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9日星期三

中国数字时代: 胡泳 | 我的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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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我的小宇宙
Oct 9th 2013, 15:01, by Chinese Netizens

《中国国家天文》名人微访谈:我的小宇宙


(本访谈为国内首创的新媒体访谈栏目,将邀请包括科学、文化、财经、媒体精英甚至影视、体育名人等参加。内容将在杂志微博、公共微信、门户手机新闻客户端等刊发。

 让我们暂时远离尘嚣,谈谈星空和遥远的外星兄弟吧。)

 

一,说真的,以你看来,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未来命运会是怎样。

 

这个宇宙,是典型的无中生有,所以给宗教、信仰(包括迷信)、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留下了难以言喻的想象空间。对它的未来命运,不存在"宇宙真理"。

 

二,锻炼下想象力,你见过UFO(不明飞行物)吗?你相信他们的存在或访问过地球吗。

 

浩瀚的星空中,总该有些和我们一样或不一样的东西吧,不然这个蓝色的星球太孤独了。我愿意相信不明之物的存在。我相信他们还没访问过地球,不然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不会这么糟糕。

 

三,很多人相信,如果在茫茫宇宙中只有我们地球人,可就太孤独了。你认为在遥远的太空中居住着其他外星人吗?如果他们存在,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模样,过着怎样的生活?

 

如果外星人存在,最好有两张嘴,因为用同一张嘴说话和吃饭这件事,实在是太讨厌了。我也希望脑袋在肩膀上能转360度。

至于他们的生活,和地球人没太大区别吧,生老病死固然不好玩,可是没有生老病死则更加无趣。

 

四,如果让你推荐一本天文、宇宙、外星人等方面的书籍或影视作品,会是哪一部(或几部),能否说说理由。

 

《银河系漫游指南》,最好的,没有之一。Don't Panic

 

五,能说出一次印象深刻的、仰望星空的地点么?中国或国外都算。我们可以推荐让其他人也去看看。

 

北大荒的麦秸垛上。难忘的童年经历。其他人很难去看了,因为星星固然还在,恐怕没有麦秸垛了。

 

六,你是什么星座?有人喜欢一些星座类型的朋友,你呢?在你看来,星座的各种解读是一种八卦、心理学游戏还是别的什么?(如对星座不感冒,可不回答)

 

巨蟹座。我喜欢狮子座的朋友。星座学挺好的,因为它的主要信奉者是女人,而女人有点点迷信,对男人来说不坏。

 

七,你如何评价科学和所谓非科学的思维模式,你相信直觉或心灵感应的存在么?

 

我相信直觉,相信心灵感应,相信心想事成,觉得太科学主义的人不大可爱。我甚至有点相信神创论,它的感觉,显然比进化论更好。

 

(谢谢,对了,你还有什么憋了很久想要和大家谈谈的"宇宙观"、人生观么?)

 

就一句:多么希望有魔法世界存在啊。 

附:

《中国国家天文》由国家天文台主办,特邀顾问李政道。内容涉及天文学、空间科学及航天、地理、历史、哲学等。为美国著名天文杂志《Sky&Telescope》中国独家版权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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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台灣新聞 | 雙十國慶打大陸 郭俊麟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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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雙十國慶打大陸 郭俊麟先發
Oct 9th 2013, 14:33, by Chinternet

(中央社記者蕭保祥天津9日電)中華成棒隊今天在天津東亞運痛宰蒙古後,10日將在雙十國慶出戰大陸,中華隊預定推出業餘強投郭俊麟先發,期待能用速差封鎖對手。

中華隊下午與蒙古比賽前,媒體焦點卻放在10日與大陸的比賽。由於這是中華隊2008年北京奧運輸給大陸後,國家隊再度到大陸與地主進行比賽,加上是雙十國慶,部分選手感到一些壓力。

總教練呂明賜接受訪問時說,郭俊麟是面對大陸的先發投手,大陸的打者不怕快速球而怕速差,郭俊麟的變速球投得相當好,如果變速球控球能精準,會讓大陸打者很頭痛。

目前中華隊狀況最好的兩名投手是郭俊麟與王躍霖。呂明賜表示,以往郭俊麟的毛病是首局容易出狀況,這點會特別再提醒,不過郭俊麟是危機處理能力很好的投手。

呂明賜指出,大陸有些選手的腳程非常快,甚至比日本隊還快,因此提醒一、三壘防守要趨前一些。

他說,在大陸對戰地主,大家都知道要格外注意,中華隊重要的是要把「氣」打出來,就如同對日本一樣,有「氣」才會順手。

郭俊麟則表示,2天前知道要先發對大陸,由於是首次對戰大陸,還在雙十國慶當天,一開始感到有些緊張。後來自己細細思考後,認為應該平常心出賽,別給自己太大壓力。

現年21歲的郭俊麟是台灣體大學生,最快球速約可達148公里,被認為是目前業餘最強投手之一,多次入選培訓隊,有機會在大學畢業後前往日本職棒發展。

據悉,大陸隊將推出天津獅王牌投手李梓踉先發,他的身高達193公分。今年的大陸遼寧全運會上,天津就是靠著李梓踉助威獲得第2名佳績。10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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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大家|乔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狱中思考 ——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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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乔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狱中思考 ——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Oct 9th 2013, 11:40, by S. Hernandez

【编者注:葛兰西理论中的"霸权"在英语里翻译作"hegemony",是一个包含多重意义、相当复杂的术语,与中国党媒中经常出现的"霸权主义"没有直接关联。】

Gramsci

(资料图:意大利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受苏联的资助长期在欧洲组织革命,搞工人运动。墨索里尼法西斯上台以后,将其监禁。葛兰西在狱中和亲属、战友及遥控他的苏共领导有许多通信,通过阅读写作,思考革命为何会持续挫败。他留下32本笔记,后被编成《狱中札记》出版,流布于世。

葛兰西1937年因病逝世,观其一生,可算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属于高华教授所说的"老一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就是霸权理论,影响至今,并不断引起讨论。

葛兰西早年信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在欧洲不断鼓动工人造反、革命,但却屡遭挫败,被人看做神经病。工人们觉得股票小额化,自己也可以持有股份,厂兴我兴。有了钱,工人也可以开工厂办公司,当资本家。即使是打工的劳动者,有了劳资纠纷,也可以有工会撑腰,谈判甚至罢工。诉诸媒体会报道,自己也可以办报,发出声音。

有政治兴趣的工人还可以组建政党,竞选公职。免费教育在扩大,孩子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选拔,就有机会从事技术、管理或政府工作。温饱不是问题,各种社团、俱乐部很多,菲亚特、大众车越来越便宜。生活还不错,至少有奔头,干嘛要提着脑袋闹革命?通过考试和选举一样能当官,枪杆子出了政权还不是一样被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掌握,强迫劳动,饿殍遍野。

葛兰西在狱中痛苦地思考: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在培养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就越会爆发。可是拥有众多工人阶级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革命毫无兴趣;反而是资本主义最落后、工人最少的俄罗斯,利用战争进行政变,首先爆发了革命。可建立的政权只能靠武力和谎言来维持,统治者滥杀无辜,人民生活艰难。没有多少西欧人想过上苏联那样的生活。

这究竟是马克思列宁错了,还是西欧人民中了邪走上邪路?葛兰西像得了神经病一样,每天在狱中用头撞墙思考,终于有一天整个人精神了,因为他想明白了。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提出资本主义的"霸权"理论,它不是军事上的,实际上除了战时,资本主义的常备军很少,有些小国连军队也没有,只有治安警察。那么它们靠什么来维稳、统治呢?

prisonnotebooks

(资料图: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取缔意共,又不顾葛兰西的国会议员身份,下令逮捕并判二十年徒刑。自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他写下32本《狱中札记》,这是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图片来自网络)

葛兰西认为这种霸权是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说自信也可以,简称三个霸权或三个自信。因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落实,统治阶级有足够的自信开放报禁、党禁,你可以自由结社、组建工会,你可以拥有私产、选票、甚至枪支,只要你不拿枪杆子搞恐怖主义,爱怎么折腾随便。

揭发官员,欢迎,骂政府,陪着笑脸听着,都是选民惹不起,再说骂总比上机场扔炸弹强吧?骂说明还是对政府抱有希望,不像苏联你敢骂吗?骂也是监督官员,免得进了牢房说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放松了思想觉悟。再说现在你骂我,我下台再骂你,相互监督,共同进步。

而资本主义的人民,看看世界其他国家,不管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毫无政治进步地改朝换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是世袭,就是指定,不是拼爹,就是拼坦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何必被人用这个主义、那个梦想忽悠呢?反正我有选票,议员你得为我说话,否则谁还选你?政府你得管我的教育、医疗、住房,否则议员、媒体、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死你。

子女好好上学,不用拼爹也可开衙建府,不用拼爹的爹也能登坛拜将;想当官就选举,罗斯福也坐轮椅但能当总统,奥巴马黑小子不靠民族政策照顾就能当领导,还是正的。只要干得好,克林顿"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与发生不正当关系",可以留职察看,以观后效。

葛兰西提出的霸权理论,经不断完善,一般指的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大众媒体方面具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共识。意识形态方面主张民主、宪政,公权要限制,私权受保护;政治文化方面应宽容、多元;大众媒体容许独立、监督。政府和公众形成共识,在宪法框架内的任何言行表达、权利主张,只要是和平的诉求,无需害怕影响稳定而加以限制。公民权利的诉求,反而在帮助引起对社会问题的重视,解决一个个小危机,从而避免爆发全面危机的破坏性革命。

葛兰西没白坐牢,他首创并由后人完善的霸权理论,还真管用。当年资助他们输出革命的俄罗斯,现在也"霸权"、自信了。不信你看俄罗斯媒体,天天都在骂政府。不骂哪来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收入?当年都被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从彼得堡到海参崴的大小官员霸占着,哪有百姓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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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共同网 | 安倍与参加APEC的台湾代表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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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网 | 安倍与参加APEC的台湾代表恳谈
Oct 9th 2013, 12:00,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安倍与参加APEC的台湾代表恳谈

安倍与参加APEC的台湾代表恳谈

10月8日,APEC台湾代表、前副总统萧万长(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巴厘岛恳谈。(共同社)

  【共同社努沙杜瓦10月8日电】当地时间8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巴厘岛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台湾代表、前副总统萧万长恳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济合作。

  安倍对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后提供的支援表示感谢。萧万长回应称希望日本尽快实现复兴,表示期待日台在自然灾害对策方面加强合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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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孤岛客 | 天秤的乖张或洞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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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天秤的乖张或洞彻
Oct 9th 2013, 10:47, by Chinese Netizens

眼福|12

◎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庄信正编注。书中在在皆是的伤感我尽量视而不见,而努力留意的,是它鲜见的温煦,就像拍落日,刻意要选暖滤镜,让它至少看上去仿佛日出。78年1月,张送《红楼梦魇》签章本给庄夫妇,特别在P316第3行处增补3行文字……她们天秤对人对己竟有一样的乖张,一样的洞彻。

◎ 《传奇十四章》亚历山大-黑蒙编。收短篇10则,细读其中6则发现,可一读再读的,是捷克的《铁丝书》,它是本辑所收作品中篇幅最长、故事最神异最跌宕的一部。当我自作聪明将无数暗黑现实体验像拽烂泥一样扔进它巨大阴影中后才恍然发现,其刀锋所向除昏愦之制外,还有人性……冰冷人性,苟且人性。

◎ 《新知》,13试刊1期。见着那些读者,新知会寒暄一句"吃了吗?",可见着这些读者,它多半看起来并不热络,可轻松特想坐下来推杯换盏……这个我瞎猜的编辑主张自是冒险,可值得一试。威廉姆斯说,在这个噪音远多过信号的信息时代,应有人将公众注意力转向最有价值的而非最有趣、最即时的东西……他们的努力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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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赵树凯:重新界定中央地方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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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赵树凯:重新界定中央地方权力关系
Oct 9th 2013, 09:31, by Chinese Netizens

   本文是关于县乡政府最近十余年变革的考察。文章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县乡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位势发生重要变化。虽然我们需要充分肯定基层政府运行业已发生的历史进步,但是,更要看到政府体制内部自身出现的严峻局势。"重新集权化"全面挤压了县乡政府,直接加剧了县乡政府与上级政府的紧张关系,间接加剧了县乡政府与基层民众的关系紧张。未来的政府改革需要抛却传统"大一统"控制思路,在法治轨道上重新界定和确立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建立起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的新互动模式。

   一、县乡政府一体化:"基层政府"新特质

   按照法定的政府组织架构,中国有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市(地)、县(市)、乡(镇)。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最低层级的政府即为基层政府,故基层政府即乡镇政府。然而,具体考察县乡政府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情形则显然不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政府改革议程中,具体来说,在恢复乡镇政府早期的改革设计中,乡镇政府本来是按最具有独立意义的基层政府来设计的。中央政府曾提出并积极推进建立乡镇财政、行政管理权下放乡镇等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在后来的政府演变中,乡镇距离独立一级政府的设计目标越来越远。现在,不论是财权,还是事权,乡镇都已经不具备一级政府的真正属性,而是越来越成为县级政府的从属组织,或者成为县级政府的代理机构。从近十年农村新政的推进本身来看,政策的基本设计在中央,而政策的实际操作在县(市),发展改革呈现出"以县为主"的鲜明特点。县乡政府呈现一体化的明显趋势。所以,实质意义上的基层政府应该是县级政府,更准确些说,则是县(市)和乡镇政府共同构成基层政府。

   最近十多年来,县乡政府对于发展和稳定的贡献巨大,并且,县乡政府自身的改进也颇多建树。但是,迄今为止县乡政府运行并未进入良性轨道。相反,政府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冲突也在持续加深。整体地看,现在基层政府已经陷入深刻的治理危机。这种危机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治理"层面。从国际经验看,治理通常指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能力(Francis Fukuyama, 2012),一般不涉及具体的政治过程。由于中国政府过程中政治与行政性的浑然一体特征,基层政府的这种治理危机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或者说,直接就是一种政治危机。中共十八大以来,重启改革议程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在接下来的改革设计中,不仅需要行政体制或者管理技术的改进,而且需要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政治改革。

   二.重新集权:政府体制的关键症结

   整体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趋势特征是"重新集权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是以向地方放权为主导思路的,具体说,是在"条条服从块块"的大原则下来处理不同层级间政府关系。这种改革的原则,体现在机构设置、人事任命、财政收支等诸多方面,来自上级政府或者中央的直接管控都明显减弱。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随着政治改革问题高调提出,不仅在上下级政府间关系上放权速度加快,而且在党和政府关系上党委的权力也显著收缩。一段时间内,党政分开的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如撤销党委政法委、政府部门党组等。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县乡改革的推进力度空前。当时,中央提出县级党委政府要总揽改革全局,县级综合改革一度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题材。不论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出现过一些县级改革的先行者,在经济发展、体制创新、机构设置等方面都有一些重大突破,如内蒙古卓资、四川广汉、山西原平等。在县乡关系上,县向乡镇放权也成为改革潮流,县的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机构纷纷下放交由乡镇政府管理,乡镇开始建立独立财政,出现县乡财政分灶吃饭的基本格局。在当时看来,乡镇有建立为真正一级政府的势头。不论从中央的决策者,还是地方领导者,虽然政府改革的长远目标并不明晰,但是,从基本思路来说,都把乡镇作为基础层级的政府来建设,希望把乡镇作为一级完整的政府来建设。这种改革思路的基本标志,1986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即中发[1986]22号文件) 1。1989年,国务院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提出关于县级改革的整体方案。

   但是,以扩权放权为方向的县乡政府改革,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发生逆转。这种逆转是悄无声息推进的。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1989年的激烈政治动荡之后,虽然理论上并没有否定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思路,但是,改革的实际进程不仅没有继续,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后退。如关于党政分开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展开后又回到十三大以前。就县乡政府本身改革来说,原来的改革思路也没有再继续推进。到1990年代中期,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控制总体上趋于加强,特别表现为垂直管理的部门不断增多。基本上,具有重要调控能力的政府部门大都开始实行垂直管理。如税务部门,在地税国税分家以后,地方税务部门也实行了省级垂直管理,随后工商部门也实行垂直管理。二十一世纪之初,国土部门也实行了领导班子的垂直管理,质监和药监等部门也实行了垂直管理。这些中央集权的新推进,在国外研究中称为"再中央集权化"。这种重新集权化,对于基层政府的运行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乡镇政府,也直接影响了县市政府。在县乡之间,原来一些已经下放到乡镇政府的权力也被县市政府重新收走,乡镇政府变得更加虚弱。在行政权发生上级集权的同时,财政上的分税制改革,从另一个方向削弱了县乡政府作为基层政府的运行能力,既削弱了其管理能力,更削弱了其服务能力。其中受打击最甚者,自然是在多级政府体系中最没有谈判能力的乡镇政府。

   通观本世纪以来的县级改革,中央的重新集权化是重要特征。这里的"中央"并不特指最高层的中央政府,而是泛指基层政府之上的上级政府。这种重新集权化,既表现在财政权力向上集中,也表现在行政权力向上集中,还表现在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直接控制不断强化,具体表现为来自上级的各种考核问责日趋严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从职权配置上中央权力在加强,对于基层的控制更细腻,但是,中央的权威却在急剧下降。权威是建立信任与认同基础上的权力。缺乏基层信任与认同,中央权力的有效性显著衰落。也就是说,中央重新集权化的过程,也是基层对于高层不信任、不合作的过程。这种重新集权的直接后果,是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的矛盾空前尖锐时期。透过文件语言上、官方场面上基层政府对于高层的顺从逢迎,随处可见基层与高层之间的无穷分歧和广泛猜忌。这种奇异状态在快速地消解整个政府体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当前,从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来看,县乡政府的基本体制环境即条条集权的大格局未变,但是,随着省直管县体制的推进,县的管理职权有所扩张,垂直管理势头有所回转。

   二.上下不讨好:基层官员的两难困境

   重新集权直接导致基层政府对于高层政府的不信任和不合作,也对于基层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矛盾起了催化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面前,高层领导并没有很好地反思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指责基层政府,特别是指责基层官员的品行和能力。高层政府不断增加和强化不合理或不切实际的考核问责。由此,基层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上有高层领导的指责批评,下有基层民众的不满抵抗。

   就基层官员来说,他们本身的不满也在迅速增加。这种不满也在两个方向上:

   对上,他们认为高层集权过多,众多重要部门垂直管理。在基层政府看来,高层的这种做法有两种动因,既有高层对基层政府不信任的动因,如往往是那个领域出了问题,就把那个部门划为垂直管理;也有高层与基层政府直接争利的动因,如把那些有利益的单位和部门划归上级管理。因此,面对来自上级的批评指责,基层官员对于上级政府的不满也是很强烈的。针对上级的垂直管理,县乡干部往往说,"上访问题很重要,计划生育很重要,中央为什么不搞垂直管理","放在地方管不好,收到上边照样管不好"。针对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问题,一些基层官员说:"说基层官员腐败,我们这点腐败算什么,上级更腐败,高层更腐败","腐败的根子在上边,并不在我们下边"。

   对下,他们认为现在的民众越来越难管理,很多人经常对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很多基层官员反映,现在民众不管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新事旧事都来找基层政府,频现各种无理上访、恶意上访,稍不满意就越级上访,对于民众的很多指责和行为表现,基层官员也有很多不满和抱怨。认为这些民众意在闹事,趁机提条件来敲诈政府,是"刁民"。民众的频繁上访大大增加了基层官员的维稳工作量,他们承受着巨大压力,耗费了很多精力,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安排和心理状态。

   当下的基层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不仅政府与社会面临诸多矛盾,而且,基层政府与上层政府也存在诸多矛盾。可以说,目前是民众与政府的矛盾空前复杂的时期,也是基层政府与上层政府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从基层官员来说,他们面临民众的广泛深刻的不信任,不合作;同样,从上层政府来说,也面临基层官员深刻而广泛的不信任,不合作。与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早期比较,上层领导人的讲话,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不仅得不到基层官员的尊重和执行,往往成为基层官员嘲讽质疑的对象。在上级面前,基层官员过去那种发自内心的谦恭和信服,已经不复存在。

   三.扩权强县:理顺政府间关系的积极探索

   现在,人们在讨论乡村治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强调政府治理的重要。虽然政府体制没有根本性转变,但是,局部的改革努力和突破也在不同领域有所体现。应该说,这些体制性的演变,是在乡村治理的视野下观察政府变革所必须注意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政府改革并没有深刻而重大的举措推出,但是,高层政府也清楚地察觉到来自基层政府的不满指责。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开始重新重视对于基层的放权扩权问题,既表现在财政的公共支出责任上,高层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特别是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也表现在行政权力分割上,高层开始改进过去那种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思路,将一部分审批权力下放给县市政府。在政府部门的设置和管理上,对于过去的垂直管理做法有了反思,有意识地给予地方较大自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基层治理影响最巨者,是财政体制的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两项改革试点。从一般理解上,强县扩权自然涵盖了财政省直管县的内容,是对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确立的"市管县"政府间体制的调整。但是,从改革本身进程来看,强县扩权和财政省直管县的进路不同。

自2007年开始,中央政府积极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主要做法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27个省对1080个县(包括县级市)实行直接管理 2。省直管县的作用主要是,加快了项目申报审批速度,缩短了财政运转周期,降低了审批成本,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省直管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扩权县市的体制地位和社会影响,使扩权县市成为投资环境好、办事效率高的代名词(陈国权、李院林,2009)。比中央直接推进的财政省直管县更早的放权改革,是一些地方自发推动的扩权强县改革。从2002年开始,湖北、浙江、河南三省先后给县市扩权,如浙江把313项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个县级行政区,权限范围包括计划、外贸、国土资源、交通等(何涛舟,2009)。2010年,国务院进一步做出决定,将原来属于垂直管理的工商部门和质监部门划归地方管理。在此背景下,县级扩权有了一些实际的举措。也许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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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宋永毅: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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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宋永毅: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Oct 9th 2013, 08:46, by Chinese Netizens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对读者的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空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196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1966)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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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吴高兴 | 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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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高兴 | 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Oct 9th 2013, 08:23, by dapigu

内地共识网今天重刊一篇吴高兴在2009年题为《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 》的文章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周五将揭晓,内地共识网今天重刊一篇吴高兴在2009年题为《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 》的文章,再度提出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也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文章称,每逢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关为什么从来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的议论总是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这再一次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情结。

文章表示,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代后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早已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影响很大。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对传统经济学发生了颠覆性革命的一个学派,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问题一样,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 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W.Fogel)又因为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获诺贝尔奖,这一次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了。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虽然中国经济学界以前对她并不熟悉,但她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民主决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民主的经济学"。所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必将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中国当前面临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背景下,这两个新兴的学派容易走出学术圈,引发社会大众的热议。可想而知,这一次有关中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议论自然也就更加热烈了。

文章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是否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做客网易财经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要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个神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现在议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种看法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特别是高校的体制使得教授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兴趣;第二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也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往往跟着政府的屁股转。

第二种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学家向诺贝尔奖进军大有希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预言,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中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思想大师"应该没有问题",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外国经济学家的地方。

第三种是酸葡萄的态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做客新浪财经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刘翔的110米赛跑得奖不一样,刘翔得的奖是秒表掐出来的,非常客观,而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奖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有没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不必那么看重。

上述三种观点,作者最赞成的是第一种,最不以为然的是第三种。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经济学奖作为人文科学的奖项,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这是事实,但是一种奖项的份量有多重,主要看这一奖项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其次才是这门学科的客观性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奖,但如果谁得了这个奖,就意味着在经济学发展史的群峰中有一座刻着他和他的国家的印记。 4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这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是一致的。所以,一个国家有多少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反映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荣耀,这一点恐怕跟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不一样。

至于第二种观点,作者认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盛洪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没有错,也确实是中国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30年来的改革夜郎自大,自视过高。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其称为"制度变迁",不如叫做"制度复制"。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无非是要复制西方已经成熟的市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了无新意,因为它所要建立的,是人家在一两百年以前就已经确立的市场制度。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MertonMiller)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最多在如何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上才具有创新意义,但在这种转轨的过程中,除了中国这种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搞单纯经济改革的道路,还有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先搞政治民主化改革,后搞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的道路,究竟哪一条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或哪一条道路的代价比较小,现在还是未定之数。过去,我们大吹大擂,以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成功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的困扰,我们自己的吹吹打打开始显得有些滑稽了。

文章称,中国经济学家将来有没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关键看其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并且能够取得多大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以得奖的成就,往往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取得,并且历史已有定评的研究成果。科斯获奖的原因是他的两篇经典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提出所谓科斯定理的奠基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前一篇论文的思想甚至在论文公开发表的5年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在他发表这篇论文的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91年,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离后一篇论文的发表也已经30多年了。科斯自己说过,想不到60年前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这说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受长期的历史检验。

文章认为,1949年中共建政60年以来,前30年官方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所有经济理论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那时只有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学名著的翻译(而且往往以"批判资料"的形式),而没有经济学的研究;后30年,我们才开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但其主要成绩是现代经济学的译介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谈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确实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在经济学研究上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大概只有茅于轼。 1970年代中后期,这位铁道部的工程师和助理研究员通过独立研究建立了择优分配原理,但择优分配原理只不过是以数理形式重复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构架,这位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摸索着走了西方人一百多年前已经走过的老路。像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其自身的素质来说,显然是非常具有重大创新能力的,但遗憾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不是生活在美国或其他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

文章称,在过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中,撇开前苏联不说,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可以与美国和欧洲那些经济学大师比肩的,只有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Kornai)和波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等人,但他们都没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恐怕与修修补补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有关系。试想,连科尔内这位以《短缺经济学》出色地描述了计划经济运行的杰出经济学家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又遑论中国的经济学家?

文章称,过去的共产党国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一位,这就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KontorovichL),他因为线性规划方面的成就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过经济学大师,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思想控制没有中国那么严重,而且他们在历史上具有自由文化的传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在做客网易财经时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和张培刚,这两人确实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蒋硕杰是台湾的经济学家,而有"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称的张培刚的杰出论着是他194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总而言之,1949年以后的中国甚至远远比不上前苏联和东欧,没有出过一个经济学大师。

文章表示,正如杨振宁、李政道、高锟等华裔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出身前苏联的两位俄裔经济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是以投入产出分析法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Leontief)和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197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但他们两人都是美籍经济学家,他们因以获奖的成就都是在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美国取得的。桔生华南则为桔,生于华北则为枳,这充分说明经济学研究需要学术自由与独立,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是经济学大师生长的土壤。在中国这块缺乏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土地上,是决然生长不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学大师的。

文章总结道,学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保障。外国的大学是独立的,因而外国的学院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保持其独立的精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是些被称为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就其就业的单位而言,那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属于学院派,但中国的大学不是由教授来治校,而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校长)来管理的,中国的教授们是受雇于政府,而不是受雇于大学,中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是独立的学者,那些在政府和企业里工作的经济学家就更不必说了。没有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大学体制,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学家们成为学术大师的制度性原因。茅于轼说过,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至少还得20年,依我看,只要目前的大学体制不改变,只要思想和言论不自由,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永远只是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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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自曲新闻|余姚对造谣水库坍塌2人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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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余姚对造谣水库坍塌2人行政拘留
Oct 9th 2013, 07:52, by Grass Mud Horse

浙江,中国——遭受暴雨、河水倒灌的浙江宁波余姚市,由于当地通讯不畅、电力中断,导致外界对城内形势不明,余姚警方则在10月9日表示,有2名市民发布不实信息,遭到行政拘留。

余姚公安说,"对在网上散布陆埠水库倒塌,造成40多人死亡等不实信息的张某某(女)、唐某某(女)作出行政拘留处理,张某某行政拘留5天,唐某某行政拘留3天。"

余姚的暴雨已持续3日,9日上午暴雨才停歇,当地河水倒灌城市导致严重积水、通讯及电力中断。外界唯有驾驶船只方能进入城内了解情况。因此部分居民被困2日后,相关情况才引起了网友和媒体的关注。

暴雨洪灾发生后即开始为家乡发生的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认为,"因为不久前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警方连续拘因网络谣言而刑拘当事人。浙江大水成灾,余姚完全沦为泽国,媒体失声,大V沉默,部分微博发图报告呼救,但因大家都对现场不明,担忧转谣被500,导致灾情不被外界了解。此事充分说明,两高已成救灾障碍。"

余姚警方逮捕2名网民后,引发连锁反应。慈善人士才让多吉说,"在通讯中断,信息不畅通情况下,政府、媒体其实也没能力核实所有信息。如果因此随意拘留发布信息有误人员,可能会制造灾情信息的不畅,不利于灾民迅速得到安置。大v转发要小心,不能确认的信息不要转,他们要抓人。"

也有网友苦笑称,如果有人被困得不到施救,只要发谣言就能被警察找到带走。

正在余姚市陆埠镇采访的西湖之声记者向东说,当地有自发组织的民兵发放物资和救出被困民众,"物资发放前两天主要集中在集中安置点。普通受灾百姓那里还没有物资供给,余姚陆埠紧缺通讯信号",当地居民还表示两天里还没见到工作人员走访受灾情况,希望上述情况能引起关注。FMN

另附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的网民评论:

衡则平:靠!水退了吗?救灾了吗?急什么抓人?关在哪儿啊?水牢吗?操NMD!

黄山下的愚民微博会员:狗日的救灾永远赶不上抓人动作麻利

琢磨先生: 我在想,灾区朋友被洪水围困遇到险情发条微博肯定比打110好用,瞬间就可以被警察蜀黍接走。

何光伟: 抓人这么有空闲啊?水灾都救完了?贵市是不是官员和警力过剩啊?

水沐V微博达人:灾情未灭先拘人,公安派出所不参与救灾的行列了?余姚发布要不要发布下伤亡人数?

未完丶彳寺纟卖:妈的,先把你的群众安置好再出来放屁

Peale微博达人:抢险救灾不行,新闻发布不行,抓人动作很快。。。

我叫唐人你信吗:这个倒是什么时候都不耽搁啊,不知道警察叔叔是不是划着冲锋舟 趟着水去抓的人

孙中山总统:8:00 「大水进家了,求救援!」 9:00 「大水淹到小腿了,求救援!」 10:00 「大水淹到大腿了,求救援!!」11:00「 大水淹到胸口了,求救援!!!!」 12:00 「溃坝了,死了一百多号人!」12:01 「警察叔叔来敲门了,耶,有救了,感谢网络,感谢高院!」 ———《网络用户自救指南》by@黑名单里来的人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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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财新网|拉古娜海滩的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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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拉古娜海滩的黄家
Oct 9th 2013, 08:17, by S. Hernandez

【编者注:财新网特稿原文发表于2013年9月25日,随后不久遭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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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飞机徐徐降落到首都机场,离家七载后,黄渝生首次回到北京。

当年的黄渝生49岁,头衔是美国海斯科公司主席。这家公司1992年在新泽西州伊弗珊乡马尔顿地区注册,副主席是黄渝生的太太詹敏利。公司规模不大,主要经营科研和工程设备。

20年后,低调的黄渝生夫妇进入记者的视线——他们出现在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里面(详见此前财新网报道"吴兵'中旭系'揭秘")。随着中旭系吴兵等人被查"失联",这对已经赴美定居二十余年的老夫妻,不得不因为至今看不到边界的中石油腐败窝案而成为公众人物。

"黄渝生的女婿周滨,一周前已从境外回到北京家中。"多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9月23日向财新记者透露。

低调老人

今年69岁的黄渝生,1986年就来到美国,最早生活在马里兰州的盖茨堡市。

黄渝生在重庆北碚出世,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其父是在中国地质史上着墨颇多的黄汲清。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中记载,发现大庆油田的并非被称为"地质之光"的李四光,而是"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

黄汲清1904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40岁时,黄汲清喜得黄渝生。黄渝生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一姐姐黄洁生和哥哥黄浩生。四年后,黄汲清当选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也是当时地质学界最年轻的院士。

黄汲清的回忆录200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该书回顾了他的求学和科研历程,编者即为黄渝生。

青年时代的黄汲清曾游历欧洲、北美,国内从事地质调查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巴山蜀水。1949年6月,正在美国访学的黄汲清放弃台湾教职,回到重庆。

新政权迅速接纳了黄汲清。1949年年底重庆解放后不久,刘伯承、邓小平就会晤了他,次年西南地质调查所成立时,黄汲清出任所长。

1954年,黄汲清奉调入京,在李四光担任部长的地质部下面的地质普查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从1955年开始,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聚焦于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不再承担其他普查工作。

1950年代,黄汲清还在另一个部委有顾问职务,即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顾问。该局后来升格为石油部。

1995年3月,黄汲清与世长辞。此后围绕他的纪念活动,显示出黄汲清在中国地质领域享有泰斗级的地位。

2004年黄汲清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土资源部、全国政协办公厅、科技部、中科院、中国科协、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合发起纪念大会。

另一本名叫《黄汲清纪念文集》的出版物,收纳了亲朋好友对他的纪念文章。子女署名文章中,黄渝生的文笔最好,篇幅也最长。他在文章中回忆了安葬父亲的过程,并在结尾深情写道:"(黄汲清)作为大地的儿子,身归大地,情归大地"。

在马里兰州居住一段时间后,1990年代初期,黄渝生带着家人迁往新泽西州伊弗珊乡马尔顿地区。在这里,黄渝生以自己名字的三个首写字母,注册成立了海斯科公司(Hysco Corporation)。

翻查当年的注册资料,黄渝生是用英文名Steve Huang注册的,担任公司主席,公司副主席则是他的太太詹敏利。

詹敏利比黄渝生大两岁,曾用英文名Mary Zhan。海斯科于1992年注册,2007年年底宣告解散。解散时,黄渝生的住址已换成了华人众多的加利福尼亚州。

两间公司

从黄渝生加州的住址,开车只要15分钟,就可以抵达加州风光旖旎、享誉全球的拉古娜海滩。

在拉古娜海滩东北部,有个小城叫拉古娜伍兹,隶属于加州橙县。这个占地约10平方公里的地方,是南加州著名的养老胜地,居民平均年龄78岁,城市配有老年社区、休闲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艺术博物馆、画廊等等。

在拉古娜伍兹,黄渝生拥有两处房产。而在加州州政府记录中,黄渝生以这个地址注册的有两间公司,一间就是"一脉相承"的海斯科,注册于2007年12月,正是之前新泽西州解散的那间公司。一位接近黄家的人士称,这家公司主要代理销售井口设备,包括将外资的设备卖给中国油企。

另一间公司名为Newrun International,2008年4月注册。两间公司都由黄渝生担任主席。美国政府记录显示,这两间公司都于今年7月9日解散。

在加州橙县法院的记录中,黄渝生还有两次刑事的交通违规,一次发生在2009年9月25日,另一次是2012年11月26日,显示黄渝生去年底仍住在加州。财新记者尚未联系上黄渝生。

不过,黄家的商业重心早已转移回中国境内。

在北京,詹敏利于2002年6月在北京成立北京海斯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信息咨询,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培训、咨询、转让、服务,市场调查,家务劳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等,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民币。

这家"占坑"般的海斯科系公司很快于2004年11月吊销,同年,另一家中旭系的公司在北京成立。2004年4月初,北京中旭阳光石油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大股东就是詹敏利,她当时出资400万元,另一位出资100万元的转业军人赵明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地址在北四环中路华亭嘉园内,后迁至北苑路168号中安盛业大厦,公司注册资金也上升至2000万元,其中詹敏利出资1600万元。2010年2月,更名为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下称中旭阳光能源)。

中旭系一直被认为是四川富商吴兵的产业。财新网此前引用多个消息源报道称,50岁的吴兵8月1日晚在北京西客站被带走,迄今已经失去联系超过一个半月。吴兵的中旭系主要涉足水电、道路、房地产和文化娱乐。而中旭阳光能源致力于石油天然气领域信息化服务,成立三年后,即拿下中石油旗下十多家省级分公司涉及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系统信息化大单。

2003年8月,詹敏利还成立过一家北京中旭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但2006年7月亦告注销。

8月26日和27日,中石油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四位副总级高管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相继被查;9月1日,中石油的前任掌门、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吴兵在十多年内,建立起"中旭系"商业王国,包括以水电和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中旭投资、开发影视产业的中旭盛世风华,还有中旭(香港)有限公司,及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中,北京中旭阳光2004年成立后不久,即成为中石油的甲级供应商,管理八千座加油站。

现年五十岁的吴兵又名吴永富,也用过李若尘的名字,有报道指其行事低调神秘,在政界有广泛人脉。今年五月,吴兵曾以港商身分,参加"港澳企业四川行"活动,向雅安地震灾区捐款一千万港元,获得四川省主要领导接见。内地《经济观察报》引述中旭投资一位员工说,有时感觉吴兵就像一个"傀儡"。

有女黄婉

詹敏利的"重心转移",或许与女儿和女婿的业务转向中国有关。

黄渝生有个女儿,名叫黄婉,英文名叫Fiona,很早就加入美国籍。黄婉眼睛大,眉目清晰。黄婉与家人一同来到美国,那时她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大约开始读高中。现年42岁的黄婉,是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长。

1990年代初,黄婉迁往得克萨斯州。在得州的多个城市似乎都有驻足,包括休斯顿、普莱诺、理查森等地。

而就在1993年前后,中旭阳光能源目前的大股东周滨也来到得州。当时的周滨21岁左右,他比黄婉小半岁。财新记者尚不知周滨与黄婉何时结婚。但通过公开资料可以看到,两人在得州曾经的住址多处吻合,注册时使用的电子邮件都是相同的。

周滨现年41岁,身材高大,眼睛细长。据接近周滨的人士向财新记者指出,周滨本科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该校1958年成立,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二所石油本科院校。8月27日同时落马的中石油高管李华林、王道富和冉新权,亦毕业于这所大学。

从那所位于四川南充的大学毕业后,周滨前往美国。上述人士透露,周滨随后来到石油公司聚集的得州一所大学攻读石油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在得州,石油相关专业出名的,主要是休斯顿大学和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不过休斯顿大学拒绝对此进行评论。周滨也持有美国飞机驾驶牌(FAA牌照)。

在2000年后,周滨和黄婉的地址都变更为黄婉家人所居住的新泽西州。不过自2000年后,周滨夫妇已经将重心转移到国内,并经常居住在北京。据悉,周滨回国后曾在全球知名的油田服务公司斯伦贝谢供职,当时他的名片职务是"工程师"。

周滨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北京的华亭嘉园,与上述中旭阳光成立时的办公地在同一小区。一位曾在华亭嘉园见过周滨的人士称:"2003年前后,周滨开始创立自己的公司。当时的印象还比较低调、随和。"

直到2009年12月30日,马上就要迎来38岁生日的周滨,才出现在中旭阳光的股东名单。中旭阳光石油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定,詹敏利将160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滨,法人和经理仍为赵明。2010年2月,中旭阳光改制为股份公司,周滨持2400万股占80%,担任董事长一职,黄渝生亦进入董事会,詹敏利为监事。2012年12月,周滨不再担任董事,变为黄婉,并由黄婉出任董事长。

中旭阳光只是周滨夫妇投资的公司之一,周滨也经常往来香港等地,照顾其他生意。

拿下8000座加油站

"中旭系"中还包括没有涉足石油业务的北京中旭盛世风华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盛世风华),此前媒体报道,其参与了影视、话剧投资。

盛世风华同样经历多轮股权转让,2009年12月成立时,盛世风华的名称为北京中旭盛世风华文化有限公司,其股东为吴学军和汤国英,吴学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此后留校在会计教研室任助教,1990年,吴学军离开高校,到位于成都的中旭投资公司任总经理。

2010年9月,盛世风华的股东变成了时年79岁的龚玉清和78岁的吴从云,两人均为成都人。公司也改为现名,离开文化产业,成为一家投资公司。

2011年8月,盛世风华股东变为现在的吴名兵和曲爱光。两人接收股份的对价分别为60元和40元。此时,盛世风华尽管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但实缴1000万元。

2011年11月,该公司吸收合并四川嘉仁投资有限公司,嘉仁投资公司的股东同样是吴名兵和曲爱光,媒体报道称嘉仁公司为吴兵所控制,合并时,其拥有资产1.14亿,负债9999万。盛世风华实收2000万元,并入其资本金。

这一年,盛世风华还出资1亿元,反向100%控股中旭投资有限公司。原本诞生于成都的中旭投资公司将资本阵地转移至北京。

盛世风华现任法定代表人为王志强,其长年任职于水电行业,曾在水电部七局成都办事处任书记,并于2002年进入中旭投资公司任副董事长。王志强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 "自己只是职业经理人,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清楚吴兵目前的情况。"

"中旭系"中只有中旭能科获得了中石油大单。本报得到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旭能科营收1.09亿,利润1000余万元,2010年,营收1.16亿,利润2822万元,2011年,该公司营收超过1.3亿,利润达3291万元。也是在这一年,中旭能科位居中石油"电子工业产品"类供应商之首。

本报得到的一份中旭能科改制文件显示,其经营对象包括辽河油田、长庆油田、吉林油田、塔里木油田。

在中旭能科的业务中,中石油加油站管理项目占据大块。2004年4月中石油上市后,中旭能科成立,巧合的是,几个月后《中国石油信息技术总体规划》发布,规划包括了上游项目、下游项目、ERP项目、电子商务项目、管理信息项目在内的34个工作包。其中,加油站管理系统是下游项目的重要板块。

该项目在2006年10月立项,随后在华东、山东、大连启动了30座加油站的试点。

但2007年,商务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石油决定为加油站安装由以色列供应商Retalix公司提供的软件和方案,中旭能科并不是Retalix公司的国内合作方。到2008年11月30日,这笔价值过亿的项目结项。

2009年9月,中石油签约第一批推广的4855座加油站,12月,第二批推广的5115座加油站签约,第三批推广的加油站数量则达到4600家。到2011年5月,16000座加油站完成了推广。

一名曾短暂参与中石油加油站管理项目的业内人士称,"这个系统非常复杂,有很多公司参与",其中不乏HP、IBM[微博]等国际巨头,相比之下,仅仅成立数年、工商登记只有50名员工的中旭能科显得相形见绌。

一家名为西安赛思通电子有限公司的网站上称,2007年,经过近三个多月的充分交流与协商,我公司以项目分包形式,与中旭能科就《中石油加油站零售管理信息系统》试点阶段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相关合同。"将以合作形式,由我公司派驻该项目组的人员,参与完成整个项目建设期间的相关规划、组织、协调、管理任务。"

据中旭能科网站介绍,该公司负责中石油加油站管理系统约8000座加油站的具体实施与管理工作,过程涉及试点单位及所有三期的部署工作。但中石油的招投标平台"能源一号"网站上,已查询不到具体的招投标项目。如今,中旭能科的网站也已经无法打开。


© S. Hernandez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3.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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