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中国数字时代: 王思想家 | 辽宁大悲寺:又一个宗教骗局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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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 | 辽宁大悲寺:又一个宗教骗局的破灭
Aug 22nd 2013, 14:16, by Chinese Netizens

辽宁大悲寺:又一个宗教骗局的破灭

——引发关于"宗教产业化"的一些思考

 

   
教育产业化,导致学校成为敛财机器,师德全无;医疗产业化,医生收红包已经是小事了,为了赚钱欺骗患者,小病大治,诱惑住院,医德全无;官员贪腐也已经产业化,官官皆贪,不贪者要被搞下去……在这样一个道德彻底崩溃的国家,我们似乎只能到宗教领域寻找一方净土。

    宗教却不净。释永信的少林寺早已成为天下皆知的枪钱机器,连上交所都为其预留了600304谐音"少林寺"的号码。陕西法门寺则已经圈了大片土地,然后以旅游公司的名义上市,敛财无数。其他寺庙也好不到哪里去。和尚们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福建某个村的人都去当和尚了,然后逢年过节带着大笔钱财回家,和老婆孩子共享财富盛宴。

    原来,宗教也已经产业化。

    乌云中射下一束神圣之光:辽宁,海城,大悲寺,"拒收钱财,清修苦行",让人眼前一亮。苦行僧,久违了,这才应该是佛教徒的本色呀。我们感叹这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一块让我们心存希望的净土。

    然而事实不免残酷,网友们陆续揭发"大悲寺疯狂敛财"的新闻。http://news.163.com/13/0822/08/96SBQ5TC00011229.html。其敛财手段之恶劣,欺骗性之龌龊,远远超过了少林寺。假如这世界真有地狱,我诅咒大悲寺的幕后操纵者永堕地狱。

   
借此做一些宗教思考。

  

1,宗教本是我们最后的心灵寄托  

   
人类永远无法回答"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永生,所以,宗教原本可以成为慰籍我们心灵的最后寄托。但现实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现有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似乎无法担此重任。

    

2,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佛教?    

    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早已经没落,而在中国却发扬光大。这源自两个原因。一,佛教教义很混沌,这与中国传统哲学塑造的传统文化一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二。佛教被中国人世俗化了,有升官发财多子多福的疗效,所以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欢迎。那么多菩萨,观音最受欢迎,为什么,因为观音被中国人弄成了"送子观音"。

   
《圣经》就不大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尤其刚开篇的上帝7天造人,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其实,我觉得,基督徒也未必把这个当真,就好比中国人的"白发三千丈",有谁会去抬杠说不可能有三千丈的头发吗?

    现在中国信基督的人也特别多,据说有一亿多,超过佛教徒的数量。那些传教士的辛苦传教授予有了收获。真不容易。

 

3,因果报应也遵循物质至上?

    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个万能理论,永远有理。我们本能地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现实中总不乏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却很逍遥的例子。于是有大师出面解释:某些坏人这辈子泻药,是因为他上辈子积德了,有些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因为他上辈子缺德。这种解释,无法证伪,所以挑不出毛病。

    那么,什么是"好报"呢?其实我们早都被灌输了:有权有势有钱,就是"好报"。这种所谓的"好报",与宗教精神难道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吗?

    最让人厌恶的,就是寺庙为赚钱不择手段。很多寺庙以你捐钱的多少来决定为你祈福的力度,其实就是"买福"。寺庙里摆满了箱子让你往里扔钱,名曰"功德箱"——我不是问你要钱,而是你放钱越多就是你功德越大——这个名字太有创意了,绝对可以进MBA经典教程。

    捐钱越多,功德越大,这种思路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寺庙嫌贫爱富,巴结权贵。一位国企女高官,就是号称要为百姓建道德档案的那位,在五台山某寺庙有个专用禅房。为什么有这种待遇?因为她捐钱多。至于这个女人的人品,大家都知道。

   
我曾经问过不止一个佛教徒:***在和平时期害死几千万中国人,他现在是否在地狱的最底层,永世不得超生?回答竟然是:那是中国人该遭受的劫难,他是上天派来惩罚中国人的。我大惊,接着问:那希特勒呢?答:希特勒是个魔鬼。——这还有没有一点逻辑?

   
当宗教在权贵面前屈膝奉承的时候,未免让人失望。基督教好一些,世俗的皇帝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不过,拿破仑在加冕时羞辱过教皇。

 

4,基督教也敛财

    基督教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是那个"什一税",太可耻了。大约在公元6世纪,某些教会人士说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所以要把十分之一的农产品收入,甚至不只农产品收入,交给教会。通过与世俗政权的勾结,"什一税"一度横行。后来,宗教改革基本废除了"什一税"。

 

5,基督教比佛教好的地方

   基督教重视忏悔,不像中国人把佛教给彻底庸俗化。另外,基督教孕育出了现代文明,从这个角度讲,我对基督教有部分好感。

   基督教徒收取钱财后,建了很多孤儿院、学校、医院,而佛教徒做这些的很少。

  
基督教宣扬"爱"、"博爱",因此西方人普遍比东方人友好,尤其在对待陌生人的时候,对比明显。佛教强调"修行",轻视人伦,因此,一些走火入魔的佛教徒对家人冷淡。我曾经写过《佛教是让人自私的宗教吗?》,附后。   

   

6,宗教怎能如此霸道?

    佛教与基督教有一个同样的死穴,都宣扬"信我者上天堂,不信我者下地狱"。这个太过分了,以为自己是马列主义,是宇宙真理。人家好象真把自己当宇宙真理。是不是太霸道,太缺乏慈悲心肠了?我问过很多基督徒、佛教徒一个同样的问题:有一个人,不信上帝或佛祖,从不去教堂、不去寺庙,不烧香火不拜耶酥,但他一生积德行善,那他死后该下地狱还是上天堂?他们总是很难回答。

    辽宁大悲寺那位被骗几百万元的女居士说:"我如果不修佛,死后就会被300把刀子插入身体"。

    中国人喜欢搞传销,中国人搞出了文革,中国人在21世纪还有人摇头晃脑唱红歌,中国人被红十子会骗钱,被寺庙骗钱……这些事情之间难道没有联系吗?中国人几千年都习惯于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识,总是被人蛊惑。猪一样的智商,别人不给洗脑,自己都哭着喊着让人家给洗脑。有时候想想,真是活该。

    
宗教教义中的胁迫成分有点多,过分了。

 

7, 中外富人的捐钱行为有什么区别?  

    中国富人喜欢把钱财捐给寺庙,为什么?因为当今富人几乎都是权钱勾结,发的不义之财。带血的财富,晚上睡不着觉,于是拿去贿赂佛祖。和尚们也很欢喜地做这样的生意交换。

   美国富人也给教堂捐钱。但他们把更多的钱捐给慈善基金。因为他们的钱有脏的,也有净的,他们往往想不到去贿赂上帝。上帝在他的圣经中恐怕也没有暗示自己喜欢接受贿赂。

   

 8,教义与教徒能分开吗?

   
当今宗教徒的无耻行经,被世人看得清清楚楚,无法回避。于是就有一种很流行的解释:教义是好的,只是被一帮坏人给玷污了。

   
还能讲出故事:佛与魔斗法,佛胜,魔说:你的胜利是暂时的,几千年后,我的信徒将穿着你的信徒的衣服,糟蹋你的名声。佛知道是因缘,无法阻止。

   
我不相信教义和教徒群体能分开。只是因为心存敬畏,不愿多评。

 

9,什么是执着?要不要是非?

   
佛教强调让人"破执着",意思是说万事看开,不要计较。那么,人世间还有没有是非?如果连是非都可以忽略,那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更致命的问题是:一心向佛,是不是一种执着?总不能连这个也要破吧?

    

    只要是人,就会本能地有宗教需求,即终极追求。我很羡慕、很尊敬那些能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宗教的种种现实表现,以及我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使得我无法皈依任何一种宗教。

    痛苦,或许是自由主义者的宿命。

 

链接:  《佛教是让人自私的宗教吗?》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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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韩大元:如何维护宪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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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韩大元:如何维护宪法权威
Aug 22nd 2013, 14:01, by Chinese Netizens

  宪法权威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维护宪法权威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也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常识。大家都知道,没有宪法权威的国家不可能有法治,不可能形成民众的价值共识,不可能建立自由、公正与和谐的机制。

  在中国,宪法权威看似一种常识,但并没有成为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也没有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围绕宪法权威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着否定宪法权威的倾向。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凸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尤为突出,社会正失去共识,主流价值正处于无序化状态。

  可以说,建国60多年来,在社会价值的共识上,目前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最深刻的。面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提出了各种"药方"。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并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贫富差别问题,而是承载社会共识的宪法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权威,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治国的根本法"无法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我们谈论问题时,往往避开宪法问题,不正视宪法缺乏权威的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是"非法治的",迷恋于人治时代的治理方式或者以"法治"的方式实现人治。

  目前,在中国宪法权威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宪政来削弱宪法权威,人为地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宪政而做出的成就与努力。

  凡是有一点宪法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宪政就是宪法实施,社会主义宪法的实施与状态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宪法尊严与权威,其核心价值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宪法有权威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的行使是被禁止的,任何人只能在宪法"统治"下生活,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生活被宪法所控制,不可能享受法外的利益。宪政对公权力是一种限制,对基本权利是一种保障。由于宪法缺乏权威,社会缺乏凝聚力,矛盾与冲突无法有效消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在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难于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稳定机制脆弱,国家社会中人治重新抬头,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被"庸俗化"、"地方化"和"部门化"。

  所谓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理念与理由,尤其体现为宪法对公权力和所有国家生活产生的拘束力和规范力。

  宪法权威的出现,完成了价值命题的核心任务,即宪法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的协调与妥协,"是平衡权力和权利之产物"。宪法是不同利益主体进行妥协的产物,反映了利益主体的共同意志。由此形成了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共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家应当服从基于"同意"而形成的"宪法文本",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权威无法超越共同体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与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当宪法缺乏权威时,社会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益平衡,维稳只能靠非法治手段进行,虽然为维稳付出的代价沉重,但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并没有根本好转。

  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回到宪法,尊重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宪法权威作为一种服从的理由,其类型具有多样化。要判断宪法在国家生活中是否具有最高的权威,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中,宪法效力如何得到体现,如何保持其权威的"最高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等不同形式的权威。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其他权威就不能超越宪法的权威,并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其他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至上性"

  宪法权威具有至上性是基于宪法的至上性,是人民通过制宪权而做出的选择,宪法之外的其他权威必须服从宪法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否则会失去正当性与合法性。

  1.政治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政治权威通常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政治权力为最具效能的体现。然而,正如政治国家属于一种建构的秩序一样,政治权威所依凭的政治权力同样需要具备正当理由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仰。

  但在法治国家,政治权威,包括中央权威的树立必须依靠宪法和法治来实现,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维护。

  民众之所以支持某种政治权威,首先这种权威是基于宪法的授权下形成的,如宪法获得权威,政治统治也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并具有合法性,政治秩序才具有正当性。

  既然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力为支撑,那么对于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政治权威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必须保持警惕。政治权力还有着不断扩张的天然冲动。宪法和法律能够约束政治权力,但权力往往通过各种可能的漏洞突破法治的框架,凌驾于宪法和法治之上。对此,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在理念上确立权力绝对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价值原则,使得政治权力只能在法治范围内运作成为政治运作的自觉,才能保障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

  要保持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需要从宪法中不断获取资源,强化合宪性基础,不能通过宪法外的途径追求其利益。宪法权威内的利益是正当的,宪法权威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滥用政治权威将导致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所谓政治权威的滥用,就是权威的支配者违背受支配者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双方主体在利益需要、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上完全背离。

  滥用政治权威最终将消解支配者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传统的政治权威正在失去其有效的支配力,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进一步要求政治权威的民主化、制度化。避免政治权威的弱化,强化政治权力的统合功能,就必须基于政治认同而使之获得不断的承认。这种政治权威的再造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法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

  2.党的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在现代民主国家,执政党是政治权威最主要的代表者,维护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宪法权威来实现。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宪法序言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但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导需要以宪法权威为保障,只有具备有效的权威能力,党才能领导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建设。

  因此,要维护党的权威,必须尊崇宪法权威,从宪法权威中寻求党的权威的依据,包括执政的行为、执政程序、执政理念。

  以宪法权威体现党的权威,并不是说宪法是执政的工具,否则宪法就将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而丧失其价值的至上性。党的权威是服从并服务于宪法权威的,只有尊崇宪法权威,才能保证党的权威。只有认真落实宪法,才能真正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党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是维护党的权威的根本途径。

  在我国,处理好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上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片面强调党的权威,有的时候甚至存在着以党的权威代替宪法权威的现象,一些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基本的宪法意识,对本国宪法的忠诚度也不高,甚至对本国宪政制度的理解偏差,客观上抹黑中国的宪法形象,抹黑国家法治形象。

  执政党维护宪法是宪法和党章规定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除了在序言部分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外,还在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所讲"各政党"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而且该条款主要规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

  《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宪法的规定,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一思想是执政党的基本理念,也是近1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讨社会主义宪政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和实践的成果。

  2002年,胡锦涛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作为执政党自觉地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明确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的思路与途径。

  时隔十年后的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并将宪法实施上升到了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高度。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要求"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以"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习总书记有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讲话是执政党宪法观的精辟阐述,充分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执政党落实依宪执政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力范围、确立的原则行使权力,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推进党的决策活动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切实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

  依宪执政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宪法实施。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宏观背景下,执政党应当实现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克服以"改革"、"试点"等名义破坏宪法秩序的现象,使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执政活动中得到落实。

  3. 个人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对于宪法权威与个人权威的关系,从逻辑上说,宪法权威具有至上性,一切组织和个人不能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但是,特定个人基于行使公权力,在某些领域也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是必要的。

  在马克思·韦伯的合法统治的类型中,"魅力型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类型。这种统治适用于被统治者对领袖的崇拜和信赖,需要被统治者的献身精神。然而,魅力型统治的缺陷在于,"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带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的机会就消失。"显然,只强调"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对于共同体来说并不具有持久的有效性,而且有可能导致统治的失灵和对民众利益的危害。

  推崇宪法权威还是推崇个人权威,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不同道路选择。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其有多高的权威,都不能超越宪法权威。个人权威是一种人治式的权威,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共同体的维护需要个人作用的发挥,但如果个人具有根本上的崇高地位,则会架空制度,取代法治。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82年宪法关于最高领导职务连续任职不超过两届的规定也是对个人权威的否定。这总结了只推崇个人权威而忽略制度权威所导致的沉痛教训,因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本质上破坏了宪法权威,把特定个人置于宪法权威之上。

  中共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当然,推崇宪法权威并不必然反对领导人应有的个人权威。在国家治理中,基于统治效率的要求,领导人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客观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领导人的权威一方面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基于其自身道德、素养、能力而产生的,尤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也不能单纯基于其所掌握的权力而产生,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控制,否则这些权力就有可能成为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工具。

  要保持一定的个人权威,领导者必须以宪法思维处理现实问题,不能留恋人治的治理方式。

  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处理利益关系时的最高判断标准只能是宪法。如领导人的讲话多引用宪法和法律条文,不能讲违背宪法规定的话,不能做违背宪法的行为,更不能为了人为地追求个人的人格魅力,以个性化的方式挑战宪法权威,靠非法治手段树立起来的宪法权威是不可靠的,最终会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

  4.法律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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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朱民:全球经济金融进入新的周期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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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朱民:全球经济金融进入新的周期性转折点
Aug 22nd 2013, 14:01, by Chinese Netizens

  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无以往经验可循,操作的技术难度高,时间长,不可预测的未知因素大量存在。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高度增加,特别是目前经济政策和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增加了潜在波动的可能

  一、全球经济下滑,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趋于结束

  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先是德国受欧元区南部地区经济继续衰退的影响,投资、工业生产和出口速度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地低于市场年初预测,将低于2012年。法国经济继续下滑,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的零增长降到负增长,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继续衰退。进入第三季度后欧元区经济有出现企稳迹象,但整体欧元区全年经济将继续衰退,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美国经济受财政削减制约和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都疲软,虽然居民消费和住房业恢复强劲,但美联储宣布准备调整宽松货币政策后,住房贷款利率上升,住房贷款申请开始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1.7%左右,较2012年2.2%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出口下降,财政支出力度下降和国内消费疲软影响,增长速度较大幅度放慢,预计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到5.8%,低于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全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3.0%。

  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反弹的连续4年下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G20推动下,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反弹强劲,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5.2%。但2011年欧元危机爆发,欧元区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2.0%下降到1.4%,整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3.0%下降到1.6%。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但整体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4%。2012年欧元危机继续,经济负增长进入衰退,美国经济受财政削减和欧洲经济衰退影响,保持中度经济增长,整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1.2%。整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3.2%。今年以来,在外部需求疲软下,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开始下滑,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降低到3%左右。

  目前全球总需求疲软,各国普遍缺乏外部需求,出口和工业增长乏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者信心持续下降,国内居民消费继续疲软和投资不振,这一切制约了经济继续增长的空间。全球经济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开始趋于结束。

  二、美国开始放缓量化宽松,危机以来的货币宽松周期趋于结束

  5月22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暗示美联储将可能逐渐放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担忧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引发流动性紧张,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美国10年期国债利息迅速上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美国国债利率上引发全球国债利率水平不同程度的上升,欧元区的利率水平平均上升0.5个百分点,英国的利率水平上升0.8个百分点,整体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平均上升0.7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平均上升0.9个百分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发达国家大量资金流出债市,流入股市;大量国际资金流出新兴经济市场国家的债市和股市,南非、墨西哥、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市场国家都出现资金外流,引起债市利息上扬,并引发股市下跌和本币贬值,一时间有些国家的股市下跌和本币贬值超过10%。出于对日本经济金融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日本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股市下跌,国债利息上扬,日元汇率波动。

  由于全球经济恢复不同步,美国经济在住房、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带动下恢复强劲。但2013年政府消减开支达2.5个百分点的GDP,影响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政府开支下降的影响降缓,经济增长可能恢复到2.5%左右。在经济增长稳健的预期下,美联储必然撤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后,美联储温和了发言的语调,但仍然表示会从今年年末和明年开始逐渐撤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明确信号已经表明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市场预期也已经开始变化,资产重新配置和定价已经开始,全球利率已经上扬。这一切表明危机以来的以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代表的宽松货币周期趋于结束。

  三、全球经济将进入中低速调整阶段,金融市场将持续波动

  原有的周期行将结束,新的周期尚未形成,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期。

  全球经济方面,虽然危机以来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反弹的周期已经趋于结束,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发展方向并不明确。经过了四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各国普遍面临财政政策空间大大缩小,财政上都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财政整合来重建财政空间,非传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下,利率水平也将开始上升,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都非常有限。

  欧元区经济继续受到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疲软,潜在金融风险不容低估,整体经济将处于衰退和弱增长中。美国经济受到财政削减的影响,虽然经济继续恢复但增长速度低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到欧美同时经济增长下滑,外部需求不振引发出口下滑,国内投资减速,公共部门支出削减,国内消费疲软,经济增幅会继续下降。由此,全球经济三大主要板块经济增长相继下滑,缺乏明确的经济增长拉动者。

  全球经济整体债务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将继续影响投资和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政府总债务在未来5年内都会在GDP的110%水平以上,居民债务在危机中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企,欧洲的公司债务和银行债务仍然高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债务虽然较发达国家整体债务水平仍然较低,但在危机中动用较多的财政资源和金融市场资源、政府债务、居民债务、公司债务和银行债务在过去5年中都在上升,也正在形成新的风险点。整体全球债务调整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获得的时间和空间受到欧元危机和美国财政约束的冲击,并未换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创新和发展。全球经济缺乏新的领头行业,全球的兼并重组活动为历次危机后最低。全球需要积极的结构调整。欧元区需要继续去杠杆化,化解欧元内在的体制性矛盾,同时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美国经济目前基本在延续危机前拉动总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也需要根据全球化的变化调整经济结构。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平衡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平衡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调整。

  金融市场方面,随着美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渐撤出,全球的金融利率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由于欧洲和日本需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会出现主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政策的不同步,这也会加大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

  货币政策的变化不但改变利率水平,也在改变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引发金融资产重新定价。美国金融市场的债券和股票的回报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同金融产品也会被重新风险定价。全球金融资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全球资本市场资产配置变化继续改变全球的资金流向,美联储暗示缓和非传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市、股市和货币市场大幅波动,但资金流出量占新兴经济体当地金融市场规模小于1%。非传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开始撤出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冲击不可低估。

  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扩张到了3.5万亿美元。从逐步减少目前的850亿美元金融资产购买,到3.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逐渐回缩,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其间要维持债券市场和其他金融证券市场的供求平稳,也非易事。本次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在美联储2010年宣布即将开始采用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美联储的宣布对市场的影响远远小于美联储实际进入市场开始实施操作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而这次由美联储预警退出就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如此大的波动出乎市场的意料。

  综上, 全球经济增长总需求不足,各国再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总供给缺乏活力,债务整体偏高,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短期内经济增长上升空间有限,目前难以看到拉动全球经济再次上扬的动力。金融市场上,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无以往经验可循,操作的技术难度高,时间长,不可预测的未知因素大量存在。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高度增加,各国经济金融相互影响,特别是目前经济政策和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又相互影响,增加了潜在波动的可能。整体上,不确定性在增加,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一个新的波动阶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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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德国之声 | 薄熙来“被隐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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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薄熙来"被隐去的罪行"
Aug 22nd 2013, 12:30,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薄熙来被起诉的三项罪名,并非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对重庆事件的定性。有学者认为,在继承毛泽东的精神衣钵上,习近平与薄熙来是"孪生兄弟"。

(德国之声中文网)薄熙来案8月22日在山东济南开庭审判之际,回望今年3月14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一字一顿对重庆事件的评论,很多人都感到失望。温家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对"文革"作出决议,"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无论中共最后采用什么手段处理薄熙来,这都是政治路线之争,而且反对倒退回"文革"的改革派取得了胜利。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8月22日8时许在该院开庭审理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除了这三项指控之外,跟几乎所有倒台的中共官员一样,新华社还曾发布薄熙来的"道德罪"和"纪律错误":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这些罪名都跟反思"文革"没有关系。

"唱红打黑"与"中国梦"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负责人陈永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针对薄熙来的起诉罪名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政治问题法律化,路线斗争技术化,是中共近年来的惯用伎俩。无论体制内的政治倾轧还是打压民间异议人士,当局通常都不再做政治定性,而是从经济或个人生活方面寻找线索。但是,薄熙来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局不否定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因为习近平接过了这杆旗帜,而且将之发扬光大。

网民独钓寒江雪指出,"薄的要害是破坏法度、黑打黑治、以唱红重新实行思想趣味的一律并进行文革预演,公布的薄三宗罪是官场通病,而不是他的要害。被回避和隐匿的那些罪行,在把中国重新推入深渊。薄的这一面在从他的罪行中隐去了,在现实中正在更大范围继续。"

政治学者张伟国撰文指出,薄熙来当年在重庆主导的所谓”唱红打黑”,事实上是在习近平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疯狂起来的,"如今若要公开追究薄熙来在唱红打黑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习总书记的'中国梦'如何还做得下去?"他回顾了2010年底习近平赴重庆考察时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支持。习近平在现场说,"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养子"

《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5日、6日、7日连续三天发表署名"马钟成"的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无法与社会主义兼容》及《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宪政学者童之伟指出,"马钟成"去年底以"任凭"为笔名,撰写《反共势力的末日狂欢——解析"王立军事件"背后的信息舆论战》,认为"构陷王立军、抹黑重庆经验",是"体制内的高层内鬼不惜暴露自己赤裸裸地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的结果,称薄熙来、王立军等人"是当前中国体制内最清廉、最值得信赖的官员"。

最近以真实署名撰写反宪政、反公民社会文章的学者和媒体人,大多也是当年"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曾经认为薄熙来领导的"重庆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3.0版",新近发表文章《"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认为"人民社会"是中国人更值得追求的目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曾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课题"的主持人之一,最新发表文章《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及《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

陈永苗认为,习近平与薄熙来以及太子党们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养子,因此是"孪生兄弟"。推崇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实际上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共的一个试验田,薄熙来是习近平的先行者。

作者:张平

责编: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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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金融时报 | 薄熙来济南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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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薄熙来济南受审
Aug 22nd 2013, 10:15,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薄熙来案周四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审判。法庭内外安保措施严密。聚集在庭外的一些薄熙来支持者以及希望借机倾诉不公遭遇的普通市民不时发出抗议声。

周四清晨,快到8点30分时,一支高度武装的警车车队开抵法院大楼。200多名各国记者已等候在楼外为媒体圈出的等待区域内。

被控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薄熙来在警卫押送下进入法庭。根据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官方微博,薄熙来进入法庭后,庭审很快开始。

法庭提供的庭审照片显示,薄熙来站在两位身材比他高的警察之间,看上去比近18个月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更苍老一些。照片中他直身站立,穿一件白色衬衫,双手交叉放在身前。

法庭发布的微博显示,薄熙来向法庭做了陈述,他说:"我希望法官能够合理的公正的来审判,按照我国法律的程序来审判这个问题。"

在法庭于午饭前发布的薄熙来的一段证词中,他否认了一项收受唐肖林逾100万元人民币贿赂的指控。唐肖林在文革期间曾与薄熙来在一家工厂共事,后来在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成为大连一位成功的商人。

法庭发布的文字记录显示,薄熙来告诉法庭,在中纪委审查期间他曾"违心地"承认收了唐肖林的钱,而实际上这次贿赂根本就没发生过。

尽管中国政府宣称这是一次"公开"审判,却没有允许任何独立媒体或国际媒体出席庭审。来到济南的记者都受到了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密切监视和跟踪。

这是自1980年毛泽东之妻江青和"四人帮"受审以来,中国最重大的一次公开政治审判。1980年,江青和"四人帮"因在1966年到1976年灾难而又血腥的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受到审判。

公诉人周四举证称,薄熙来在2000年至2012年间单独或通过妻子谷开来、儿子薄瓜瓜收受两家公司的贿赂,逾人民币2100万元(约合340万美元)。薄瓜瓜现居美国,刚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学习。

公诉人还举证称,薄熙来本世纪初担任大连市委书记时,曾挪用500万元公款供家庭私用。

此外,薄熙来还被控在掩盖其妻谋杀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一事上,以及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一事上,滥用了职权。

在法庭外,有人数不多的抗议者聚集,表达对薄熙来的支持。薄熙来仍受中国社会一些群体的爱戴。

还有一些人利用大批国外记者在场的机会,表达与此案不相关的冤屈,试图让外界注意到他们关于官员腐败、警察施暴、司法误判或商业纠纷的诉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立即被警方驱散。

在离法院一两个街区之外也有一些人群聚集,其中许多人似乎更希望表达对社会的整体不满,有人呼吁调查前总理温家宝,还有人大声呼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人群中有人高举毛泽东的肖像,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法庭之外,一些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怀疑薄熙来的垮台会具有深远影响。

"审判薄熙来对中国政治毫无实际影响,"以自由主义观点闻名的政治评论人士莫之许说。"一方面(共产党)引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避免像苏联那样全盘解体,另一方面又使用各种专制手段,压制来自任何阶层的、任何形式的公民运动。"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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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聯合新聞網 | 觀察站/薄熙來垮台 毛左不會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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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觀察站/薄熙來垮台 毛左不會垮
Aug 22nd 2013, 10:03, by Chinternet

薄熙來案今天開審,濟南中級人民法院附近圍滿人,部分上訪民眾舉著不同訴求的標語,要求政府重視。
歐新社

薄熙來並非只是薄熙來一個人,薄熙來是一個派別,他是大陸土地上被左派所供奉出來的一個神祉,但這個神祉已被開除共產黨籍,今天正式受審。兩年多前仍氣宇軒昂的薄熙來,如今只能求得不死,不可能如鄧小平當年奇蹟復出。

可是,薄熙來垮了、倒了,毛左卻不可能垮,那個紅色的,要將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哲學實踐到底的政治衝動,將依然主宰著這片江山。這個國家將繼續存在著一支沒薄熙來的薄派,一支記載著共產黨紅色血統與胎記的靈魂部隊。

被傳出可能貪汙達到60億人民幣的薄熙來,在濟南檢察院的起訴書裡,卻只有受賄2000萬、貪污500萬元。而被控的濫用職權罪,則是只跟谷開來殺海伍德、王立軍調職有關。這已然是一個顯著的跡象,薄熙來不會被殺,他頂多是跟谷開來一樣:死緩。

若是跟陳希同或陳良宇相比,兩陳都還是「同志」,並沒有「雙開」,一個16年、一個18年,薄熙來已不是「同志」,或許20年,但這已非重點,重點是,習近平、李克強不敢殺薄熙來,因為殺了薄熙來,恐怕有朝左又掌權了,被殺的就是習、李。

鄧小平當年南巡有句名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為鄧是毛澤東當年左的超級狂飆─文革的受害者,他深知,左是一種狂暴,可以打倒牛鬼蛇神,甚至可以摧毀共產黨自己。

習近平深深忌憚著「左」,於是他下達的一份「九號文件」,要黨員與官員七不提,例如憲政民主、公民社會、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當他一面辦薄,何以一面卻在防右?

大陸內部有人以為薄的垮台是中國朝向自由主義開步向前的徵兆,至少拆除了中國走回文革老路的引信,但這個引信並未被拆除,共產黨的合法性基礎既然繼續繫於社會主義這根柱子上,「左」就永遠是正統、永遠可以堂而皇之地質疑敵人,這是死結,習近平在左的教條主義,與右的現實道路上,將繼續精神分裂,直到炸彈終於爆開。

薄熙來案今天開審,濟南中級人民法院附近圍滿人,部分上訪民眾舉著不同訴求的標語,要求政府重視。 / 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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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舒立观察】地方政府债治本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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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地方政府债治本策
Aug 22nd 2013, 09:15, by Chinese Netizens

改善地方财政治理,以民主程序强化预算约束;发行市政债,让当地居民成为有约束力的投资人;改进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行政主管的"债务问责";以法律形式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财力相匹配的安排,明文规定中央对地方债无偿还义务

中国经济有癣疥之疾,亦有心腹之患,膨胀中的地方政府债务即属后者。

其总量究竟有多少?风险度有多高?目前仍各说不一。8月开始的新一轮审计,将对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政府做债务"体检",这会有助于弄清真相,对症治疗以控制风险。不过,为防止地方政府性债务继续疯长,最终冲破风险警戒线,最重要的还是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这既属治本之策,也是当务之急。

中国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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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台灣新聞 | 專騙大陸人 台灣車手出面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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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專騙大陸人 台灣車手出面領錢
Aug 22nd 2013, 08:49, by Chinternet

(中央社記者劉建邦台北22日電)擔任詐騙集團「管理階層」的林姓男子,以台灣為基地,並在菲國設話務機房,專騙大陸人,得手後指派台灣車手領錢。

刑事警察局偵9隊今天表示,今年1月獲報,指有詐騙集團在台灣台中設立轉帳基地,且把話務機房設在菲律賓,詐騙對象以大陸人為主,經查,40多歲林姓男子等人涉嫌重大。

警方說,擔任詐騙轉帳集團金主的林男,平時出手闊綽,都會在精品店內消費,詐騙所得除買精品外,還投資股市,「可說是多方面經營」。

警方查出,這個詐諞集團手法,先透過網路用電腦語音方式向大陸民眾發送卡片盜刷訊息,設在菲國話務機房成員再假冒大陸公安聯繫被害人,並謊稱個資遭歹徒用來洗錢,若不想走法院,就付錢了事,要求把現金存入假的司法機關帳戶。

承辦刑警說,被害人確定上鉤後,菲國詐騙集團成員再和台灣轉帳車手團聯繫,林男就指派成員用U盾卡轉帳,為避免單一帳戶遭凍結,再由不同車手前往提領贓款。

警方掌握情資多月後,見時機成熟,和彰化縣警局刑警大隊前往逮人,查獲林男等6人,起出筆電、手機、主機、教戰手冊,大陸銀行帳戶資料、大陸民眾個人資料等,初估詐騙金額達數億人民幣,有近萬人受害。

警方前往搜索時,除在轉帳機房內所起獲大批大陸銀行帳戶資料和密碼外,並發現「遊戲規則規定試帳戶條款」和否認交易條款,可看出在台詐騙集團試圖規避刑責。全案訊後依詐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102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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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裴毅然:1800万知青下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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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裴毅然:1800万知青下乡真相
Aug 22nd 2013, 09:02, by Chinese Netizens

  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厚厚一本40万字的集大成式专着,本人知青出身(八年乡龄),读之感慨万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从《失》着所附参考文献上,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今年乃知青运动爆发40周年,内地知青自我纪念再掀高潮,一些报刊也开始关注知青话题。按说40年的时间应该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时日积累,有了研究客观化足够的时空间隔,应该涌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式专着。然而,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着文革,而且钩挂着中共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和所有赤左胎儿一样,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无法"转正"——由民间入庙堂。此外,尽管知青运动结束已30年,但1800万知青垂而未老,不仅"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会能量甚巨。精于意识形态管理的中共,当然明白还必须为某些历史遮丑。如此这般,知青学自然"宜粗不宜细",只能与文革一样"淡化处理"。迄今为止,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知青学"在国外,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知青学人不自爱,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条件比我们关心"知青"。不仅经费、时间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综因合之,老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远比我们易燃,学术兴趣也远比寰内学子更热烈更持久。尽管事实如此,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一"集大成"课题流失国外而汗颜,为中国而感慨。

  说起来,大陆"知青学"并非毫无进展,也出现一些台阶性研究成果。如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中国知青事典》(1995)、顾洪章、刘梦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但这些成果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虽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积微言细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是民间行为(除金大陆为上海巿级课题),所录资料大多为知青亲历,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到"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须面对出版那道严审雄关,多少资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了。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信息封闭的厉害。

  二、学术贡献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化专着,对大量散落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梳扒,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可谓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作为渐入秋暮的当年知青,30年来一路总还算关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辑资料仍闻所未闻,30多年前的旧闻对我来说仍是新闻,捧读此书才真正认识这场运动,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发现自己不仅当年被蒙鼓里,40年后仍然不知就里。若非读到《失落的一代》,终身都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页61)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工业疲软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如此这般,既维持中共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神话(最高指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又遮了大面积失业之丑。至于将青年精英送往农村——工业化的相反方向,会造成怎样的历史后果,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似乎从未考虑过。因为,他们来不及虑及,亦毋须虑及,反正他们怎么做都是"伟光正"。

  从《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闻: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可能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 (页142)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最后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 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页163、166)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页300)广州动物园某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页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后来的故事,如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朱克家、蔡立坚、侯隽、董加耕。(页159~160)李庆霖的三改刑期——从无期到八年。(页160)认识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欧阳琏(阿克苏知青领袖)因带头闹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强奸之证据,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页285)《南京之歌》(我至今会哼唱)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页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页211)

  ——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 (页377)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页379)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页189)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页408)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页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页144~147)甚至读到"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页197)

  ——文革结束时,中共发现如不说谎就不能维持"安定团结"。1978年李先念已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认这是一项错误政策,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1] 必须对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反向宣传,迫使国人接受这种"政治潜规则",谁不接受谁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页131)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官方欢喜,不能在大陆媒体得到传播。

  ——某台湾学者1972年对上山下乡大声喝彩,将这场运动称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页44)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页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 (页432)几则隔岸"新闻"使我阵阵惊悚,再一次直观感受赤左学说的欺蒙之力。

  《失》还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使全书论述站在实证的地基上。如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页202)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页168) 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页213)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页411)列示数据,结论自明。文革对国家的伤害、对教育的摧毁,可谓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运动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充当劳力,还让知青硬干类似西西弗斯的活儿。1957~77年间,全国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日本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页399)

  最悲剧性的是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页61) 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页160)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页166)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尤其包括对政府的怨恨,引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普遍出现"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一代青年的崇拜对象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Darwin)、于连(Julien Sorel)换下孔子、雷锋。(页348)于民大怨,于国大害,于己大损;里外两伤,损人不利己;何苦?何苦!为何!为何?歪谬之屋一定建立于某一歪谬地基,一定有一歪谬的价值支撑,今人当然都认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权争。为了一己之权坏了一国之政,为了一己之欲坏了全国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着分析的深刻性,亦达知青学前沿。虽然分析知青运动难度不高,但大陆学者受制于"局限",特别那位挥手肇始者的巨像还高高悬挂,知青研究就必须戴着镣铐起舞,寰内学者就无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别得到映衬,言我们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 (页430)

  ——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页390~391)

  ——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等于公开鼓励口是心非。(页307)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页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乡运动与毛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一向……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页429)

  ——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农民)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还谈到解放前。(页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蔑视社会经济利益而命令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他的安排。(页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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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白衬衫 | 中国记者亲历苏联解体:民众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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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中国记者亲历苏联解体:民众若无其事
Aug 22nd 2013, 08:43, by Grass Mud Horse

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1978年8月30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白衬衫

中国记者亲历苏联解体:民众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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