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日星期五

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汪进元:司法能动与中国司法改革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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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汪进元:司法能动与中国司法改革的走向
Nov 1st 2013, 15:47, by Chinese Netizens

  

   【摘要】司法能动是司法功能的一种积极作为的表现形式,但如何把握司法的功能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西方,司法能动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经违宪审查裁定,是一个逻辑自洽的自控体系;同时,以民主选举为基础、受分权政府控制,也是一个民意传导的他控体系;可以说,没有司法独立,司法能动不过是跛脚能动或者胎儿躁动,没有权力制约,司法能动可能会导致司法盲动甚至司法独裁。在中国,自2008年以来,司法能动成为司法改革的一种主导力量。但是,当下中国推行司法能动存在着体制障碍和价值畸重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司法能动应当注意: 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法律优位与政策适用以及民主司法与精英司法等方面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司法功能;司法能动;中国司法改革;走向

   自 1999 年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2008 年首席大法官王胜俊院长又提出了能动主义司法改革方略。十多年来,我们根据三个纲要确定的指导思想、改革目标和具体措施以及首席大法官的讲话精神,在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用讳言,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本文以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定位为视角,结合西方国家司法能动的表现形式和协调机制,探讨中国能动主义的司法改革问题。

   一、司法的价值和功能之争

   (一)司法裁决:是法的判断还是法的创制

   司法权作为一种法的判断权,是相对于立法——议事权、行政——执行权而言的,也是分权原则的必然结果。问题是: 司法权是否仅仅是一种判断性权力?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在违宪审查制度产生之前和之后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在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先例是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官办案的基准。他们崇尚进化理性主义,对司法经验情有独钟,将司法判例列为法的主要渊源。他们认为: 遵循先例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它揉和了确定性与进化性之双重功能。确定性意味着在合理的限度内,法院根据普通法的原理和规则以类比推理断案,并根据已知的技巧发展法律;进化性得到保证在于法律原则不存在永恒的权威,当一些新的案件出现时,通过司法的演进过程证明法律原则所体现的正义程度,并通过衡平的方法予以矫正,进而创造和更新法律原则。在他们看来,试图将发现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职能分离开来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崇尚建构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无限的,法的确定性和真理性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完整的原则体系以及针对这些原则的适用所形成的有逻辑的法律解释体系来获得。所以,法官办案首先考虑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司法前例。法国拿破仑时期的民法典第 6 条还明确规定: 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亦不得用遵循先例的方式进行判决。此条的规定明确否定了法官的立法功能,同时也否定了遵循先例的原则。比较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的功能始终是包含着法的发现、法的解释和法的判断等多重涵义,也就是说司法既是一种法的判断,也是一种法的创制。当然,也有人认为: 司法适用法律的判断,仅仅是对符合逻辑的、潜在的、预先存在的东西之一种发现。因此,判例不能创造什么( 法律) ,它仅仅是明证( 已经存在的法律) 。不过,在大陆法系国家,至少是在现代早期以前,司法仅仅是一种法的判断,法官只能严格依据成文法的规定处理诉争案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 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出台之后,美国建立了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官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主审法官马歇尔在此案的审理中还确立了"法律是什么? 法院说了算"的原则。此外,此案还意味着法官不仅有普通法的创制功能,而且还有宪法的创制功能( 因为1787年美国宪法没有规定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 。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普莱西案、洛克纳案、格里斯案、罗伊案等的判决,表明法官对宪法权利规范的扩展和完善。同理,自 20世纪初,以奥地利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了宪法法院,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问题,有权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宪法法官的立法功能无疑突破了大陆法系国家传统意义的司法功能。所以,kelson 视宪法法院为国会的第三院,行使消极的立法权。新近的学说进一步指出: 宪法法院不仅享有消极的立法权,而且还有积极的代位立法权和立宪权,因为宪法法院通过警告性判决和裁定,宣告法律内容与宪法意旨不符,或者直接指示立法机关如何修法,或者指出立法机关立法不作为违反了宪法的立法委托,甚至以判决的方式创设了许多宪法位阶的规范等等。

   (二)司法诉求:是个案正义还是社会正义

   亚里斯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分配正义"就是中间,必须合乎比例,也称"比例正义",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需要矫正,"矫正正义"就是所得和损失的中间,裁判者就是中间的化身;所以,实现分配正义是立法的功能,矫正正义的功能当然是由司法来完成。从理论逻辑上看,立法的首要任务是: 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相互冲突的个体利益,重新组合成一个结构严密的价值体系,并通过规范和制度表现出来,以拘束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所以,分配正义拟或立法正义,代表的是社会正义;司法的首要任务是: 通过个案审理,矫正社会个体行为对立法设定的应然价值和规范的偏离,保证受损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得到赔偿和补偿,正如博登海默所言: 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时,平均正义便开始起作用(因此,矫正正义或者平均正义属于个案正义。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正义二分观,似乎个案正义属于司法独有的价值,但是,随着法官造法和违宪审查等习惯和制度的出现,司法的个案正义也开始受到质疑。首先,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分工只是相对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的主要渊源是司法判例,遵循先例是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裁判者也扮演着维护社会正义的角色;其次,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形成之后,宪法法官通过宪法司法弥补立法缺失和漏洞、矫正行政过错和不当、裁定违宪的法律和行为无效,可见,宪法法官的立法甚至立宪相比立法机关的制定法而言,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再次,法官适用法律时,也不是自动售货机,司法过程包括事实认定、价值判断、规范选择、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等,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法官前见等等因素或明或暗地影响和制约着法官的判断和选择;最后,严格意义的制定法总是具有滞后性,因为立法者的理性有限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多变,法律设定的社会价值也需要在司法过程中更新和现实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十分推崇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司法哲学,认为他的判例充满了反映时代影响、社会、商业以及政治的当前情况.庞德则主张行动中的法律无法司法,他说: 为了使司法适应新的道德观念和变化了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有时或多或少采取无法的司法是必要的,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提出了法律的整体性观念,他指出: 作为整体的法律认为法律陈述既非因袭主义回顾过去事实的报告,又非法律实用主义展望未来的工具式的纲领。它坚持认为,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的判断,因此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合在一起.在他看来,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该注意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以及价值、规范与事实的融通。

   (三)法官地位:是中立的裁判者还是政治的附庸

   如何做到法官中立始终存在着价值与规范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冲头,因为任何一位法官都是特定社会的人,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历史积淀的存在,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统合体。历史积淀预示着法官的前见,多元文化决定着法官的偏好,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司法权的地位和功能。一方面,法官独立是理解司法权之地位和功能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法官独立也需要通过制度的外力拘束和法官的道德自律来强化法官的良知和责任。因此,西方国家为了保证法官的独立和中立,在法院设置、法官遴选以及法官的身份、地位和待遇等方面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制度;同时,还在司法程序方面设立了限制性规则,如审判公开、回避制度等;除外,还禁止法官参与政党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等。在法官的道德自律方面,通过法律家一元主义的用人原则,以提升法官的道德修为和法律良知;通过高薪制、特权制和退休不减薪等方法促使法官廉洁、清明和公正。但是,法官也是人,如何保证法官自己将生活中的自我与法律中的超我严格区别开来,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能够忘记自我,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实属不易。所以,追求法官的绝对中立永远只是是一个神话。

   从实践层面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很多国家由总统或首相提请任命法官,而总统和首相作为政党领袖无不优先考虑提名本党党员;同时英美国家法律也没有法官被任命之后必须脱党的硬性规定;所以,法官的党派性是在所难免。根据达尔的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平均每22个月就有一位大法官出缺,一个总统在2届 8 年的任期内,平均可以任命4位大法官,所以,美国总统利用提名权和任命权改变最高法院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于1935-1936 年间连续否决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等多部新政法案,罗斯福在 1936年11 月竞选连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实施"填塞法院计划",这样迫使最高法院由反对新政到俯首支持。又如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因佛州选票计算纠纷,在佛州最高法院审理时,因该州有 7 位大法官是民主党人,所以戈尔胜诉;但是,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时,由于该院 9 位大法官中有 6 位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布什胜诉。所以说,法官的中立性永远只是相对的,由于法官摆脱不了党派的操控,法官也免不了政治附庸的嫌疑。

   二、西方司法能动的表现形式和协调机制

   (一)西方司法能动的表现形式

   司法能动或者司法积极主义,是与司法克制或者司法消极主义相对应的概念。作为一种司法现象,司法能动缘起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803 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本案的判词中首先宣布1789年的《司法法》违宪,同时指出: "法律是什么? 法官说了算"。此案的问世,预示着法官不仅仅是被动、消极、中立的裁判者,而且也是宪法的守护神,对法律和政策的合宪性有积极作为的判断权和否定权。然而,作为一种法哲学概念和思潮,直到20世纪中期,司法能动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话题。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 袖珍第三版) 的解释,司法能动是指一种司法哲学,法官根据自己关于公共政策的见解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解释宪法,裁决违宪案件,不受判例法的拘束。从发展轨迹上看,在美国,司法能动的原初涵义仅仅是指法院具备了通过违宪审查对抗立法和行政两权的地位,以及结合社会公共政策裁决违宪案件等。之后,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扩充解读,泛指法官在审理各类案件中,不拘泥于司法前例和成文法规定,依据公共政策解释法律、适用法律、裁决案件,以回应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时至今日,司法能动已经是一个多维一体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从司法权的功能上看,可以理解为: 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司法能动、法官造法意义上的司法能动、法律解释意义上的司法能动和法律适用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从司法权的地位上看,可以理解为权力体制意义上的司法能动、诉讼职权意义上的司法能动和权利救济意义上的司法能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138.html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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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邓聿文 | 媒体为何在中国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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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 媒体为何在中国是弱者?
Nov 1st 2013, 15:38, by dapigu

在西方国家,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着监督公权力,守望社会的责任。而在中国,媒体则是广义的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整个公权力谱系中,相对于其他权力机构,甚至不是公权力的机构,如国有垄断企业,媒体也是一个弱势者。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还是有必然的因素?

不妨以新近发生的陈永洲案来剖析。

陈案最近呈现戏剧性的变化,最初群情激昂、新闻界总动员,声讨湖南警方,如今当事媒体道歉,各方偃旗息鼓。虽然案情逆转源于陈永洲的自供,但假设:陈在批评中联重科的报道中没有收受贿赂,媒体就会是胜利者吗?警方就会如陈永洲东家新快报所要求的那样放人吗?

不一定,因为有众多陈的"先辈"被警方抓捕而没有放出来的先例。例如,《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1998年5月在《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揭露运城地区为了迎接上级的现场会而突击建造假渗灌工程、导致国家2亿多巨额资金被浪费的现象。后虽有《南方周末》、《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连续就这一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作了报道,但高勤荣却并没有因此避免牢狱之灾。他先是被山西省纪委有关人员找去"谈话",接着在该年12月4日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去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1999年4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他提起公诉,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尽管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他"打抱不平",寻求救济,最高法院也曾指示立案再审,然终无济于事。

长沙警方这次跨省刑拘陈的理由,是他的负面报道造成了中联重科的重大损失。根据中联重科的说法,按照专业机构的评估,陈的一篇报道使企业在二级市场上损失了十几亿人民币。所以,长沙警方以"损害商业声誉"的罪名刑拘陈。且不论陈是否有罪——这是应由司法部门判定的事情——此处仅按照陈永洲并无事实过错的假设去推论,那么外部压力,尤其是新闻界的齐声声援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否能改变警方决策?

从法律上来看,可能性很小。这一事件中,外界批评主要集中于警方抓捕的程序合法问题,即所谓"跨省追捕"和"先抓后审",以及罪名适用问题。就后者来看,警方不一定会让步,即使不按这个罪名,总是找得出其他罪名的。至于先抓后审,已有律师指出,这并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换言之,经常被舆论诟病的程序合法问题,从法律上看,也并不一定批评得在理。

如果从这一事件的社会性来看,它是一个恰当的中国社会规则解剖样本。在中国,很多事情有时并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则行事,当某一事件引起群情激愤,甚至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时,那么,法律问题就会升级成政治问题,按照政治的逻辑去发展。陈案会上升成政治问题,让行政部门感觉到有必要干预吗?从陈案刚发生时新闻界同仇敌忾、高密度发社论声讨,尤其是新快报的激烈姿态,以及全国记协和新闻广电总局的表态来看,假如长沙警方迟迟不放人,又找不出合适理由,不排除事情会进一步升级,从而可能像2010年《经济观察报》仇子明事件一样,最终警方在压力下放人。仇子明事件与陈案性质类似,仇也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幕,而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所涉嫌罪名也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后来《经济观察报》也发了一个声明,再加上网上舆论的声援,最后上级公安局撤销了遂昌县公安局的网上通缉。

然而,初看相似的两起案件,背后却有很大不同,这决定了陈案不一定会以仇案的"喜剧"方式结束。首先,在仇案中,仇只是被网上通缉,并未被警方跨省追捕,这使得警方下一步要采取抓捕行动时会受到很大阻力。其次,仇被通缉的消息传出后,舆论界特别是媒体并未像这次一样采取集体行动,即便是《经济观察报》的声明也行文平实,未有过多悲情渲染,且未刊发在自己的报纸上。记协等更没有公开表态。换言之,论舆论压力,仇案比陈案少几个数量级。然仇案在事情披露后不久就得到解决,陈案长沙警方却一直"按兵不动",这背后显示出事情的诡异性:即新闻界如此空前的团结一致,反而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

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乃至党的最高领导层会对新闻界的空前团结感到警觉。对中共来说,媒体在"既有"的社会安排中,应该扮演宣传者的角色。如果长沙警方屈就于压力而释放陈,那么,下次哪位记者被抓——不管什么原因——新闻界无疑会再次形成这种集群效应,这种事多发生几起,中国的新闻媒体包括记协,就可能演变成记者和媒体的一个压力集团,行使监督角色,变成真正的"无冕之王",对政法等专政机构形成监督和制约,所谓"媒治"的情况就会出现。进一步,甚至有可能出现某个新闻媒体和记者会凭借这种集体力量,挑战中共的宣传主管机构甚至执政者本身的权威。这是党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当记协发声明促长沙警方保证记者权益、当新闻广电总局也表示关注此案时,被陈批评的中联重科却放出风声,说中宣部和中纪委已经介入案件。中联重科也许是说者无心,但这却标志着事态转化的开始。群情激愤的媒体若听不出中宣部和中纪委介入的弦外之音,就迟钝了。

中共非常清楚舆论的重要性,它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成长起来的。相对枪来说,中共持笔的历史更长。何况现在是和平时期,枪在实际中的重要性让位于笔。尽管改革以来,因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官僚化而使笔的实际作用减弱,但中共从来不打算放弃对舆论的领导权。所以中共宣传主管部门在权力体系中从来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近来更有加强的趋势。这也是中共为何要将新闻媒体纳入官僚体系、有所谓党报的原因,目的只有一个,更好地控制媒体和新闻记者,使他们作为执政的喉舌和工具存在,不至于形成挑战执政权威的力量。也正是因此,执政党领导下的宣传主管部门拥有很大权力,但下属的媒体却没有很大的监督权。媒体的监督权只在党的控制范围内,越过这个范围,则会受到宣传主管部门的惩罚。

总结起来,新闻媒体在中国表现弱势的原因有四点:一是新闻媒体确实自身不干净,像陈永洲一样,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记者和媒体大有人在,媒体的灰色生态链是整个中国社会腐败中一个未能例外的部分,这使得媒体的监督人身份大打折扣。二是媒体受到宣传主管部门的约束,又经过多年"驯化",早已失去了监督的雄心甚至是能力。三是在中国,党权和行政权力为大,当媒体的监督权和其他公权力发生矛盾时,往往以媒体的退让结束。四是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媒体只拥有"可控"的监督权,不可超越党所允许的范围,任何可能导致执政党和政府形象受损,或可能导致社会不稳的监督,无疑都是不允许的。

需要强调的是,最后一点才是根本。在执政党试图掌控一切的情况下,媒体一旦冒出超出控制的苗头,不待其他公权力打压,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就会首先出面"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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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异闻观止】湖北宣传部长:党报党刊是性价比最高精神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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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湖北宣传部长:党报党刊是性价比最高精神文化产品
Nov 1st 2013, 13:58, by dapigu

昨日,2014年度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在汉召开。会上宣读了省委书记李鸿忠致全省各市州党委书记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深化认识,创新措施,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鸿忠在信中指出,党报党刊肩负着为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的重要任务。学好、用好党报党刊,对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凝聚全省干部群众的力量,为实现"五个湖北"建设目标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从中央和省委工作全局的高度重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各市州党委书记要亲自部署、狠抓落实,加强监督,确保《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湖北日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圆满完成。

尹汉宁指出,党报党刊是重要的思想舆论工具、实施工作指导的工具、与群众沟通的工具,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在网络时代,党报党刊更是不可替代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也是性价比最高的精神文化产品。各地各部门要深化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认识,做到组织协调到位、工作责任到位、督办落实到位。要创新工作方式,大力推广将重点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统一实行政府采购的做法及"财政划拨、集订分送"的新机制,不断扩大重点党报党刊的覆盖面,确保完成《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湖北日报》(含《农村新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省邮政公司、人民日报湖北分社、经济日报湖北记者站、湖北日报的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

又讯 昨日下午,2014年度《湖北日报》(含《农村新报》)宣传发行工作座谈会在汉召开,传达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确定的宣传发行任务。省委有关部门、省直相关部门、各市州党委宣传部、督查室等负责同志和特邀单位代表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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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财新网 | 新快报社长总编辑李宜航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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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 | 新快报社长总编辑李宜航被免职
Nov 1st 2013, 14:09, by dapi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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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决定免去《新快报》社长、总编辑李宜航和副总编辑马东瑾的职务(编者注:另据羊城晚报最新消息,未提及对副总编辑马东瑾免职)。由《羊城晚报》社社委孙璇担任《新快报》社新社长兼总编辑。11月1日下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宣布上述任免决定。

10月31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做出查处决定,给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吊销新闻记者证的行政处罚,责成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对新快报社进行全面整顿,建议追究新快报社相关人员责任,立即调整新快报社领导班子。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上述决定。

陈永洲是《新快报》经济部记者。10月18日被湖南长沙警方从广州带走。

10月23日至10月24日,《新快报》先后以"请放人"、"再请放人"为题在显要版面刊发文章,要求长沙警方释放陈永洲。

但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节目对陈永洲一案的报道称:2012年9月29日到2013年8月8日,陈永洲受人指使,根据他人提供的现成材料,在未经核实,也未对中联重科进行调查采访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分析和主观臆断,编造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000157.SZ/01157.HK)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畸形营销、销售和财物造假等问题,在《新快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被互联网大量转载,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在同一节目中,陈永洲向警方承认,他自己在未经核实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并收受了中间人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酬劳。陈永洲同时承认,除了记者本职工作外,他自己还在2013年6月至7月间,在他人授意下,赴香港、北京,向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中联重科,并收到到了中间人提供的50万元费用。

10月27日出版的《新快报》发表致歉声明。新快报称:报社对稿件的审核把关不严。事发后报纸采取的不当做法,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教训深刻。

10月30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对陈永洲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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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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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
Nov 1st 2013, 12:46, by Chinese Netizens

  

   一

   对"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历史应该如何分期,这是一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而因为对这十年历史不同阶段的"一锅煮",闹出了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话"。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李达于1966年6月(时为武汉大学校长)遭到迫害时,作者写了一个细节: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实际上,李达当时是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武大"三家村"的另二人是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当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造反派尚未出现(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没有什么"红袖章"。另有一位中南海干部的回忆录,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书中竟说杨尚昆是被"四人帮"揪出来了。这也是常识性的错误。此外,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主政时被迫害致死的人说成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把在工宣队、军宣队主政时遭受的迫害说成是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等等,诸如此类混淆"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历史特点的文字时常可以看到(甚至出现在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并明确其不同历史特点的必要。

   二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文化大革命"划分为三段:

   ⒈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

   ⒉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

   ⒊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

   这大概是最早、也最为人们熟知的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作出的分期。这个分期,很显然是以执政党中央的换届为标志来划分的。它的特点是能使人较清晰地看出先后领导过"文化大革命"的三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并区分其历史责任。

   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他将这三年半划分为四个阶段:

   ⒈从1965年末到1966年夏,他称之为"准备阶段";

   ⒉从1966年8月到1966年底,他称之为红卫兵公开发动时期;

   ⒊从1967年1月到1968年中期,夺权与武斗;

   ⒋1968年夏到1969年4月,他认为这个时期主要是"重新建立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见该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378—379页)

   费正清关于"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对此也是不确定的,就在该书第十七章《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叙述"三年半文革"之后接着又写了《继承权的斗争》(写1969年中共九大后到"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回顾》、《结局》(写70年代初期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等内容,并写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见该书第400页)。可见他同时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是十年,其结局是1976年"四人帮"倒台。不过,他对于前边那"三年半"的分期,却是明确并且坚持的,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中,由哈里·哈丁撰写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动乱中(1966—1969)》第二章《中国在危机中》,就仍然是这样划分的四个阶段。

   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作了新的探索。虽然该书没有明确谈到分期,但从书中二至六章的内容安排可以看出,他们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史作了这样的分期:

   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到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⒉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1967年1月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⒊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1969年4月中共九大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⒋"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到1974年底);

   ⒌整顿和反整顿的较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5年1月到1976年10月)。

   比较费正清与席宣、金春明的两种分期,有一处是相同的: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定为1965年底姚文元文章的发表(他们的分期另有一处基本相同:费正清划分的第三阶段和席宣、金春明划分的第二阶段,都从1967年1月开始,只是结束期略有出入;此外,席宣、金春明称这一阶段为"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而费正清却认为"文化大革命"高潮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

   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源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说法及官方与民间(红卫兵造反派)宣传中的一种提法(当时也另有把《五一六通知》下达作为"文化大革命"开端的提法),如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兴起时,就用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样的提法(这"几个月"显然是从姚文元文章发表算起);6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节,就称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揭开了批判吴晗之流的序幕"。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中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587页,书中将1967年误排为1966年。此外,毛泽东此语有语病,"应该从……开始"的原意实为"应该从……开始算起"。)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所编"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也通常把姚文元文章发表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开端"。

   笔者认为,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前,只应算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这一舆论准备阶段与此前已轰轰烈烈开展了几年的文艺、史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大批判(当时称作"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同样性质的。不同之处在于,批判《海瑞罢官》矛头暗指向中共北京市委,而此前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等等,矛头则明指向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文艺部门;前者由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旨秘密领导进行,后者由原中宣部周扬、陆定一等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意旨公开领导进行;而且,后者当时的批判规模、声势比前者更大,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震动更大,对后来"文化大革命"所起到的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作用更大。若要说"序幕"或"导火索",后者完全应该算上。毛泽东将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说成是"开始",不过是为了突出江青等人的"功劳"罢了。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仍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算起为好。

   三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深入,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的分期,自然应有新的思考。这个分期,应该不仅着眼于高层的斗争,更应着眼于全社会在这十年中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既要看到在不同阶段起领导作用的力量有些什么变动,也要看到在不同阶段扮演"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等角色的人群有些什么变动。同时,还要注意不能仅以中央所在地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北京,和被毛泽东视为"样板"的上海这两个特殊地区的情况来以偏概全,取代全国的情况(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就专门论述了北京、上海两个特殊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与全国其他地区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大区别,详见该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此,笔者综合目前所了解到的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认为可将"文化大革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⒈"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从1966年5月到同年8、9月间);

   ⒉"群众性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到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

   ⒊"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阶段"(从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

   ⒋"纠左与批右、整顿与反整顿反复较量阶段"(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只能是一个略数,因为中国毕竟太大,各地的历史人文环境、政治运动的条件和对运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偶然因素等等复杂多变,运动发展不平衡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同一个阶段,有的地方可能会提前或滞后一点。

   以下对这四个阶段作具体阐述。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到同年8、9月间,"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

   为何要称这一个阶段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文化大革命"虽已全面发动起来,但在运动的领导力量、运动中的"革命动力"与"革命对象"等方面,仍与此前的政治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全国各地仍然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揪出和批斗"黑帮","三家村"、"小邓拓"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仍然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由上级党委向一些基层单位派出工作组(7月底8月初工作组陆续撤销后有的又以"联络组"、"联络员"之类变相形式代替),代表上级党委领导运动。这一时期的"革命动力",仍然是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各个领域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复员转业军人,政治运动积极分子等),"革命对象"仍然是历次政治运动反复打击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至于新揪出的"黑帮"、"三家村",如北京市委彭真、刘仁"黑帮",所谓"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周扬、陆定一"黑帮",北京大学陆平"黑帮",清华大学蒋南翔"黑帮",天津南开大学娄平"黑帮",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云南大学李广田"黑帮",重庆大学郑思群"黑帮",西安交通大学彭康"黑帮",辽宁大学邵凯、杨俊超"黑帮",广州中山医学院柯麟、刘志明"黑帮",浙江大学刘丹"黑帮",武汉大学李达、何定华、朱劭天"三家村",安徽省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三家村",陕西省委赵守一"黑帮",《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首的"云南三家村",贵州省委汪小川"黑帮",四川省的张黎群"黑帮"和省文联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山西省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周扬树立的黑标兵"赵树理,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王西彦)等等,无一不是经中共中央或有关中央局、省委、市委研究后定性抛出交群众批斗的,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没有什么两样。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的8、9月份也划入这一时期?主要依据以下几个理由:一、"八一八"以后各地出现的红卫兵,大多是由各级党委部署成立并听命于各级党委的;二、尽管在8、9月份"造反有理"已成为主旋律口号,但这时的"造反"者主要是社会强势群体(得到最高领导赞扬、支持的"红五类"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子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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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巩胜利:​路上的上海自贸区有10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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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巩胜利:​路上的上海自贸区有10大瓶颈
Nov 1st 2013, 13:16, by Chinese Netizens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自贸区)已于9月29日挂牌,现在正跻身于全球"自由贸易区"的路上……。自贸区计划在几个月前刚一出台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再加上中央领导人力排异议,强力推进,因此,市场赋予其过多期待,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64年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象征和旗帜。要知道,中国经济因改革停滞过久而陷入结构性失衡之中,若无增量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制度红利,很难继续保持增长。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更像是本届政府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为国内外资本制造一种改革的预期,振奋国内市场因产能过剩、利润下滑、成本高企、债务庞大等遭受打击的信心,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市场信心与预期。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5年、以至64年以来的中国,一直都短缺的是经济规则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兼容、高质量、高品位的升级换代,上海自贸区就是一场空前的经济大革命,用以改变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接轨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里程、新建树,为中国持续健康发展找到适合中国的路径。

   据知,上海自贸区总体细则将有98项政策试点。自贸区挂牌时将公布首批55项,其余43项将在年底前出台。而早前市场热传的针对某些企业15%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率自由化政策、资本开放等政策都未列入最终的自贸区总体方案等,原先市场预期的有关重大货币方面的改革均未涉及,因为利率自由化等政策遭到严重的反对。

   这表明自贸区最终方案仍然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而不再是一个激进鲜明的"特别"方案,这是中国改革复杂环境的通常产物。根据商务部的说法,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主要围绕三方面开展,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推动行政审批改革;二是要推动服务业的扩大开放;三是在创新货币、投资管理模式方面做出探索。显然中国改革开放并不包含金融创新,或者说万众瞩目的金融创新、货币自由兑换按下了暂停键。

   至于有媒体报道称,自由贸易区将允许用户浏览Facebook 和推特等西方社交媒体网站,同时允许外国电信公司在自贸区运营,大兴游戏机娱乐及设备买卖等。这种开放并不具有改革意义,毕竟它不会向全国推广,只是一种特例而不具有探索性质,更多的是想创造一种开放的姿态和象征意义。很难想象中国政府允许自贸区内出现不受国内法规监管的网站或网络,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一般,这就是是说允许两种社会制度在这里并行?只能是一种历史的问号?

   自贸区与城镇化是本届政府成立后想要推动的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但是,这两个政策安排都是很宏大的综合性改革,其中各自包含了很多重要子项以及阻力,比如城镇化改革需要首先进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在具体方面的改革取得进展的前提下,制定一个城镇化改革蓝图才能最终落地。同样,自贸区试验也必须与其他具体领域的改革突进相配合。实际上,如果,利率自由化、资本开放等无法实现,自贸区试验或将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在结构性危机面前,不应该单纯通过一项综合性的改革提升社会期望值,而是必须认识到蓝图背后的困难、直面关键问题,勇于推进和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改革停滞的原因也在于,在某些重要领域已经形成重要的利益集团,或者说这个领域绑架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执政基础,从而令改革投鼠忌器。比如土地改革会影响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能力从而削弱土地财政,比如大部分城市不愿意支付成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比如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方面的改革遭遇空前的阻力;比如计划生育部门以种种理由继续旧政策,文化体制改革又不大情愿放松管制等。

   中国经济发展步骤上相对落后、初级,经济、治理、财富的开放水平相对较低至凹。虽然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加入WTO时还存在一些领域保留了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相当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十分严格。如当前美欧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兼容的主要产业有:(1)、银行业:躺着就把钱给赚了成国际笑话;银行业利润奇高,比发达国家还要盈利更多,占了全球银行业盈利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左右。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2)、证券业: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外资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3)、货币、资本开放处于市场经济的最初级阶段,根源不敌、不兼容全部高收入国家(又称发达国家);货币自由对换、自由汇率难于上青天;(4)、保险业: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5)、电信业: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增值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 ;(6)、邮政快递业:仅开放包裹递送业务,维持信件的邮政专营权,并限制外资企业的网点设立数量及经营地域范围 ;(7)、建筑业:外国建筑公司仅可承担外方出资或是中方因技术原因无法承担的项目;(8)、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设立代表处,但不得雇佣中国注册律师;(9)、传媒业铁板一块,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创意产业、出版、印刷等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等必须国有;(10)、整个公共领域(水、电、煤、气、油等)被国有资本一统垄断,根源促成、造就了中国企业延续、公民整体生活、生存、继续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准入形势全球性异常严峻,一如钢铁等等产业,不仅不兼容外资、甚至连内资、私有资本也不兼容。反垄断,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计划经济"具有天然一统垄断的本性。中国目前进行的所谓"价格反垄断",其根源就是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经济规则不到位所致,而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地位国"所指的根源产业垄断、市场占有率垄断却在中国市场长期我行我素,却得不到任何《反垄断法》的根源治理,更缺乏反垄断法律的高屋建瓴——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当局,却履行着国家法律意义的反垄断裁判职责,致中国反垄断,成行政当局、而非法律在执行《反垄断法》;更何况,中国"反垄断"是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三龙"乱政,却在政府一统垄断之下调查、裁判、执行《反垄断法》,没有任何"国家法律"的根源真谛)。

   上海自由贸区,依然是一个不清晰、混沌的局面,这个情况反映了"中共内部对经济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的一次艰难跋涉",使得外界质疑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能否达成一个成功的改革方案画出一幅蓝图。上海自贸区上路已半个多月,有评论认为,与一个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区"TTP、TTIP或与不是自贸区的香港相比,除了上海自贸区缺乏外观形式上香港的法治建树和低税率(中国目前通常税率为25%),上海自贸区有的只是名义的"自由"而已。

   上海自贸区打从揭牌开始至今,没有重量级的中央官员出席仪式,外资银行也只是在观望,唯一的结果就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混沌局面,上海自贸区有限度开放资金管制,削弱了外资银行争取中国顾客的竞争力,自由货币运行依然不知怎样走上路。相比之下,没有冠名自由贸易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全球公认的真正自由贸易区,没有关税,也没有资金管制,资本、股市全面开放,而且拥有一个健全的法治制度社会以及全球最简洁的政府、全球至低的税率、全球最通达的贸易市场。囿此,上海不堪比拟,上海自贸区又怎样在三年内完成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使命?

   早在21世纪初期,上海就曾夸下海口要超越香港,但结果却是不甚了在了。当时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的方星海还自夸上海的优势就是资金受到管制,而且说上海拥有更通达的政治关系以及长三角更大的腹地,其本质就是中国党国关系的全球瓶颈。当时还有不少分析认为人民币可在5年内全面自由兑换,而今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简直比登天都难!没有任何计划和具体实践的时间表。

   党国北京其实心中非常明白,在这些集权党国的金融、货币的强制管理之下,上海根源没有取代香港成为一个世界级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市场也不能有效运用资金。中共对经济、货币的集权操控,有赖于从资金管制、国有企业的一统垄断从这个制度取得廉价信贷,只要中国13.7亿人的储蓄不能取得海外资金更高的回报,那么也只好无奈接受国内极低利息的回报、以及中国股票资本市场重返15年前的水平、其他投资又找不到任何途径。上海自贸区预与TTP、TTIP接轨的理想成半吊子的开放以及表面上的大锣大鼓,只揭示了上海自贸区的"十大瓶颈",香港成功举世公认,问题就是中国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真正35年改革开放、中国至今64的根源体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突破?

   中国必须有勇气打破自身经济利益所设置的与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之间的重重障碍,与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 的TTP、TTIP、TASA兼容,在适应全球WTO呆滞、新经贸新秩序颠覆性出笼之际,唯此,上海自贸试验才不致陷入全球一偶,也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35年后、接轨国际大多数国家、找到更广泛融合、真正可持续的远方前景。

   上海自贸区的核心是人民币兼容国际货币以及国际化问题,要有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但客观地说,2013年之际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只处于第三梯队,甚至第四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元、欧元;第二梯队是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避免的路途。为了推动国际化,双边货币互换可以多做一点,不一定与发达国家做,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做更现实,最后必须攻克的堡垒是美元、欧元、英镑等。

   从全球经济基础上来看,中国与美国相比还差距巨大(只及美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2012年美国GDP为15.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6.6万亿美元。美国3亿人口,中国13亿人口。此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在政治体系与价值观方面,中国经济、金融体制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也不高(2012年末联合国成员国98个中的约2%)。在世界主流经济体都是市场导向型经济和民主政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政府导向、党国型经济和一党执政,有接受的难度尖峰。其实,当前的中国主要问题不是解决世界的认同,也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把中国与国际关系理顺、内部治理的功课不要与主要国际社会矛盾、冲突做好,再埋头苦干十年,高屋建瓴建树一个兼容台湾、香港、澳门的"新中国"。

   8月30日,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到2016年10月1日,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调整《外资企业法》等与外资企业有关的法律。在这三年时间里,也正是占全球经贸总量超过80%以上TTP、TTIP、TISA等21世纪方略全面实施、高速运行时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于9月29日正式挂牌亮相、于10月1日起正式上路实施运行。

   依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试验区肩负着新时期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使命,需要坚持先行先试,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这些规定为保障试验区在相关领域先行先试提供了法定依据和保障,是64年中国从来没有没有过的,特别是货币与国家管理是未来中国权力与全球发达国家降低成本之比拼、100年持续发展、不被苏联抹去的根源所在。

   曾经规范全球唯一的WTO经贸规则已经呆滞了12年多而失去,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的TPP、TTIP、TISA等新规则、新秩序已经谁都无法阻挡的逼近、来到我们面前;上海自贸区,已经无法阻挡的上路,承担起中国先遣的探路者……全球经济的大趋势、大浪潮、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自由贸易区"滚滚而来……中国需要继续前行!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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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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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
Nov 1st 2013, 09:01, by Chinese Netizens

  

   摘要: 以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深受革命史观的影响,突出强调的是与清朝统治的断裂。而没有注意到,在民国肇建过程中,并非只是从西方引进的知识和制度在发挥着作用,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些因素同样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本文指出,正是因为民初汲取了清朝" 大一统" 的疆域观和治理经验,才形成了目前的现代国家格局,与之对比,也正是因为忽视了对传统政教体系的继承,才导致民国初年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 中华民国史; 正统性; 合法性; 大一统; 政教关系

   梁任公先生在20 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过渡时代论》( 1901 年) 预示着中国进入了"过渡时期"。在这篇文字中,梁任公指出,中国"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催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他比喻中国的现状是如旅人驾一叶扁舟放逐于中流,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境地。

   所谓"过渡之道"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政治上的"过渡期"表现在"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学问上的"过渡期"则表现在"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理想风俗上的"过渡期"表现在"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过渡时期"还包括制度方面的旧制已废,新政未兴的残破状态,"则案例全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 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i]任公主要还是以晚清的状况为例来定义"过渡时代"的涵义。其实以此用来比附民国初建时的状况同样相当适合,而且比晚清时期更能彰显出百废待兴的窘境。中华民国自在中国大陆建国以后处于"准统一"状态的持续时间十分短促,前后总共只有38 年( 1912 -1949) ,这中间加上抗战八年的蹂躏和偏安,真正用于统一建国的时间可能还不到20 年,实际上根本没有完成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和疆域的整合。在这样短暂的过渡时间里,各种传统和现代的要素必然杂糅并存,处于极度朦胧暧昧的状态。从鼎革更替的角度看,这段历史也是从"连续"走向"断裂"的敏感时期。诸如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化思想的变革都表现出无限趋新的态势。许多属于传统"延续"下来的东西都被遗弃,毫不留情地为新颖的思想和制度安排所代替,舆论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和过去断裂的时尚思想与制度才是中国最为需要的。

   以往学界对中华民国历史的解释,也大多是从和过去决裂的角度切入分析,仿佛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变化形态,从制度到思想,从文化到风俗,均强调与清朝乃至历代王朝发生了根本的裂变,评价尺度也依据的是民国改革是否符合西方意义上的进化标准。于是"革命史叙事"和后来取而代之的"现代化叙事"占据了解释的主流位置。在"革命史叙事"谱系中,"辛亥革命"一直拥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在"革命史叙事"的公式化表述"三大高潮,八大运动"中,"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并列成为同时被赋予"高潮"和"运动"两大荣耀头衔的历史事件。在"现代化叙事"中,"辛亥革命"也是开启模仿西方现代政治改革的核心事件。可见,作为中华民国肇端的辛亥革命一直强调其和前朝历史的断裂性质。

   但如前所论,过渡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了在制度转型时受西风吹拂的影响,大量汲取与前朝断裂的新式因素之外,由于中华民国作为历史"过渡期"具有十分短暂的时间特质,这也决定其不可能完全实现计划中的诸多断裂式的变革,反而有可能延续和保留了诸多传统的因素,并使其自然转化为新政权的肌体养料。然而这方面的历史探求却被严重忽略了。正如钱穆所云: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钱穆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治国史的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ii]

   钱穆先生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但我们此处对其治史态度的理解主要不是从诠释历史上是否具有或如何持守某种"历史精神"的保守立场出发进行评价,而是从其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角度入手,评估其对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意义。钱穆先生言论的启示乃是在于,中国传统并非"冬蛰之虫",在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些原本充满生气的资源会不时被唤醒,在新的过渡时期持续发挥作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这些延续下来的传统因素发挥着作用,才保证中国现代历史的演变结构有别于西方的模式。以下我尝试地归纳出作为特殊"过渡期"的中华民国历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方面,以供讨论。

   审视这段"过渡期"历史,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前朝"正统性"与新的现代国家所建立的"合法性"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大多数人对过去的记忆里,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建立现代中国的历程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统性,因为其演化趋势符合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所以似乎不加论证即可自然予以认定。在这套叙事中充满了对清朝黑暗统治的谴责与批判,以及对革命者的言论与行动正义与正当性的褒扬。实际发生的情况却远为复杂。中华民国在建立其新的政制体系时,不仅必须大量吸收西方的经验以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也必须认真面对清朝留下的诸多遗产,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平稳有效地实现过渡。比如在辛亥期间,南北同时存在着两大势力,南方代表相对草根的革命党势力,依赖的是秘密结社和海外华侨的资助与支持,北方则是由清朝皇室和北洋新军结合成的皇权正统力量,革命的发生与民国建国正是这新旧两股势力反复谈判妥协博弈的结果,是一股复杂的合力所致,而并非是所谓革命党一家独大加以促成的。近年来对革命的解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法学界一些学者即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清帝逊位在清末民初政治转型中的独特意义,因为清帝通过禅让的非暴力形式把权力顺利移交给中华民国,阻止了因南北政见不合所导致的战争内乱的继续,为中国现代民主宪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意义犹如英国版的光荣革命在中国再次上演。此说引起了很大争议,焦点在于到底是"革命"还是"逊位"真正开启和推动了民国政治改革的新局面,此分歧的出现或可视为当年"革命"还是"立宪"两派争论话题的一个当代回响。

   不过,我在此想提出一个与两者均有区别的第三个视角,即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相互纠缠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末民初变革的成败得失,并由此理解清帝逊位的意义。我注意到,清帝逊位后不久,就出现了大量批评民国的言论,不但清末遗老和立宪派人士对民国初年的现状深感不满,就是其对立面如一些革命党人也对建国后变革迟滞与混乱的现状频加讥讽,说明其统治合法性并未获得充分的认可。在我看来,民国肇建之始就出现对民国统治合法性不予信任的迹象,恰恰说明新政权没有处理好与清朝"正统性"之间的继承衔接关系,而把"革命"过程仅仅视为是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一些革命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彻底铲除了清朝皇权,摧毁其政治体制,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形式上的民主宪政架构,就自然获取了统治合法性,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在此有必要对"正统性"与"合法性"两个概念稍作辨析,以便于进行讨论。"正统性"是从传统君主统治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清朝的"正统性"聚焦于皇帝,所谓"正统性"不仅表示皇帝作为政治符号指向一个王位,而且他还是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的核心凝聚点,具有一种统合四方的象征意义,换一种说法也可称之为"普遍王权"。如果皇帝整合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的能力出现动摇迹象,就说明王朝发生了"正统性危机",理应逐步让渡给新政权的建设,但皇位的倒塌并不意味着王朝"正统性"会自动弥散消失,其作为某种聚合符号所统摄的一些观念和治理技术会持续影响着新政权的建立过程,也就是说,新政权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替代皇权起着相似聚合作用的象征物。

   按照人类学的说法,每个文化架构都有一个神圣的核心,这个神圣核心有助于社会和政治定位,使得社会成员认清自身的地位,它由此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汇聚的所在地。人类学家又称此"文化架构"为"主导性虚构"( master fiction) 。"主导性虚构"曾被认为是永恒不朽的"传统",其合理性根本无需自觉特意地加以论证。如果置于中国历史中观察,所谓"主导性虚构"大意是指传统王权作为整合符号维系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关键作用,而不单单指王位本身。

   "革命"的发生往往是从破坏文化架构的有效性开始,例如法国大革命向旧制度发动攻击时,就首先对王权所拥有的统合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能力发起挑战,但法国大革命也同时造成一种困境,即当激进派反对传统的威权模式,揭露旧制度下的"主导性虚构"中的虚构性,并将其尽情展现时,却在社会和政治空间里诱发产生了可怕的真空。真空一旦形成就会导致恐慌的发生,人们一时找不到社会的新核心,也不知如何表现这个核心,无法确认一个非神圣的新核心到底对新体制意味着什么? 新民主政治威权需要新的"主导性虚构",但其基础应该置于何处仍难确定。[iii]与法国大革命相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也出现过类似的"真空"状态,在失去传统皇权这个"主导性虚构"之后,民国政府显然缺乏全面整合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的能力,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新政权在寻求建立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困境,这个困境与传统王朝的倒塌所引起的"正统性危机"相联系,实则是一种相互衔接的连续性历史状态,却又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政权更替过程中之所以会遭遇统治合法性困境,是因为新的建设者往往不尊重传统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只迷信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要克服"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既让人们相信法律制度是合法的,政权可以按照正规程序制订和使用法律,但又要防止人们把合法性信念过度缩窄为对法制程序的尊崇,似乎只要做出决策的方式合法就行了,而丝毫不顾忌第二个条件,即建立规范制度必须具备充分的根据。[iv] 就清帝逊位前后的形势而言,我的理解是,一个新生政权如果对法律的过度依赖没有一个合理的传统政教关系做支撑,就很难具有真正的"合法性",由此推知,"合法性"的建立可能还需部分继承清王朝中残存的"正统性"成分。清帝逊位以后,民国在接手清朝营造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大量出现政客谋取私利的贪腐现象,引发了遗老、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的多方批评,即与没有合理汲取清朝"正统性"的资源有关。

   正统性"不是单纯指涉某种具体的政治权威或是对政治体制某一特殊面相的描述,而是基于官僚、士人与民众对清朝君权具有统合维系政治、社会与文化能力的信任,尽管这种信任随着西方的不断挑战而持续受到消减。在我看来,民国要想在"过渡期"获取自身的统治"合法性",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好既积极汲取清朝的"大一统"的疆域观和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格局,同时又在国体上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形式。从如何汲取"大一统"资源以融入现代建国之旨趣这一点来看,清朝曾经实际控制着有史以来最为广阔的疆域领土,其成就远超历代,当然可以作为其确认自身"正统性"的一大要素。早期革命党人曾以传统的"夷夏之辨"论述作为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其各种宣传文献中充斥着对满人的歧视性话语,如早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中常常把满人直接喻为禽兽,如贬为"逆胡"、"虏"、"戎"、"狄"等,对是否继承清朝"大一统"疆域观态度十分暧昧,章太炎认为中华民国的疆域只包括汉人居住的以直隶为中心的明代疆界,孙中山也曾表示以汉人居住地为主的十八行省应为民国的领土范围,他们均把清朝统治的藩部地区排除在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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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朝鲜日报 | 央视连抨外企 反遭网民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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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央视连抨外企 反遭网民质疑
Nov 1st 2013, 09:15,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香港《南华早报》10月31日报道称,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以来对苹果、三星、星巴克等外国企业进行了集中批评,但由于批评依据不足反而遭到网民嘲笑。

《南华早报》当天报道称,央视今年3月集中批评苹果在中国的售后服务问题,但最近苹果的股价与3月相比反而上升了3.3%。特别是,央视节目批评星巴克咖啡在中国赚取暴利的报道遭网民嘲笑。因为,央视并未将各国的租金、营业员人数、生活方式等考虑在内,网民指责称"缺乏经营、金融常识的报道"。

(新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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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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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台灣新聞 | 日俄會談 意在反制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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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日俄會談 意在反制中國大陸
Nov 1st 2013, 07:32, by Chinternet

(中央社東京1日綜合外電報導)日本與俄羅斯將於東京舉行的高階官員會談,焦點預料將放在安全合作與遲遲讓兩國無法簽訂和平協定的領土爭議。美聯社認為,俄羅斯的目標是反制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

初步會談預定今天晚間舉行。主要會議出席者包括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與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及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與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預定明天召開。

俄羅斯一直在擴大與亞洲貿易往來,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也很積極要與日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部分是要反制中國大陸愈來愈強大的軍事力量。

目前不清楚兩國在北方4島領土爭議上獲得多少進展。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占領北方4島。

俄羅斯伊塔─塔斯社 (Itar-Tass)報導,認為這次會議不太可能在這個議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報導特別指出,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目前正在交涉處理這項爭議的癥結點。

雙方也已經加強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合作開發能源,特別是液化天然氣。(譯者:中央社何世煌)1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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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雾谷飞鸿 | 美国人的尽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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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美国人的尽责之旅
Nov 1st 2013, 07:02, by Harmonious Society

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用数字说明有多少美国人没有访问过本国著名的人文与自然名胜,包括大峡谷和白宫。有读者留言,说他发现自己去过的美国地方比美国朋友多多了。另外一位说,10年前在美国中西部一小镇开会,问过好几位年轻女同事,她们从未出过远门。而一位曾经在普渡大学访学的读者说:"在教会认识了一对夫妻。男士是大学某系主任。他们对我很关照。离别时,我邀请他们有机会来中国。她认真地说,旅行是很贵的。我们估计去不了。我很惊讶,系主任的年薪好多万美金呢。但是看到他们夫妻经常忙着给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送各样生活用品/鲜花/水果等等,有点明白了。"

事实上,有的美国人很少出远门游山玩水,金钱和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每年都有一些不得不去参加的事情,平时节省下来的一点钱,还有不多的假期,差不多都花在这上面,再要游山玩水就得好好算计一下了。

这类不得不出门参加的活动在英语里称为obligation trips,权且把它译为"尽责之旅",主要是各种团聚,婚礼和节日聚会等。根据美国旅游在线订购网站Hotwire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美国人中间有41%的人把他们平时节省下来用于出远门的钱,大都花在了这些尽责之旅上。受调查的人当中,94%说他们希望在完成这些尽责之旅之外,再出门游玩一次,条件是还有钱可以支配。实际上则只有37%的人做到了这一点。

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特别是当双亲还在的时候,每年会有一次家庭团聚。例如我认识的一位老太太,退休前是小学老师,我女儿刚来美国时,下午她就把我女儿接到家,让她在熟悉美国人生活环境的同时学习日常口语。老太太的儿女分散各地,他们每年夏天一定会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外滩群岛租一栋度假屋,全家欢聚一个星期。老太太的丈夫是大学教授,前些年去世,但是他们家的这个传统依然保留下来。

至于感恩节和圣诞节,则更是美国人阖家团聚的日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家独立生活的子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很多都会回到父母的身边,吃一顿火鸡大餐,围着火炉拆封圣诞礼物,分享生活中的喜乐,或者相互交流,排忧解难。

婚礼则不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件大事,也是青少年时期的闺密玩伴、上学期间走得近的同学好友以及其他朋友的盛会。除非有特殊原因,收到邀请的都难以推脱,更不用说被新人特邀作为伴娘或伴郎的至亲好友了。美国人的婚礼,只要前来参加就是最大的面子,送礼则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主人往往也会备有小礼品,大家都重在情意,而不在意礼物的贵贱多寡。

中学大学同学,当过兵的战友,团队精神很强的过往同事,也都是聚会的圈子。虽然不像家庭团聚或亲友婚礼那么重要,通常也难以推辞。以上种种,对不少人尤其是参加工作不久、积蓄不多、到时候就等着发工资付账的年轻人,谁能说不是一个重大负担呢?至于开头读者说的那位系主任夫妇,人家把信仰和友谊作为人生要义,没有钱出远门旅行对他们反倒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回到前面提到的那家网站。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后,该网站总裁向这类经济上不宽裕、又必须在尽责之旅上花钱的人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参加亲友的婚礼之后,在当地或近处自己再多玩几天,既节省了开销,又实现了旅游的愿望。

在婚礼上,伴娘和伴郎是新人最要好的亲友,他们要从各地赶来参加婚礼。这是在普林斯顿举行的一场婚礼之前,新娘与伴娘从礼宾车上下来,前往大学校园里的教堂(Jianan)

在婚礼上,伴娘和伴郎是新人最要好的亲友,他们要从各地赶来参加婚礼。这是在普林斯顿举行的一场婚礼之前,新娘与伴娘从礼宾车上下来,前往大学校园里的教堂(Jianan)

美国人举行婚礼可繁可简,花费可多可少,但是一般主人只负责场地租赁和饮食招待等,客人的旅费、交通和住宿费用则自己承担。图中是一个远离大城市对外隔绝的温泉度假村,营业项目包括举办婚礼。用来办婚礼时,场地通常由女方包租,宾客则自己向度假村登记住宿,一个床位三天两晚要花将近300美元。(Jianan)

美国人举行婚礼可繁可简,花费可多可少,但是一般主人只负责场地租赁和饮食招待等,客人的旅费、交通和住宿费用则自己承担。图中是一个远离大城市对外隔绝的温泉度假村,营业项目包括举办婚礼。用来办婚礼时,场地通常由女方包租,宾客则自己向度假村登记住宿,一个床位三天两晚要花将近300美元。(Ji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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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萝卜网 | 牛魔王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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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牛魔王的遗书
Nov 1st 2013, 07:09, by Grass Mud Horse

铁扇公主: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在天地之间混了几千多年,没想到居然落到了这般下场。你我夫妻一场,有些事情交代给你,你能照做,我也就瞑目了。

先交代一下身后事吧。我死之后,那几处房产,翠云山芭蕉洞你还继续住,本来也是你的房产;积云山火云洞那套房原来是买来给红孩儿的,现在他在领导身边当秘书了,估计也不会回来住了,虽然他不是我亲生的,但还是要留给他;

积雷山摩云洞是我包二奶的房子不假,但那是人家玉面狐狸祖上留下的,她死了才过户到我名下,我死之后,把这套房卖了,成立一个慈善基金,用来拯救面临中年危机的妖怪们。我被蒙了一辈子,基金就叫"蒙牛"基金吧。

碧水金晶兽当时买的时候价格不菲,能跑能飞能潜水,还带人脸识别系统,比唐僧那白色宝马贵多了,把它也卖了,钱放基金里吧。

我老牛当妖怪当了几千多年,白手起家,少年得志。当年跟狮魔王、狡魔王七个弟兄混社团的时候,我是老大,孙悟空只排老小。后来天庭严打,社团散了,弟兄们逃的逃,散的散。

孙悟空最机灵,通过公开招考村官到了天庭,先是靠养马,因为他年龄有优势,干事有魄力,还有天庭组织部太白金星的关系,解决了编制和户口,后来又调到了园林处蟠桃园管理中心当主任。

他本来是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但进步太快,过度膨胀,犯了职务侵占、盗窃、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安全多项重罪,被判了五百年。但他人脉仍在,释放后,居然马上就弄了个事业编,跟唐僧一起参与取西经重点工程了。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社会就这样,我没关系没背景,一直做妖精,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

我在没落的时候仓促与你结合,说实话没爱情,当初的确是看你翠云山有独栋房子,火焰山有稳定收入,上层太上老君那边也有关系。我年纪不小了,选拔天庭公务员没指望,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户口更谈不上了,所以我不在乎你跟太上老君的过去,谁又没有点过去呢?没曾想高攀你,却成了我一辈子悲剧的根源。

大家都知道我们夫妻关系不和,长期两地分居,都说我在外面包二奶,可是又有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你性格强势,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拔剑砍人,没有一点温柔可言,而且你拿芭蕉扇降雨挣钱,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我没固定收入,没有家庭地位,天天被你骂没本事,吃软饭。树要脸,牛要皮啊!

这些我就忍了,谁让我倒插门了呢。我受不了的是你不忠!他炼丹炉的安全责任事故落下了个火焰山,从昆仑山扯了个芭蕉扇,让你负责灾后处理,算是给你了个肥差,借此跟你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他那么大一个领导干部,官至副天庭级,我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带着绿帽强颜笑,打落门牙肚子里吞。最可恨的是,你们居然生出了个红孩儿,让我顶雷。天上地下谁看不出来啊?如果是我生的,会没有角么?会没有毛么?会没有一点儿牛的样子么?

他生下来就会吐三昧真火,除了太上老君,谁还玩三昧真火?还叫红孩儿,不知道我们牛最冲红色么!有件事我瞒着你,现在说也无所谓了,我弟弟如意真子在西凉女国卖计生用品,我一直在喝他给的避孕水,根本不可能让你怀孩子!你们真是不拿村长当干部,不拿公牛当动物,真是欺人太甚了!

所以我只能到各个酒场夜场应酬来麻醉自己,只能找其他的女人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你老说我不疼爱红孩儿,让他自己一个人住积云山火云洞。可他用得着我疼么?太上老君明着暗着罩着他,把这小子养的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欺负山神土地就不说了,小小年纪就改装喷火车,在小区门口挡唐僧的路,还打了人家徒弟,完事还喊 "他爸是牛魔王","谁敢叫菩萨"。

这事儿网上炒作的厉害,我受到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坑爹都没坑到真爹啊,真以为我有他亲爹太上老君那么大的本事去删帖啊。还有,他被收容教养后居然也能到菩萨身边当秘书,这是太上老君托人活动的吧?金吒木吒能当秘书那是因为李天王,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本事。

后来发生的事,我也不想提了,玉面狐狸死了,我很心痛。可是我不怪孙悟空,我知道我惹不起他,他收拾红孩儿、强卖我弟弟的计生用品、吓唬我小老婆,我都忍着,一是怕得罪他没好下场,二是我发现他还挺正直的,知道朋友妻不可欺。

可是你呢?芭蕉扇灭火本来是给钱就行的事,他们干的是政府重点工程,大唐专项拨款,经费充足的很。可你非要腻腻歪歪的折腾他三次,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么?你是独守空房太久了,可连我结拜兄弟都勾引,你还要脸么?

人家专门过来跟我解释,可你恼羞成怒,非要我去跟他斗,现在好了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要说恨,我恨沙和尚,这个孙子以前在天庭机关办公厅搞服务,老奸巨猾,跟唐僧一路上什么风险也不担,谁都不得罪,整天大师兄说的对、师父说的对。他怕打怪得罪人,路上一个都不打,唯独欺负玉面狐狸没背景,把她打死了,真是个十足的小人。

我年轻时也踌躇满志,到现在却一事无成,家庭不和睦,婚姻不幸福,事业没起色。哎,选择单身却耐不住孤独和寂寞,选择婚姻却受不了痛苦和烦恼。 我带了一辈子绿帽子,装了一辈子爹。

谨小慎微,怕事躲事,却落得个爱人惨死,自己被判妨碍执行公务罪,我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可我却申诉无门。我好累,我好无奈,万念俱灰。真希望来世能平平淡淡做个妖。我知道就算死后也落不下什么好名声,无所谓了,知我罪我,唯其春秋。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最后劝你一句,跟他断了,过普通妖怪的生活吧。再见了……

大力牛魔王绝笔!

来源:http://bbs.hupu.com/67660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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