真实的个性化的"自我"。因为真实的自我展示需要有每个具体的个人在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实际行动,这恰是让国人普遍害羞、最为恐惧的。这种景观类似于国内的愤青族,当他们聚集一起成为一堆大群体时候,成为尼采眼中的群氓典型,于是可以进行抗日反美大游行,吐沫横飞网上嚣,砸毁美领馆,冲击家乐福,砸烂日裔车,其声势之浩荡犹如泰山压顶、黑云压城、气吞山河,给世人以强力震撼。但若作近距离观察,愤青们作为个人在其生活中是如何面对就在身边的种种丑恶势力和悖理现象的呢?他们以实际行动作回答: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鲁迅先生早就感慨国人缺乏勇气:"中國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话用于描述当代海外一部分突出的"公知",似乎稍微强烈了一些,但用于普遍的知识人士,大致是恰当的。隔岸观火的看客倒是很多特多的,所实际展示的恰是一群怯懦的书蠕虫的集合体。

  勇气是对于恐惧的克服和超越,需要基于恐惧的深切体验,一个孤独的人若不能深深体验到恐惧的内在分量,何来上乘的勇气?无上乘之勇则何由诉诸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德?西方有位学者道出了勇气的真谛: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怕坐牢,怕的是无人理睬。上乘的勇气需要由神明的力量来作牵引和提升。存在主义先驱基尔凯郭尔悟道了,当孤独个体面对上帝时候独自承担罪责,所付出的勇气最为坚强。

  因而可以理解,既没有宗教情怀、又匮乏思想内涵的中國的知识分子,既然泯然于众人的汪洋,便洋洋自得,以为人生天地之间,无非如此罢了,便大喊大叫:"大智大勇是也!"岂不浅薄至极?佛教尚谓之: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国人中有几个深解之?

  再看"一切公共空间"。

  这词义对于知识者来说不难理解。但是,海外的知识分子,普遍将有待良心去关心的"公共空间"理解成在共產黨统治之下的中國大陆,批判对象该是中國国内的情景,诸如失地的农民啊,上访的群体啊,被强制打胎的妇女啊,鍅耣功成员被拷打啊,官员腐败啊,太子黨弄权啊,等等,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而对于他们贴身边的事情他们往往都不予重视,甚至说,更本无需涉及。如对于民主运动的团体小圈子里的政治性公共活动中的种种罪恶和丑陋,无甚关涉,甚而熟视无睹,这似乎是无关乎位于"一切公共空间"定义之下的。看客心态的冷漠是许多海外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

  这是显然的,一方面对待远离自己身边的事情,遥控作业当然是非常安全的,不会直接了当地得罪于眼前的每一个人。更重要的一面是,为吸引眼球之计,为了可在功绩簿上多多留住自己,宜把怒火喷向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譬如,论及中國的民主运动,许多海外民運人士相当多地认为,所谓民運事业就是目标遥指天边(即指位于美国所处的地球经度的背后)的事情,与近在咫尺身边的民主的运作活动并无多少直接的对应关系。至少他们普遍地认定,民運的主战场就是在中國,"次战场"是相对于"主战场"来说的,即在身旁边搞活动的美国民運组织内具体操作,身边的事情被认为无非就是做些辅助配合,后勤支援,跑龙套等琐碎事项。于是乎,"次战场"上事情是无关正义/ 非正义、善良 / 邪恶与否。这种认识是基于"手段——目的"、"动机——效果"关系的传统中國理念,即以宏大叙事为圭臬,大而无当为时尚,不择手段为精明,不计后果为痛快,由此导致"公共性"的高度虚假,换言之,是社会公德严重缺失的表征。

  一切公共空间还可以理解为拓宽了的广义社会结构,从而超越政治的层面。认识的问题由此就走向了深入,摆脱了就事论事的浅尝辄止。在此,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绝对不能忽略的。这样,一个认识论上的悖论或曰"阐释循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即认识的主体又同时被当做认识的客体来看待,正如"认识自我"的困境。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即是。

  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论,存在着这样的难题:由于认识所凭据的参照系就是自我内禀的价值观,其建立在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文化传统之上,其本身就得有待于被认识的客体,因此陷入认识论的怪圈。有关认识的事情当属于思维的模式,是属于文化思想领域的范畴。可以当今海外号称"公知"的有几个愿意花费心思鼓起智慧的勇气去询问探索,去上下求索?

  于是,"公知"虚假的现象可以看做是中國文化的产物,是实用理性浓缩的结晶,是被"铲平主义"(孙隆基语)整理的结局。倘若你有点良心、有较强的社会公德心,面对恶势力你敢于率先站起来讲话,那么首先遭受修理者必定是这位凸出的你,而不是你所认为的邪恶势力。就是因为你,在大众眼里成为了出头之鸟,众人纷纷拿起枪杆子首先瞄准了你!因为你面对的将是"无物之阵",一个强盛的王霸势力和民粹势力的复合体,广义的邪恶土壤,广袤而庞杂,你无法知道确切的人数,虚虚实实,既在场又不在场,既在公共处又在私密处。诚如鲁迅说,"凭着习惯和人数的力量,历史上不知吃掉了多少英雄好汉"。为什么英雄好汉频频率先被吃?鲁迅论道,"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年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吗,当年顾准担当起知识分子,大义凛然,其结果招致众叛亲离的下场;遇罗克担当人權斗士,结果在北京工体场被判决死刑的时刻,满场在座的广大无产階級工农兵革命群众义愤填膺:"打倒遇罗克!";林昭和张志新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结果在监狱中被同牢房众多的刑事罪犯残暴殴打。孙志刚在广州街头闲荡时候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投入看守所,结果孙的知识分子气节遭致了同房在押的众多刑事嫌犯的群殴而致死。鲁迅被称为"最硬的骨头",但是他有自知之明,晚年躲在上海虹口的日租界内,他的骨头就是靠着东洋人的庇护才得以"硬"撑着。

  反观西方社会,在个性发育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古希腊轴心时代,社会进步就得到了强盛的活力。苏格拉底率先站起来以雅典的"牛虻"自居,甘愿以身殉道,从而名垂千古,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在此,与"牛虻"个人紧张对持着的公共空间是"雅典",整个社会的群体大众,而不是少数派的执政者。

  最后看"运用理性"。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理性表示自由意志的实践精神。实践辩证法的归宿,在于通往物自体的上帝,道德产生的终极依据在于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由于抽去了所有的生活经验内容,这条实践法则就成了一个单纯的立法形式。从纯形式角度,运用实践理性,道德必须是出于善良意志。在道德上强调"自律"而摈弃"他律",自主的自律则是道德上的勇敢。

  在现代伦理学看来,康德的道德哲学是显得前现代色彩浓厚,绝对的形式主义主宰了道德律令,但是作为精神力量的感召,一种彼岸世界对于人的灵性呼唤,可以作为人的主体性的道德行为作出道义论的形式指令。有了道义的形式指令,人就可以统摄具体行动的周遭场景进行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颇有意义的,可取的。

  因此,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德,应在常人的水平上高出一筹,并不为过,为此需要较多从意志的自律出发。然则,在众多海外中國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轨迹来看,在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的过程中参杂了太多太显的功名利禄欲念,只是为着显而易见的短途终极目的地,即是功名,且希冀一站路明日即可抵达——完全是"他律"了。

  我结识的LX君即是一例,他成为"公共性"的成功秘笈,在于尽多地制造轰动效应。为此目的,不惜大肆煽情,夸大事态,捕风捉影,鼓吹革命暴動,复加上暴動革命,只是为着博取眼前迅即可到手的"基金",更低劣的是,为着抢占功名的制高点,排他地将功名尽归入自己囊中,如对于二年前鼓动中國"茉莉花革命"一事,就说只是他的头功,非他莫属,尽管LX确实出了不少力气,如开办"茉莉花革命"的网站,花费大量时间与国内的青年网友聊天沟通等等。

  关于知识分子的标准,除了康德制定的之外,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被普遍认可的双重属性为:超然与介入。

  所谓"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隔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着一块只属于其本人的獨立营地,并立足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精神世界的创造性劳作和操作性活动。超然的意义,使自己处身在一个较为静逸的环境中,超拔于尘世的浮躁,反躬自省,首先得以自我超越,思想才得以净化,而后专心致意地致力于精神理念上,使得理念能够超升,同时积聚起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专业素质。中國古代文人说"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也都有此意涵盖。

  所谓"介入",即表示知识分子必须关切并参与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

  我观察到,在美国有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自诩,却没有真正的獨立性,出自某些黨派组织或团体,也没有真正持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以某黨派的立场自居,这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自身的立场来宣示和弘扬,但是其价值的獨立性却打了折扣。还有糟糕的是,有些知识者把"民意"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其实是民粹主义的引申。

  我结识的某君JT,每年被评上公知100名,身兼《公共知识分子》刊物主编一职,头顶着众多的荣耀和光环,在公众眼里意味着足够的出名,于是拥趸极多,粉丝成群。JT君有一个使自己身价倍增的秘笈:经常在大众面前透露如此信息:自己曾经与某要人见过面,譬如,与马英九一起共进午餐,与波兰前总统瓦文萨交谈过,与捷克前总体哈维尔研讨过政治问题,是達賴喇麻家中的座上客,如此等等来增添自己的卖点。由于此君注册为民主黨某组织的法人,自己的光环和荣耀使得该政黨组织声誉鹊起,然而此君在该黨组织的日常活动总是混迹于庸常人群之中,大肆利用自己的盛名优势为他们办理"搞身份"所需的各种材料,频频进入移民法庭去做证人,使得庸常人群能够顺利地由"黑"到"白"之间来一个"身份"上的蝶变,此君生存得有如此这般的活法,大大丧失了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所必须的"超然"要求。损害了公知的名声,公知刊物的名声,博讯网的名声,也损害了中國民主黨的名声,损害了中國民主事业。

  更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的光环和荣耀该与什么样的"正业"与"副业"相关联、连带着,什么是与知识分子事业相关的事业以及不相关的事业,对于常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则JT实际所做出的给于世人的答复来一个彻底的大颠倒。民主黨黨魁一职该做的许多事情,他大多不管不问不做不说,黨魁形同虚设,黨的事业于他形同累赘之物。因此他干脆装聋作哑,而自愿担当起"慈善家"的角色来,首先将自己来一个角色蝶变,而后帮助他人进行身份蝶变——让人大跌眼镜!

  JT常常引述马丁·路德·金作为自己的榜样,希冀自己也成为此类的民权英雄。具备雄心当然是好事,然则有一个必需的大前提,即事情须建立在合法性之上。

  即以JT最为热衷的慈善业层面上论之,即为他人"搞身份"的事情,JT君也是德性差劲的、低级的。因为现代性的伦理学普遍认为,在"手段——目的"这对辩证关系的范畴上,对于道德行为的评价注重于前者而非后者,上述的"合法性"与否主要地看是以运用手段的得当与否。且看JT君,他所运用的最娴熟最惯用的手段,即将各类的黑户口人群精心策划包装一番,把他们个个乔装打扮成坚强不屈、坚定不移的"民運"战士——这显然是在弄虚作假,在使用欺骗的手法蒙蔽美国移民官员。诚然,黑户口人群也同样有着种种生存的权利以及延伸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必须以服膺美国法律为前提。不然,许多好事情都将会得以扭曲变形失真而弄糟。

  如果退后许多步说,关于慈善业的、以及其他各种好的事物之间的美德相比较,尚有着价值上的高低等级之分,我且以西方人心目中的道德圣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为例,他作为世纪的伟人并在思想界学术界成绩斐然的巨人,比马丁·路德·金的伟绩要高出一大筹。他将个人的钱款大量捐赠给素不相识的人群,而自己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受赠的人群都是些文化艺术知识界的精英,谋生能力却不强,甚至困难。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美德秉性使然。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美德"在西方传送千代。知识与美德,这两者都是与人类特质的精神密切关联,尽管还不能划上恒等式,但却是远离于肉身之事。作为知识者,知识分子,乃至高级知识分子,自然地,欲从事美德事情、慈善事业,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特定的气质、身份和形象,即多多地以知识、精神为伍,而不是以达成受惠者的肉身幸福作为终极。可不,JT君却愿意为大量低知识等级的人员办理身份之事,那么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呢?无非就是为美国大家庭中增添了一些无灵魂的行屍走肉而已。

  C君,是我结识的另一位,他利用博讯网记者的便利,自诩自捧地为自己摆进了博讯网的"公知"100名,而后又大力利用这博讯公知"身价"。起先,他来到民主黨某组织,自告奋勇担当教育大臣,这原本是不错的,然则C君的教育内容及方式总用道德和意识形态来评判一切事务,尽力使用民粹主义深情的"底层情结"来思维,大肆煽情,鼓吹西方帝国主义还在经济上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下层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为此,该在中國平等分配财产,均分全中國城市里的房屋,因为"中國城市里的房屋全部都是靠农民工的双手建造起来的",

  "中國革命要由农民工来充当先锋队才可闹起来","要对中华民族进行全面否定!"而该组织中号称拥有众多知识分子高学历队伍的人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提出异议、疑问,除了极少数几个之外,听之任之此君在煽情"闹革命"就成行了,C君绝不愿意听从该黨极少数人士对于他的教育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和忠告,只管一意孤行,因为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在放行了,有了足够的民粹支持,何须担心上不了"公知"榜?

  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的要求是,具有探索知识世界的毅力和勇气,并且尽量避免在学问中掺杂进自己所偏好的价值因素使之运作为大前提。可惜,C君只是略微读了那么一点书籍,读懂丁点儿皮毛,有了皮相之见即成夸夸其谈的资本,大肆吹嘘什么托马斯·阿奎那的"本性法"可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念直接挂钩拉上了关系云云。据我的观察,C君说话无需运用多少逻辑和推理,范畴概念极为混乱,把各种事物胡乱地堆砌一起就算作是凑合成了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更糟糕的是剽窃他人文字多多,而无需作任何引文出处的解释,毫无羞耻之感。他还讲演过一篇题目叫做"中國哲学是伪科学"的所谓"课堂教育课程",光读题目,就实在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于C君本行搞医学,没有多少人文学术的底蕴,因而所做的事情只能发泄情感的喧嚣,吐出没有什么价值和学问含量的观点,却偏要装扮成学者模样,佶屈聱牙,卖弄玄虚,但是他的受众,大多从中國来到美国呆了长久,急切地盼望"搞身份"的黑户口人群,这类人群原本接受过的教育不多,却听任被他的噱头所卖弄,为他民粹主义情绪所痴醉所熏到,喝彩的倒有不少。这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最响亮的马屁是谄媚大众,也是最廉价的。"C君就因为其人在民主黨某部组织的讲台上有了这段吹嘘的经历,从而获得资格上了博讯网的"公知100名",而众多在纽约的开户律师,也有时会来欣赏一番C君的喧嚣,尽管律师们大多是在美国获得的法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着一定的人文素养,但他们都出于律师营业的功利性考量也希望让C君尽多地来"表演",以便大大充实自己的客户群,攒钱多多就行啦,反正大家各得其所,不过如此罢了。在此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进行自我拷问: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

  为了博取更多的功名,C君还兼职了该黨组织的财务监察一职。在具体的财务监察操作中,他亲眼目睹了他的上司所做出的种种暴虐和專制,对于人性的无情摧残,对于人權的肆意剥夺,可是他为了稳住自己的位置和功名,全都可以默默地忍受,甚至可以与上司一起参与,助纣为虐,都在所不惜。对于这类的人士,运用政治学学者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来描述是丝毫不过分的。

  某君M,是纽约某大学的政治系终身教授,他还挂名为中國民主黨某组织的执行委员,M在挂名的黨组织中,多次吹嘘说,自己在国内就是老红军的子弟,由于是红色嫡系,自己总是紧跟共產黨最近的,在其人生历程中,是最早的红小兵、共青团、18岁加入共產黨,一路顺风红了过来,在来美国之前,已经是国内高级长官的座上客,高级的幕僚,奏折的大臣。然而,陆肆惨案使得他良心萌发,看破了红尘,M毅然放弃了国内的所有高官厚禄,投奔自由来到美国,作为空间上的转换,能够进入美国的校园里担任教师职位也算是很不错的,M并不满足于自己生存的形下之欲,内在良心促使他期盼形上之道,踏上了海外的民運之路——当然,如果从中國常人的道义常识上讲,此君也算得上足够高尚了,但是作为一位多年评选进入华人公共知识分子100名的大名人,是否可以立足在超然于常人的道义立场,好好做一番良心的忏悔?从历史的角度,从全人类的角度,从宇宙的、上帝的角度讲,在红色中國,凡是外在的"红色"的功绩多多少少是与内在的"厚黑"挂上了钩的。个人"红色"成功越大,则厚黑陷入也越深,意味着对人民犯下的罪孽也越深重,此乃红色中國特色的潜规则。因为中國是一个正义严重缺失的国家,德福背离率显然。因而,靠"红色"起家的资本怎可当作了"兑换券"并且累积成"点数",然后拿到美国民運界而可添加进入作为自由民主理念奋斗的功绩之中?

  M懂得如何抬高自己的身价的秘笈,M常常声称现今的共產黨在不断制造绯闻,就是专门用来损害M的声誉的。他还在一次学术研讨会议上专门辟出很长时间向大家讲起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次M去新加坡做学术交流访问,飞机途径广州白云机场,原本打算在羊城作短暂的停留,M刚下飞机即被大批中國国安人员围困住,然后被拘留并盘问了很长的小时。讲故事是想让听众相信M的价值连城,无穷魅力所在。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M君的思想境界所处:1)急切的心态,不是在论功行赏的场合也要及时地吹嘘一下,好装点自己一番;2)不是拿出自己做出的业绩,而是更多地靠嘴巴上的自我鼓吹,来抬高自己;3)嘴巴上讲的东西只是声音的符号而已,不能作为实物材料的凭证,而无需凭证的东西多多尽力使用又说明了踏在何种等级的功利性阶梯上?4)吹嘘的东西只是限于中國执政黨共產黨所反对的事物,那么也就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效用仅仅局限在于与中共对立的这一层面上。

  虚假的公知现象还在于,对于M君的吹嘘,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非本黨部的知名公知来会赶来捧场,共同上演吹捧闹剧。

  我见识的TC君,他多年来占据着的《政右经左版》公知100名,专业术语倒是装进肚子不少,却只是为了博取更多的名利之用。此君挂职着中國民主黨某组织的执行长高级行政位置,我们暂且不谈知识分子运用社会公德该致力的目标,TC对该黨部的执行长所必须履行的事务一概不管不问,冷若冰霜地处置眼前所发生的黨组织内各种各样的纠纷事物,践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此君做人哲学的最好注释,何须遑论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公德,尽管此君言必称中共是如何如何的專制邪恶,为此中國政治需要"大转型"。TC君学历为法学的双硕士学位(中國的和美国的),应该懂得"不作为"的法律定义,及其事态的后果。尽管此君与黨组织的关系并非有过契约上的详尽的书面约束,故而在法律和契约关系上,尚不构成违约,但在道德层面上却是相当欠缺,政治家该有的责任伦理精神荡然无存。

  据我的观察,TC有犹如虫子般强烈的"趋光"习性,喜欢由公共媒体来聚焦、在聚光灯下被照耀得通红光亮,趋功近利明白无误,而公共媒体通常也喜欢对焦此类人物,因为TC有着"执行长"冠名之虎皮即可拉作大旗也。黨组织内外的黨务活动凡是有聚光灯照着的,会尽量赶来凑热闹一番,反之则躲避远之。乃可谓之: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由于TC毫无作为,该黨组织被搞得混乱不堪,纠纷迭起,怨言满堂,危机四伏,唯有当黨组织内的人们争吵不休,场面火爆,点名叫嚷着TC该出山之时,此君才会姗姗来迟亮相,却是大步流星地跨上并抢占到道德的制高点,高风亮节形象顿时闪现,俨然如堂堂伟人:"停住吧,甭闹了,大家要做君子啊!"对于此等人士,鲁迅先生大概体验悟道最深了,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上说,"我看中國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他的学问的功夫和兴趣也只是仅局限于自己的本专业宪政之学,宪政之外的知识和学术,一概漠不关心,何须遑论中國文人传统的政统、学统与道统乎,至于西方科学精神中的为学术而学术、知识分子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獨立与超然,更是对牛弹琴于TC君。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

  2013年1月28日

  作者: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2013-04-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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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
Nov 19th 2013, 15:01, by Chinese Netizens

  富二代的名声近来很响。在大众,是痛恨他们的张扬,轻裘肥马(宝马车),十步杀一人(斑马线上撞人)。在富一代或者富二代,则是犯愁如何接班,能不能接班。

  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个古老的难题。自古以来,中國富商的事业,总是传不下来。二世、三世即斩。因此,中國罕有像欧洲甚至日本那样七八百年的企业。资本主义,总也长不起来,老是萌芽。近代以后,海外的华人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中國学者就已经探讨过。从晚清到民国成长起来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一代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承之路,但是随着他们1956年因政治原因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代人基本上被格式化了。因此,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代,依然要再一次面对传承的难题,而且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汲取。

  同时,由于先富一代人出身参差不齐,很多人是出身草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且忙于打拼,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因此,富二代的教育状况,有相当比例的人情况堪忧。惹人痛恨的飙车一族,也许还不算最糟的,吸毒嗑药者,也不在少数。很多富一代,对于子女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下一代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奋斗,能享福就享福,自以为已经挣够了可以让后代享福一辈子的钱。至于事业的传递,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所以,富二代之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似乎注定要成为败家子,重演多少辈子,父辈创业,子代败家,崽卖爷田的悲剧。对于这样的富二代,即使有关部门或者某些社会团体急来抱佛脚似的强化培训,估计效果也不大。当然,富二代中,也有比较出息的。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国读名牌大学。而且有些人也有志接班,把父辈事业发扬光大。但是,他们又碰到另外的难题。有些人虽然受的教育不错,但志向却不在企业经营,也许热爱艺术或者别的什么。有些有志于家族事业的,由于受过新式企业管理,对于父辈老一套的经营方式不以为然,但回国后却水土不服,完全不能适应中國的社会和政治法律环境,不知道如何施展拳脚。同时,目前中國的生育制度,独生子女的条件,给富一代的传承问题,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课题,使得他们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难局。

  比起富二代来,贫二代的问题,也许更加令人困扰。无可讳言。比起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人来,现在白手起家的奇迹,越来越少见了。从一个小贩变成巨富的故事,现在似乎真的成了神话。现阶段的中國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在改革之初的那几代人中,上大学是个命运的分水岭,但是现在这种分水岭已经不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

  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的问题,实际上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滞后,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改革的第一代人,对此也认识不足。以富一代为例,他们往往习惯于对于制度和法律的问题,通过给制度内的官员个人建立关系来解决。在转型的某个阶段,这种个人关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特权,方便地分享国有资产的流失,便利地压榨弱势群体,不担心有工会的干预,罢工的威胁。在身份阶层固化的过程中,富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权一代和权二代起来吞噬和侵夺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使奔走呼号,也无法引起社会的同情。不考虑制度的变革和改进,只热衷借用腐败的润滑剂,通过建立个人关系牟取利益。这样的短视,势必会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富二代和权二代被民众视为一丘之貉,丧失了作为精英阶层的威信和地位。

  富一代事业的传承问题,只有靠现代企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社会化来解决。而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能是市场进一步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守着家族企业的小摊子,一旦摊上不肖之子,家业就败掉了。同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贫二代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贫富差距不要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保证穷小子经过奋斗发迹,连一个都实现不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接代的贫困,就会产生巨大的绝望,最后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当然,可以预计,权二代如果普遍地接了班,那么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疯狂地吞噬财富,尤其是吞噬已经成为大鱼的富二代。而为了避免被吞噬,富二代则会跟古代富商那样,积极进入仕途,把自己变成权二代。这样的话,也许到了某个时候,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少数人上人的权二代,占有垄断所有的资源,一边是贫穷传代的贫二代,富二代极度萎缩,畸形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地步,社会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其实,尽管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势同水火,但从长远看,他们实际上是在一条船上。对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共同奋斗,改进我们的环境和制度,使得这三种人可以相互互换。只要个人奋斗,有才能,就能改变命运。社会不会因周期的动荡而财富尽毁,重演中國历史一次次从头开始的悲剧。

  作者:张鸣


中国报道周刊, 2013-04-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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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9th 2013, 14:01, by Chinese Netizens

三中全会解读:名为改革,实为集权,天朝重回个人独裁

如果你看到这行红字,说明你的博客阅读器无法显示修改后的博文内容 :(
可以考虑换一个阅读器

★引子

  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一周了,应读者的要求,再发一篇时事评论。
  在会议的前一周,俺已经写了一篇《若政治制度不公平,则经济改革无意义——谈谈天朝这个大赌场》。看完之后你应该明白:(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经济方面的任何改革,只对权贵有意义;不管如何改,最终都是咱们屁民遭殃。因此,无论朝廷发布的公报中如何忽悠经济改革的力度,大伙儿都不要上当。经济方面再怎么改,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不变的是:权贵依然是庄家。
  有鉴于此,今天这篇博文不打算再聊经济方面的改革,今天要聊的是:三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改革”(可惜这个”政改”跟民主自由人士希望的”政改”是背道而驰的)。

★”国安委”是啥玩意儿?

  这次三中全会,最实质性的改变就是: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因为是刚刚决定成立,这个”国安委”还蒙着神秘的面纱(具体的组织架构尚未公布)。不过捏,咱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收集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大致摸清该组织的轮廓。

◇缘起

  ”国安委”并不是习近平发明的。早在1997年,当时伟光正的江掌门去美国公费旅游。他发现美国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好东西,就想照搬到天朝。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流产。为啥捏?据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称:其它朝廷大员担心老江会利用这个权力很大的”国安委”一手遮天,于是纷纷反对。
  到了18大,习禁评当上新任掌门,他又开始琢磨这玩意儿。今年5月份,就有外媒发布小道消息称:习掌门会再度推动”国安委”(相关报道在”这里“)。这次三种全会果然应验。

◇牵涉的部门

  老江当时只是想效仿美国的国安会;而习近平的野心更大,他设想中的这机构,权力将会大大超过美国的国安会。这可不是俺瞎掰的,有朝廷的官方喉舌为证——习近平亲释”国安委”职能 权力大过美国”国安委” @ 新华网

  这篇报道提到:

这意味着国安委将承担或者部分承担、整合或者部分整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和中央政法委的对外和对内职能。

  中央政法委本身就已经够牛的了(掌控”公检法”和武警等各种维稳力量),而政法委只不过是”国安委”的一个子集。

  这篇官方报道中还提到:

涉及到的部门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军方对外机构等外事部门;公安部、国安部等内务安保部门。涉港或者涉台部门的职能也很可能将统归”国安委”协调,因为这两个机构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最近中央高调批判香港反对派”占中行动”存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已经让国家安全受到损害。此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由于涉及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也将会在此机构下协调相关事务。而人大和政协的相关内外机构、经济、群众等相关部门的情况肯定也将会被统筹考虑。

  考虑到某些读者对朝廷的衙门不太熟悉,俺把几个名词稍微注解一下。
中联部
全称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这是党务系统中的情报机构,直接隶属裆中央。它和大名鼎鼎的中宣部(真理部)、中组部(吏部)是平级单位。
国安部
全称是”国家安全部”,前身是”中央调查部”。这是政务系统中的情报机构,隶属国务院。
军方对外机构
俺猜测这指的是:总政联络部、总参二部、总参三部。这仨都是军务系统的情报机构,隶属中央军委。
总政联络部前身是对敌工作部(敌工部)。目前负责对台港澳的情报工作。
总参二部负责训练派驻国外的情报人员(比如驻外武官)。
总参三部负责电讯监听、密码破译、网络攻击、等等。今年春节大出风头的”61398部队“就来自总参三部。
涉港或者涉台部门
这应该是指”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港澳办”。

  (限于篇幅,俺就不对上述机构作更多介绍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俺写的博文《八卦一下天朝党政军的情报机构》,此文对上述机构有详细介绍)

◇权势

  如果稍微熟悉天朝官场,应该知道天朝的实权机构分为:党、政、军 三大坨。从刚才引用的这段官媒报道可以明显看出:党政军三坨都被”国安委”涉足。而且牵涉的都是强力部门
  为了让大伙儿有一个感性认识,稍微做一下对比。
从国家间的横向对比,它有点像苏联的克格勃(KGB)。
从时间上的纵向对比,它有点像明朝的东厂。

★成立”国安委”意味着什么?

  下面俺稍微分析一下,成立这个”国安委”会对天朝政局产生哪些影响。

◇最近三十年的天朝是”寡头制”

  ”寡头政治”也叫”贵族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重大决策不是某人说了算,而是几个政治大佬一块儿商量着办(关于”寡头制”的更详细解释,请看《扫盲各种政治体制》)。
  俺在《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一文有提到:自从邓太宗掌权一直到”江胡”,朝廷的格局都是”寡头制”。当年邓太宗虽然权势很大,但对一些重要决策,他还是要跟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商量。后来江的权势小于邓,胡的权势又小于江。
  所以,从80年代初华国锋倒台一直到十八大召开,天朝的政治格局都是”寡头制”。

◇习近平企图利用”国安委”当上”僭主”

  ”僭主制”这个词比较学术化,很多同学应该没听说过。简单通俗地讲就是:非世袭的君主制。所以”僭主”有时也可称”个人独裁者”。更详细的解释请看《扫盲各种政治体制》一文。
  前面已经分析了”国安委”的牛逼之处,而”国安委”是习禁评大力推动的。可见这位习掌门的野心很大,三位一体(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都无法满足他的胃口。而比”三位一体”更高级的,那就是”僭主”了。
  一旦”国安委”如他所愿开始运作,开始接管强力部门,其它几个常委估计都得靠边站喽。

◇习近平的动机何在?

  半年前发过一篇博文《关于朝廷近期舆论和习近平的嘴脸》。当时俺就说:习近平不是什么好鸟,他是权贵中的权贵,太子党中的太子党
  他这个人不光政治野心很大,而且很强硬(别看他长得胖乎乎的,挺憨厚,打击网络言论毫不手软)。像他这样的性格,仅仅做个”寡头”怎么能满足捏?
  另外,原先的”寡头制”暴露出很多问题(具体请看《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一文的”天朝寡头制的弊端”这一章节)。习近平显然不笨,肯定也意识到寡头制的诸多弊端。
  所以,转向”僭主制”对他个人而言,可谓一箭双雕。

◇习的企图会得逞吗?

  俺猜测,可能性较大。
  从今年的某些迹象推测,他应该在朝廷的派系斗争中占据上风;另外,三中全会能够通过”国安委”的相关决议,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占据上风。作一个对比:老江当一把手那么多年,都没搞成”国安委”。习近平上台才一年就把这事儿办成了。
  顺便八卦一下:
  三中全会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起草小组,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是刘云山和张高丽(竟然没李克强)。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啊。

◇”僭主制”能挽救朝廷的命运吗?

  显然不能!
  为啥不能,原因有很多。限于篇幅,俺光拿”反腐败”来说事儿。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铁腕的独裁者都无法消除腐败——经典的例子就是朱元璋。朱元璋为了打击腐败,花了很大的精力,甚至还发明了若干种酷刑(比如:剥皮实草)。被朱元璋杀掉的贪官不计其数,单一个郭桓案就干掉了几万名官吏。但是腐败的官员依然前赴后继,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
  再来看习近平近期的反腐。到目前为止,习的反腐并未触及高层的权贵家族(大老虎)。这样的力度跟朱元璋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如果连朱元璋都无能为力,习近平就更加没戏了。
(注:虽然天朝号称奉行马列主义,但本质上,天朝和明朝都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在反腐败方面具有可比性)

  另外,在《谈革命[6]:回顾”非暴力抗争”的历史》一文中,俺汇总了全球最近50年来的政治变革。从这个清单中可以看出,非常多的个人独裁者(僭主)都被革命推翻了(大部分都是非暴力革命)。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依靠强力政治人物搞个人独裁,并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那些希望推动政治变革的网友们也不可盲目乐观。像习禁评这种家伙,个人野心很大,又比较强硬。这种人掌权,会让”暴力革命”的概率变大(不妨回顾一下: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暴力革命”是多数人(包括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想要推动政治变革的同学们,需要花更多的精力,用更多的技巧,争取用”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化转型。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谈革命”系列
扫盲各种政治体制
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
若政治制度不公平,则经济改革无意义——谈谈天朝这个大赌场
看看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货色——兼谈”议会道路的改良”行不通
八卦一下天朝党政军的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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