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中国数字时代: 德国之声 | “反薄专业户”姜维平谈薄熙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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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反薄专业户"姜维平谈薄熙来案
Aug 21st 2013, 15:30,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在网络上被称作"反薄专业户"的姜维平曾因发文揭露薄熙来而获刑。在薄熙来案开庭前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

德国之声(DW):薄熙来案明天即将开庭。您作为一名长期报道他、并曾因此入狱的记者,此刻心情如何?

姜维平:我的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他终于受到法律制裁我感到高兴,而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心情沉重。我们毕竟曾经是工作上的朋友,彼此熟悉,他由一个过去比较有激情的基层官员,一步步变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其实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在这个问题萌发时没有及时的引导和教育他,而是更多的人出于个人利益阿谀奉承,造成薄个人私欲日益膨胀。最终被押上审判庭。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令人痛心的。

DW:指控薄熙来的三项罪名(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中,主要涉及经济问题,而两会期间则重点批评了”重庆模式”,颇具政治色彩。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姜维平:我认为这个转变基于事实本身,薄熙来和以往中南海高官判刑大有不同,他本身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当然他也有路线问题。我和在大连任职期间的薄熙来有接触,发现他在廉政建设方面是个两面派,贪污枉法行为十分严重。只不过那个时候他父亲是中共元老,犹如他的保护伞。群众的举报有很多发给了中纪委。有关发面要么不敢查,要么不了了之。

他去重庆之后发起唱红打黑的”二次文革”,利用阶级斗争排除异己。受到两会期间温家宝的批评。他这方面的政治问题现在看来如果在中国要处理的话,情况相当复杂,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恐怕是这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所以他们现在从这个比较容易着手的经济问题入手去处理,我认为首先是基于事实本身,并不像外界所说:政治问题用经济问题去处理或者把贪污罪强加在他的身上。

2007年以后,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失去了保护伞,他的腐败问题被处理也就是个必然。中国就是这样,由其政治体制所决定,往往有很多官员存在不同程度的贪腐问题,但是在他们的保护伞比较强势的情况下,难以查处。这是由我们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笼统地将薄熙来案说成是政治案件,说有人要整他,强加经济罪名等,这都是有悖事实的,那是他们对他的发迹史中的经济问题不了解。

DW:十几年前,您因为报道当时身为大连市长的薄熙来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而遭受牢狱之灾。而现在贪污罪的相关指控中也包括薄在大连时期的受贿行为,似乎也应证了您的报道。您对此有何看法?

姜维平:我当年揭露薄熙来贪污受贿问题比较早,这是一个新闻记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并不认为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当时因为薄熙来事业处在蒸蒸日上阶段,权势较大,所以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但是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我目前的心情也非常平和。我希望官员能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就不至于走到他这一步了。

DW:您当年的新闻调查现在很多得到证实,是不是意味您可能很快便可以回国了

姜维平:实际上我2009年来加拿大时,中国政府已经给我发了有效护照,加拿大给我了5年多次往返的旅居签证,我没有申请政治庇护,也从没有过不能回国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我的太太和孩子现在在加拿大生活顺利愉快,所以目前还没有计划要返回中国。不过,最近我听到消息说,在薄被判刑后,国内要对不少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和平凡,获悉此事我感到十分振奋。我想在适当的时候要提出申诉,到那个时候再返回家乡,为国家做点事情。

采访记者:安静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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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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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Aug 21st 2013, 15:16, by Chinese Netizens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饶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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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德国之声 | 联合国首次举行朝鲜人权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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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联合国首次举行朝鲜人权听证会
Aug 21st 2013, 15:15,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一个联合国专家小组周二在首尔召开朝鲜人权状况听证会,对朝鲜涉嫌践踏人权等指控进行调查。出席听证的脱北者向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叙述在朝鲜劳改营的悲惨经历,包括被迫目睹行刑的过程。

(德国之声中文网)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周二在首尔召开朝鲜人权状况听证会,听取脱北者和专家对朝鲜人权的证词。今年三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成立这个由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并给予其一年的时间对朝鲜涉嫌侵犯人权及对政治犯施暴等指控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主席柯比(Michael Kirby)表示,其目的在于厘清朝鲜”是否侵犯人权以及责任归属”。

这是联合国首次成立专家小组调查朝鲜人权纪录,此次的听证会将持续至周五。朝鲜当局否认所有侵犯人权的指控,并拒绝调查小组进入朝鲜。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估计,朝鲜的劳改营关押的囚犯约有15万至20万人。脱北者指出,许多被关押的犯人因为营养不良或过度劳动致死。

脱北者控诉朝鲜践踏人权

听证会的首日,两名脱北者叙述了朝鲜劳改营和监狱中的虐囚、强迫劳动和处决过程。知名脱北者申东赫(Shin Dong Hyuk )出生于14号劳改营,23岁时成功逃离朝鲜。他在听证会上讲述了自己目睹母亲和兄长被处决的过程。申东赫冷静地向众人描述在劳改营中经常遭到虐待、忍受饥饿以及生吞老鼠的经历。虽然在作证时外表不见明显的情绪起伏,但他表示,午夜梦回时这些痛苦的回忆仍会再次涌现。

申东赫回忆自己曾经因为摔落缝纫机而被剁去手指时说:”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以为我的手腕会被砍断,所以对于仅被切掉手指感到相当庆幸。”

他表示:”由于朝鲜人无法向利比亚或叙利亚人一样拿起枪杆进行反抗……我认为这里是我们首次的也是仅存的希望。虽然朝鲜不愿承认,但他们隐瞒了许多事情。”

另一名出席听证会的34岁脱北者Jee Heon-a告诉调查委员会,1999年她被送入劳改营的第一天就发现,腌渍的青蛙是她少数能获得的食物之一。她深吸了口气,低声描述一名母亲如何被迫杀死新生儿: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刚出生的婴儿,心里很高兴。但突然间传来脚步声,一名警卫走了进来,要求那名母亲将婴儿头朝下浸入一盆水中。她哀求警卫放过她,却遭到殴打。所以她只能颤抖着双手将孩子的脸部泡入水中。哭声停止了,孩子死时水中冒出了泡泡。接生婆安静地将婴儿的尸体拿了出去。”

朝鲜的顽强

少有专家认为调查委员会的出现能对朝鲜人权状况带来立即的影响,但至少能让这个鲜少受到全球关注的议题获得各界的注意。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沙巴斯(Bill Schabas )表示:”这些年来,联合国尝试使用许多手段就人权问题对朝鲜施压,这(调查委员会)也有助于稍微提升一点压力。”

“然而朝鲜显然非常顽强,联合国能采取的手段有限。朝鲜需要深层的政治改革,才能使人权状况获得改善。”

尽管专家期待听证会能使朝鲜人权状况受到关注,但这场在首尔延世大学举行的听证会似乎未引起太多回响。出席旁听的仅有数十人,当中包括数名记者。居住在韩国的脱北者多数受到冷淡对待或忽视。根据官方数据,脱北者在韩国就业相当困难,只能从事报酬微薄的工作维生。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已超过一年半,至今未展现出有意改变高压统治的迹象。金正恩自执政开始已进行了两次导弹试射和第三次核试验。今年他更威胁对美国、韩国和日本发动核打击。虽然朝鲜并未付诸行动,但种种挑衅行为使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许多人权活动人士希望金氏政权垮台,并将平壤的高层领导人送上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但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表示,目前尚无此种可能性。调查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写道,现阶段该会不适合评论国际刑事法庭能对朝鲜涉嫌践踏人权采取何种司法行动,而朝鲜至今也并未签订相关法规,法庭无法进行起诉。

综合报道:张筠青 (德新社/路透社)

责编: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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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张佳玮 | 你永远斗不过准丈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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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玮 | 你永远斗不过准丈母娘
Aug 21st 2013, 15:03, by Grass Mud Horse

近几年,中国各地丈母娘频繁出场,声名大震,尤其在外地驻沪男青年那里,上海丈母娘更是眼中钉肉中刺咽喉里卡的鱼骨头。我在各类饭桌茶会,听人诉苦,影影绰绰见识了许多丈母娘;我自己当罗宾,陪几位蝙蝠侠去见场面壮声势当捧哏,也觉得丈母娘确实道行高,小丑+猫女们加起来也不敌人家。

比如说,我以前没见过,总以为,准丈母娘们都是苛刻高傲,看着满地金砖都眉目不动,所以得靠我们几个跟班去活跃气氛;但陪人见了许多位准丈母娘,才知手段端的了得。比如吧,好几位阿姨,上来就是亲亲热热,客客气气,跟你拉家常。你受宠若惊,还敢不顺着说么?姑娘坐旁边不说话,阿姨却风蓬笼说到孙悟空,等气氛熟络,就开始说:

我家囡囡真是好,三岁识字,五岁看书,阿姨见了都爱抱,从小不吵不闹。六岁学书法,接送特别烦恼。七岁学钢琴,数九寒天,手指差点冻掉。乖是乖的来,放学就蹲家里,晚上不往外跑;学校操行等第好,成绩名列前茅。高中自是重点,大学更是名校。从来不舍得让她走,接送车子准时到。在家锦衣玉食,孝顺得来不得了。若非要为嫁人,怎舍把她送掉?哎呀弗说了,说了心头煎熬。人世真是无常,活活就一辈子去了!

这些话从叙事到抒情,顺理成章,水泄不通,哪有插嘴余地?你只好听一句点个头,"对对阿姨说得对"。哪怕你知道,阿姨说接送车子,是提醒你换辆好车;阿姨说心头煎熬,是督促你把房产证奉来压惊,但还是没法子对抗。这一串说完,你心里刚来得及打小算盘,寻思眼前无路想缩手时,阿姨又一句:

"哎呀都是独生子女,大家晓得的呀。我家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宝贝囡囡从小养大。我们是算了,哪里舍得让她吃苦啊!"

这一句收得滴水不漏,到此地步,哪怕之前阿姨要的是金马堂白玉床,男生也只好点头附和:"阿姨说得对!"

丈母娘谈判学,倒真不是今日才有。自古以来,穷书生要找富小姐,老爷一关虽难过,但很脆生,死活就是一刀的事;反是丈母娘一关,拖拖拉拉,钝刀割肉,得费唇舌。锡剧《珍珠塔》里,就是官府太太准丈母娘,看准女婿方卿穷酸潦倒,悍然悔婚;等后来方卿发达了,两人又互掐一番——全戏亮点,尽在于此。

由丈母娘出面考核,其实也颇有道理。因为闺阁之事,女儿终身,本来就是内眷们互相扯皮得多。你去饮宴聚餐,很少听到大叔伯伯们跟交际圈说到嫁娶之事。反而是阿姨们,一边喝茶吃千层糕豉汁凤爪卤水鹅,一边头凑在一起磨牙,说到嫁女儿行情,都有黑话。比如你女儿要在四星级办酒,我女儿就要在五星级包厅;你那新郎是去马尔代夫度蜜月,我家姑爷是去欧洲一月游。流行什么车,该请什么宴,照片怎么拍,房子哪里买。所以每个姑爷上考场时,不是对抗一个阿姨,而是千百个阿姨智慧与激情的结晶;如果阿姨再请两个捧哏,可以从头到尾让你话都说不出——你一个凡夫俗子,怎及人家精诚所至、每天研究嫁女儿?再怎么翻跟斗,无非在丈母眼皮底下转罢了。

还有一等准丈人丈母娘,最是狡猾,会特意玩角色分工,分红黑脸谱。比如吧,许多准丈人总是做宽宏状,细谈价码利益;让老婆代为出场,去考验准姑爷。丈母娘自任先锋官,可以问许多精刁细滑的问题,把姑爷们问委屈了,丈人们就出来,喝一声"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再拍准姑爷的肩:"你阿姨么爱女心切,不想让女儿受委屈,别在意啊!"姑爷先挨了一顿,到这时见着母女情深的挡箭牌,还能说什么呢?聪明的准丈人,更懂得拿老婆做挡箭牌,亮出一句"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只是我老婆恐怕不肯",既显得自己宽宏大量,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许多可怜的姑爷,被勾销后还感激准丈人替他说好话,时不时过年过节还上门送点东西、帮着报销发票什么的,只以为是丈母娘看不上自己,不知自己早被丈人丈母合力给勾销了。

司马光人品出名的端正。妻子张氏不育,过意不去,为他买来个美女放卧室里,司马光一见,转身就去书房。持身既正,看见丈母娘挑女婿就恨,编《资治通鉴》间隙,抽空留了段语录斥责:"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是乃驵侩鬻奴买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这意思,嫁娶女儿前先问聘礼,哪是读书人做的事?话说得端正,但司马光还是老实,低估了读书人和读书人太太的手段。

比司马光早若干年,洛阳人富弼,提笔能文,胸有大度,大才子一名。范仲淹看了他的文章,说好,就推荐给宰相晏殊。晏殊自己是北宋最顶尖的词人之一,眼光甚佳,看富弼两眼,也觉得此子甚有前途。关键时刻,晏夫人闪亮登场。阿姨才不去跟范仲淹讨论什么文章,而是找了名占卜师王青,请他给看相,直奔主题:富弼这孩子前途如何?王青掐算之后,回了一句"将做状元,日后为相国。"晏夫人一听,还等什么呀,催着晏殊,赶紧把富弼招为女婿吧!——之后,富弼登第、拜相,平步青云,顺便这场招亲故事,还成为风流逸话。

如果搁我们无锡,这段对话很可能是这样的:

麻将声里,左邻右舍问:"阿姐眼光就是好!伊格金龟婿钓得准!哪里寻的呀?"丈母娘笑眯眯看牌,边得意洋洋:"我呀,就是听说伊格小子有前途,官运好;再去寻个算命先生,灵是灵得来,去看过他的生辰八字和面相。哦哟不要看个付样子,跟我家囡囡倒是天作之合,将来还要进国务院,当大领导。哦哟我看看伊格,弗好错过的呀,个么就叫我先生,把个小伙子招来当女婿啦!"

来源:http://zhuanlan.zhihu.com/zhangjiawei/1957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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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冯学荣 | 冯学荣《太原五百完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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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 | 冯学荣《太原五百完人的真相》
Aug 21st 2013, 14:17, by Chinese Netizens

冯学荣《太原五百完人的真相


 

            
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做《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中国人忘的一个日子,因一天,西省的太原市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

候,共匪背叛国家,到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共匪六十万人的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自率官兵守城。共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雨中勇作亡很多,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不向邪的共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的同志,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楼,不共匪侮辱他体。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部下和共匪行巷,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自尽。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完美的人格所感,同认识了共匪的邪。当日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在位于台北市的"五百完人冢",就是念他而建立的……"

 

          
 国军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壮烈自杀殉国。
听起来,荡气回肠。可惜,
只是一个传说


 


          
请读者们跟随笔者、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们,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
柏光元的证言。


 


            

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证言如下:


 

"…….梁化之(敦厚)公室在省府三楼上……….
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开始向城内炮,均在鼓楼一,至20日清早五六点,又开始向省府内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就拿着手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上又用洋灰盖了一,所以能避炮家里住的是五姑娘慧卿(阎锡山的堂妹……..
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光元,副主任、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我就是。梁化之又:你可得好好听我的绝对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可有手,到必要我的手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度和平说话坚强。我听到梁化之必要半句,我随梁化之: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梁化之:好;随之:我自,五姑娘也自。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慧卿,跟着:你可得听我的。我:是。梁化之又: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副主任,就我喝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你拿上面汽房内我灌一暖汽油……..
梁化之手指被子: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在被子上一个烟,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我取了一烟和一盒洋火。这时慧卿在床上坐着有些,叫他拿去。梁化之在哪里,慧卿右手向南台内一指。当梁化之就拿出些白洋用白包皮包好,了我。当,我因在惊慌中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放在暖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我死了以后,你要能上二先生,就我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是。梁化之又: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我就站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有什么事?当梁化之:没有什么,就是我母,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上就我死了,上二先生就我死了。完二人一同喝。床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慧卿二人同喝下。梁化之用左手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
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
慧卿,睡下后稍向底面,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气断,死了。
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活的不行,睡倒面急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一声,2分以后气断,死了……..
这时解放经围了三楼的北面……..
洞外又传进话,先叫士出去,第二叫公人出。我三人就和公人一同出洞,到了洞口,解放一个个检查了,我就被解放了………."


 


          
可见,
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


 


           
当然,事实上也不止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
繆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干部告函》一文,是怎样说的:

 

"…….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座指示身成仁,以全我的歷史,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干部抵西安者共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并者,将太原作惨烈情形,与服毒自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告於下:太原第七次攻,系於四月九日开始,至廿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北,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外
……..廿四日城中心区巷
激烈,梁委化之已去,以挽回,乃座「不作俘,尸体不共党」之昭示,从容自,并事先嘱人於其死后火焚化尸体。警挥处由徐端,嵐领导集体自座家属,由慧卿 领导座公凉亭之下,亦使人火将全院焚…….此外文武机关服干部参加巷后,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於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於歌第三院;尹专员县长遵党及府干若干人自八旗会,至其它参加巷之干部自,而姓名一尚无法明者,更不其数……"

 

           
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

 

          
那么,"太原五百完人"的"五百"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来读读
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准确的数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不可能知道身后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


 


           
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是怎样说的:


 

"…….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


 


         
阎锡山的这段自述,出自于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121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10月初版。


 


         
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读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临时决议,敲定"五百"这个数字。


 


         
是不是很儿戏?


 


         
中国大陆"解放"之后,有个名叫"刘存善"的有心人,对太原的那场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调查,并写下了一份《
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的调查结果:

 

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军将士,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

 

2、台湾公布的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

 

  (1)任君、王子高、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

 

  (2)恭、子文、翰珍、范融、晏儒、郭长兴、关其、何昆、子麒、向三、玉成、振旅、刘云程、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毅克、尚日超等人,系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并非自杀。

 

  (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国楨、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系事后被中共逮捕处决,并非自杀。

 

  (4)孟、唐守亭、刘永旺等人,系被阎锡山处死的"匪谍"。

 

  (5)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宋子征、林瑞等人,系事后老死或者病死。

 

  (6)子久(有恆)、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名"、"字"被重复使用。

 

  (7)宋移、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何成家、子騫、夏九成、李思、刘怀德、葛吉寿、永年、姜忠等人,下落不明。

 

  (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四人)、吉(十人)、(五人)、大宁(五人)、石楼(二人)。

 

          
………

 

          
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军将士,并非人人勇敢,投降者大有人在。

 

          
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
娄福生的证言:

 

"……19494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

 

        
娄福生的这份证言,收录在《我所知道的阎锡山》第340-341页,20031月第1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这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

 

"…….太原役,自1948年10月5日起………
其中俘
太原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司令官楚,第十兵司令官兼太原守司令王靖国,太原署参谋长赵,兵副司令官福磷、温怀光,兵谋长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车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新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长马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司令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


 


         
 
乔希章的这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收录在《太原文史资料》第12辑。

 

        
   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

 

           
写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这就是所谓的国军,所谓的"太原完人"。      

 

 

冯学荣,2013821
写于
  中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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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世界人民更喜欢谁?
Aug 21st 2013, 11:18, by Grass Mud Horse

7月,有国外研究小组做了一个全球性的投票,旨在看看美国和中国究竟哪个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更受欢迎。他们将不同地区分别有多少人喜欢这两个超级大国整合成了一个大的图片。看起来美国除在中东地区外,都比中国受欢迎。

1IPM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完整的信息图表。有意思的是全球对这两个国家的看法都非常接近。记住,这仅仅是衡量人们对于他们是否喜爱这两个国家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所以总人数超过100%,因为很多人对这两个国家都喜欢。

有趣的是这种模糊的喜欢的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这两个国家未来的期待。比如更喜欢中国的人就希望中国以后能成为世界的引导者。

IZSH

来源:煎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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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1st 2013, 11:18, by Chinternet

敘政權被控用化武 傳650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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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1 06: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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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祖陶:酷热的记忆
Aug 21st 2013, 10:31, by Chinese Netizens

  一

  2013年7、8月份,全国许多省份遭遇空前的高温肆虐,以至使著名的火炉城市武汉相形见绌。上海、重庆、杭州、长沙、南昌、福州等城市高温纷纷超过摄氏40度,且驻足长留,创多个历史新高。每天看到天气预报的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的大面积的血红色的图标范围,就惴惴不安,但有丝丝慰藉的是,相比之下,今年武汉毕竟不是高温最酷的城市。气象专家已经提出要把极端酷热的天气列为一种自然灾害。这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的、过度的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是不是相关联呢,这无疑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武汉虽然还没有达到40度的极端天气,但热的持续时间特别长,不给人以喘息之机。而且据有关资料,武汉市的最低温度仍然是全国第一,那就是夜间温度总介于28-30度之间,如果预报最低值为27度,你会顿时感觉好一点;又,武汉市8月中旬的高温天气也创下百年来的最高记录。昨日(08-18)傍晚在我正在写作时,一股未曾预报的强对流天气突然降临武汉,威力凶猛,顿时天黑地暗,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据说还下了冰雹),人们既兴奋又有些恐惧,电视、电脑都不敢开了。这个历时一个小时的不速之客,给酷热紧逼中的武汉市民松了松绑,今日武汉总算有了少见的27-36度的"好天气"了。

  我家用空调是1997年搬到现住处才开始的。在我们还没有这种奢望时,经子女的再三鼓励与出资出力才安装的。今年我家用空调的时间,恐怕是历年来的总和。现在好像已经完全离不开空调了,好在我家有一个挂式的格力大空调,很实用,高挂在内厅的墙壁上,不占地方,而冷气又可扩散到大厅和我的书房以及电脑房,颇有"中央空调"之势。我家用空调实际上是"空调加电扇",温度设置为28度已很足够。这样,我还可以自如地每天进行有限的书案上的活动,如为邓安庆博士的新著《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审》作了序;地审视了何卫平博士新写的16000字的学术论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康德的反思判断力》文稿,在充分肯定与赞赏之外,还认真、仔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供他参考。如若没有空调这些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整个热季至今没有停过电也是很顺人意的。

  白天骄阳似火,不敢出门,腿勤的肖静宁也只能一大早外出买来早点、水果菜蔬,她给朋友写信说家里夏日的伙食办的好,有一种"清淡美",我真的好有福。在"中央空调"的大厅内,肖静宁每天打4套太极拳,还以不灵活的指法,利用外孙女出国留下的钢琴,坚持弹奏极其简易的乐曲,自得其乐,并自称太极与钢琴是她的两个"护身符宝。

  由于我住在4楼,腰疾致行动不便,总是要借助于助行车。早上本该外出一下的,但要推出放在地下室的助行车,很是麻烦。肖静宁觉得我老在空调房呆着不好,就任命我为"护绿使者",把为阳台(还有大厅外)花架盆栽植物浇水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我。我对这项任务估计不足,开始还可以一天浇一次水,后来每天都要浇两次水了,面对三十余盆植物要水喝,我只有歪着身子提好几小桶水才够。有意思的是,肖静宁种了十株薄皮的芜湖辣椒,起初是完全不辣的,在与烈日的抗争中,辣椒积蓄了火热的能量,有一次炒菜只放上3个,就辣的眼泪也出来了。

  我这个护绿使者是很卖力的,早上起来浇水是我与大自然对话的一个必要的窗口,我充分利用这个窗口,享受一点自然气息,那些舒展、美丽的植物带给我愉悦,如若有一点微风,那感觉特别好。下午太阳快西下了,这些顽强的生命又熬过了一天,看着它们那可怜的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就情不自禁地要奋起保护它们,我浇水是在护绿啊,我真切地感到了一种使命感。我是一个很少有自我欣赏感的人,当我看到阳台垂吊的青绿已有1米多长、半米宽的气势,阔叶的龟背竹、旱芋越热越兴旺,芦荟、石榴、各式仙人掌、仙人球、天竺葵、鸡冠花、三角梅生意盎然,还有看似柔弱的红色、黄色的太阳花充斥在这一片绿色之中,营造了好一派生机的小小绿色世界。我可能是远近最高龄的酷热下的护绿使者了,心中不禁有点沾沾自喜。

  这个护绿使者当的有点辛苦,特别是下午那一次,从空调房进入阳台,相当燥热,谈不上任何陶冶和享受,每次浇完,汗湿衣衫。听肖静宁说,新近资料表明,排汗不仅可调节体温,还可加速人体内的重金属离子的排出。此劳作还有这般功效,那就更值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健康与体能的一种表现吧。

  酷暑中,人们只能在晨间和傍晚出来散步,当看到人们驻足仰望我家阳台的独秀时,我觉得这不正是对我的一种赞许吗?

  二

  我现在的住房是武汉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集资(当时一次拿出5万元集资款谈何容易,校方允许分两次交)修建的,人称"博导楼"、"高资楼",共两栋46套,破天荒的干部不参加,全部分给国务院评定的博士生导师,根据拟定的条件(其中不乏因人而异巧立的"加分")打分,依得分的高低确定点楼层的顺序。由于入住者年龄都偏老,2、3楼最紧俏,我如愿以偿地点到了我希望的3门4楼,顺利地搬入新居。此坐落在古树参天秀丽的珞珈山脚下的楼房,地理位置十分令人羡慕。每户建筑面积达126平方米,4室两厅、第一次有两个卫生间,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宽敞的住房,还不受限制地用上了空调,实在是非常满足了。在福利分房向首次集资分房的转型中,我实在是够幸运的了。想想1968年文革中我要随哲学系一锅端下放到襄阳农村去搞"斗批改",肖静宁在武汉医学院好不容易弄到一间16平米的房子,她带着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回汉探亲也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我出生和成长在气候温和的四川,大学就读于四季如春的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北国之都的北京,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大学工作,住在美丽的未名湖畔的备斋的单人宿舍,何等惬意自在。谁料,1959年我以支援之名奉命调到武汉大学,从此,毕生都与奇热的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许多酷热的记忆。

  难忘的是,我的两个子女,都是在酷热的8月出生的,婴幼儿时期在武汉都在劫难逃地饱受热毒之害,他(她)们那不堪回首的痛苦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任何时候想起,总是那样的揪心。

  那时没有电扇,家庭用脚盆装水洗澡,更不知世界上还有空调之物。武汉白天有南风(室内有时达34-36度)尚可对付,要命的是晚上静风,一丝儿风也没有,高温闷热难耐,家家户户只有每天从室内、楼上不厌其烦地搬上床架子,棕绷子,竹杆子,挂上蚊帐,在并不凉爽的户外睡眠,这是当时武汉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了,那些酷热的记忆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了。

  随着国门的打开,我的子女相继以优异的成绩出国留学,开创了自己的美好人生。子女都远在天边,现在最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健康了。好在目前我们还可以,也只好放下空巢家庭的"后顾之忧",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吧。

  三

  今年我是以休息为主、安度苦夏。去年此时还在为首译《耶拿逻辑》而忙碌不已呢,再往前推,为《回眸》,为首译《精神哲学》,为主导新译《康德三大批判》;都是在政治环境较宽松、现住宅相当优越的条件下完成的,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酷暑的三伏天,但能够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并在高龄不倦地完成和推出新成果,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再再往前推,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切就难以想象了。1959年,我随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下放一年多的难苦农村回校不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初到珞珈山。当时面临高压的政治态势,虽因三年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为松一点,颁布了"高校60条",但学术环境还是险恶的。我既要承受政治环境的压力,又要想方设法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那时什么也没有,就那么一点凭粮票的口粮那里够啊?听说汉阳门码头有农民用船运萝卜来卖,没有办法,只好步行数十里到长江边,自己背回来,用萝卜丝裹上些许杂粮粉子炕起来充饥。此外,还要承受酷热的煎熬。在这三重压力下,我忘命地工作,日以继夜写出了40万字的《18世纪初到19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材(90年代初整理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出版),受到当时余志宏等系领导的高度肯定,1963年把从1956年以来首次涨工资的全系只有两个指标中的一个给予了我。

  那时,好像什么也没有想,就是被"调动"赶着鸭子上架,如过河的卒子没有回头路。我在学者云集的北大可是一堂西方哲学史都有没有上过,我不拼命行吗?当我进入了自选动作的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三伏天,为了保护正在书写的稿纸,汗水把用来垫手腕的好几层纸都浸透了……后来自己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丝毫怨言,为什么没有丝毫懈怠?困难时期的头一个冬季,副校长何定华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健康,说这是延安时期的经验。可是,那怕是三九天里,我能去晒太阳而不埋头工作吗?原本我也完全用不着如此拼命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不这样,对得起我钟爱的哲学事业、对得起我的老师的期待吗?我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立足吗?我这个"笨鸟"能飞到今天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在芜湖召开的、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影响深远的《全国西方哲学大会》。我那时50刚出头,刚从农村分校重返珞珈山,很久没有写过文章了,为了赶紧给会议提供学术论文,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酷热煎熬,我当时与后来的武汉大学李进才副校长(长期任江汉大学校长)合住在二区18号,他在楼下,我住楼上。楼上房间低矮,室温很高,幸好有一小电扇对着吹,有人形容当时到楼上拿东西都需要勇气,拿了赶快跑,是一点也不假的。李校长对我如此炎热下工作十分钦佩与感动,多次劝我不能这样。我终于在这个室温34度的屋子里写出了我为大会提交并在大会发言的文章——《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吗?》。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关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问题,一桩哲学公案,我有根有据地实事求是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现在我实在不可想象酷热中我是如何坚持的,也许那时的年龄算是个优势吧。

  2013-08-19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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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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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
Aug 21st 2013, 09:46, by Chinese Netizens

  摘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不仅展示了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卓越能力,而且也具有领导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胸怀和才干。从建党元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届党的领导人,都对宪法的制定和实践给予了高度关注,也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之特色的宪法观念。从中国共产党宪法观念的内涵入手,依次对这种宪法观念与实践的变迁进行了描述、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宪法观念 宪法实践 宪法学 比较法

  在中国,"宪法"一词出现得很早。早在先秦时代的中国古代文献《管子·七法》中,就有宪法的用语:"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另一本古籍《国语·晋语九》中,也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的记述。①但此时"宪法"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国家的根本大法,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带有近代宪法的内涵(即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为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繁荣确定法律框架等)的宪法的出现,是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宪法观念确立,各国纷纷制定、颁布、实施宪法以后的事情。

  与近代宪法的用语是在西方产生的一样,宪法观念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在西方伴随着近代立宪主义的勃兴、资产阶级的制宪、行宪实践的展开而形成并逐步传播的。这里,所谓宪法观念,就是指人们,尤其是国家的领导人(统治者),对宪法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看法。其核心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大法,其地位至高、至上;宪法规范国家政权的构造和国家权力的运作,重点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滥用,等等。上述宪法观念,经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J.Locke,1632年~1704年)、孟德斯鸠(L.Montesquieu,1689年~1755年)、卢梭(J.J.Rousseau,1712年~1778年)等人的倡导、阐述和广泛宣传,成为近代各国立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在近代宪法观念的指导下,美国于1776年推出了《独立宣言》、1787年制定了《联邦宪法》,法国于1789年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91年和1793年制定了近代型的宪法,等等。宪法观念和立法实践互相交融,使得欧美在人类历史上,最先确立起了相对于封建专制社会而言平等、民主、进步的法律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项制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法治基础,并进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而中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受到其影响。②

  在上述近代世界之环境和氛围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非常关注、重视宪法制定和立宪实践。针对北洋军阀提出的立宪主张和立宪框架设计,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宪法观念和立宪诉求,以及他们对宪法观念之内涵的理解。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西方,是以"法治为本位",人们对法治的重视,"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这是社会文明的表现。而在中国,固有的封建宗法制度给社会带来了四大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③

  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④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人权说"是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之一。他认为,在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⑤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此所以欧洲学者或称宪法为国民权利之证券也。"⑥在上述《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引用薛纽伯的话说:"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⑦在上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法律之目的,在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同时,就是追求"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⑧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宪法政论和时论,如《省制与宪法》(《宪法公言》第4期,1916年11月10日)、《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7期,1916年12月)、《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等,阐述其宪法观念和宪法主张,分析、比较国外(尤其是苏联)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宪法思想和立宪实践,提出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宪法观念和宪法主张。⑨

  只是由于后来(1927年)国共联合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大肆屠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利用宪法和法律的手段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斗争,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只能用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来夺取全国政权,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暂时搁置,仅仅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初步实践,如1931年11月制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1年11月和1942年2月分别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6年4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并对上述西方近代宪法文明成果做出了初步的认可和规定。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移植西方近代宪法观念、宪法文明成果(精华)并将其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刚建国时对在和平环境下如何领导一个大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项事业,尤其是法治建设还缺少经验,加上党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党的指导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西方宪法观念并将其本土化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遭受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最终仍然取得了胜利,从而使中国现代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跟上了世界宪法发展的步伐,为人类的宪法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仅就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审判独立做些论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确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古代罗马法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

  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211年~217年在位)颁布著名的《安敦尼努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11】,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包括外邦人)。这样,不同种类的所有权之间的差别就开始消除,罗马人在财产上的法律平等才得以实现,从而带来了所有自由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真正实现。

  至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公民在财产权上的平等和政治上的平等进一步做出了系统阐述,并迅速传播至欧美、日本等国家,中国也受到了深刻影响【12】,并为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和司法审判所认可、规定下来。【13】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类法律文明的精华,是近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观,为全世界所有的宪法所认可和规定。我们可以说,在当代,凡是有宪法的国家,必然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14】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的宪法实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可谓命运多舛,它是经历了众多磨难之后,才被移植进入中国,并扎下根的。

  如上所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原则,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曾为党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所大力倡导,也曾为1931年11月7日由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规定。1937年底,毛泽东在因陕甘宁边区发生之"黄克功案件",而写信给当时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即使是老干部、老党员、老红军,甚至革命功臣,只要犯了罪,也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不能有任何特权,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的思想。这是作为掌握革命政权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观念的认可和强调。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我们党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指示的落实,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的进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当作"旧法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而受到批判、遭到否定。当时的理论阐述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背离了在阶级社会中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是不能讲平等的基本事实,它是违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敌我不分的为人民的敌人服务的反动谬论。【15】

  当然,真理的光辉是掩盖不了的,作为人类法律文明的精华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在1952年遭到否定之后,没过两年,重新又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以及法学界的推崇。在起草、制定和讨论1954年宪法之际,该项原则被人们热烈讨论,最终为我们党和法学界所接受,并在宪法中扎下了根。1954年宪法第85条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然而,中国的政治风云极为多变。1954年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没过三年,到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中,就被当作极右观点而又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再次遭到否定。之后,在20多年时间内,没有人再敢提及这一宪法观念。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16】、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1978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步云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重要文章,才明确提出我国公民在法律上平等是必须做到的。该文的观点引起了全体法律人的广泛赞同,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经过讨论,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上达成了共识,这一观念才在中国土地上真正扎下了根。1982年制定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虽然1982年宪法之后经历4次重大修改,修改条文达成17处,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项基本原则没有变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观念之一。

  法治: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是近代西方宪法的又一项核心观念。它最早是由古代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所提出,他说"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7】至近代,在西方各国宪法启蒙思想传播之过程中,英国宪法学者提出了"rule of law"(法治)一词;德国宪法学者奥托·迈耶(Otto Mayer,1848年~1924年)等人提出了"Rechtsstaat"(法治国家)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宪法学界,则用汉字"法律至上"(发音ほうりつしじょう)对译西语"rule of law"一词,从而导致20世纪初叶日本的"大正宪政民主"运动。

  而法国法学界更加进步,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6条中,明确宣布了"法治"之宪法原则,并强调了"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法"这一宪法观念。在《人权宣言》获得通过后,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10月1日将关于政权组织的条款提交给国王(10月5日获得通过),其中对法治的理念强调得更为明显,即:"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力能够高于法律"。【18】这些规定和表述,虽然带有许多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无疑说明:法治这一观念,是近代西方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宪法观念之一。

  19世纪末,在世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如严复(1853年~1921年)、梁启超(1873年~1929年)等人,最早将西方的法治观念引入中国。20世纪初,沈家本(1840年~1913年)在修律变法时,又将法治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移植进入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之中,同时也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拥护和赞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对法治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提法。但在1949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简称"指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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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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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爱思想 | 莱恩·穆勒森: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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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莱恩·穆勒森: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
Aug 21st 2013, 09:46, by Chinese Netizens

  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莱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教授于2012年7月8日发表在爱沙尼亚《彩虹》(Vikerkaa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中找到。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给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论述角度无疑将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一些启迪。

  莱恩·穆勒森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类的命运?》一书,本文也被收录于他即将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及其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的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作者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然而,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能够实现全球民主秩序,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现今的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和更早时期的前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都提出了国际关系(IR)理论和国际法方面的相关议题。议题之一就是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政权更迭的政策或是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驱动,或是外部势力鼓噪、协助和怂恿的结果,而民主和平理论恰恰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和论证。另一个议题则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或者"保护责任")以及对国内冲突的干预问题(军事干预或其他干预)——这种干预要么是支持政府,要么是支持反对派。

  一、民主和平理论及其政治

  支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相信所谓的民主和平理论。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文《论永久和平》奠定了该理论的哲学基础。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迪恩·巴斯特(Dean Babst)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民选政府——和平的力量》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的经典著作《战争研究》,后者对1480年到1941年的重大战争进行了分析。巴斯特的结论是:拥有民选政府的独立国家的存在(即民主社会)将极大地增加维持世界和平的机会。冷战结束前,康德的哲学专著被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抽象哲学的杰作,同时也很少有人记得或者提到巴斯特的文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这一话题的兴趣开始陡增,有些学者声称民主国家或者自由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法则。鲁道夫·拉梅尔(Rudolf Rummel)声称:"只有在至少一方是非自由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但是,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和中东欧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也看到了人们对新康德主义民主和平理论的兴趣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军事冲突的危险就越少,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如克林顿总统在现实政治层面指出的那样,"最终来看,确保我们安全和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的最佳战略就是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运动"。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天生的,它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与国家的国内特征并没有多大关系。与此相反,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民主和平理论更多关注国家的性质和民主特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民主和平理论和现实主义在一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分歧:

  前者认为国家内部的变化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的性质。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因为体系的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结构性限制意味着不管国内政治体制如何,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的行为也会相似。[1]

  在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统计学研究给出的有些解释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首先,民选政府对民众负责,因为民众承受战争的冲击,民主国家自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爱好和平。第二,因为民主国家解决国内问题和冲突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协商和妥协,它们会把这些程序延伸到对外关系上。这两大特征中的第一个有时候被称为"制度约束的作用",即民主机构内天生的权力分离和制衡,公共舆论在让民主变得更加和平方面也具有限制性作用。第二个被称为"规范性影响的作用",意思是国内的民主规范和协商文化可向外延伸,用以指导国际关系。最后,有人指出,因为民主国家往往更富裕,一旦发生战争,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贫穷的国家更大,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理由之一。

  民主和平理论的最坚定支持者持一种双体论的观点(dyadic theory),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相比之下,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观点的人要少一些,他们认为民主国家总体上更加爱好和平。民主和平理论的双体论观点认为,因为民主国家相互开放和信任,解决国际冲突就像解决国内分歧一样,是通过对话、妥协和让步实现的。因为非民主国家本身不透明,其国内的不满要么被压制,要么以武装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因而,这些非民主政权是不能被信任的:正如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一样,非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也会产生外部效应。虽然在原则上,这些解释可以用来支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后者声称不仅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同时民主国家也很少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然而,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的人还是要少些,因为这种观点明显与现实相矛盾。甚至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会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冲突的发起者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国家。

  二、民主和平理论的问题

  从直觉上看,若对比一下当今欧洲大陆与不久前的过去,人们或许确实相信民主和平理论。欧洲的历史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同样血腥,上个世纪的两次欧洲战争把其他国家也卷进来,并使得国内冲突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但自1945年以来,西欧确实拥有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比如,虽然当今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本质或许不是让两者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有助于让这两个宿敌维持牢固的和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但是,即使在欧洲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用来证明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民主国家的存在的历史本身也不长,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国家局限在"成熟的"或"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注意到,"现有的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在冷战时期",这说明该"历史时期在涉及民主国家的关系时或许有特殊性,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一点,即假若没有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的话,最近这些年出现的民主国家中的大部分是否会发生战争"。

  大部分民主国家确实是在冷战时期出现和成熟的,它们都属于两极世界中感受到共产主义竞争者威胁的同一个阵营——西方阵营。这自然让阵营内部的所有冲突都从属于主要威胁,即来自东方集团的军事或意识形态威胁。与此因素有关的是西方阵营中的领袖——美国——的角色。华盛顿是老大哥,它不仅保证西方阵营中小兄弟们的安全,使之免受外来威胁,而且维持阵营内部的秩序(虽然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小兄弟服从华盛顿的领导与东欧成员屈服于莫斯科的权威相比有着更多的自愿色彩)。但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是正确的,他说:"用概念术语的话,民主和平理论的主要失败在于它不承认霸权领袖在创造、保护和扩张民主和平区域中的角色。"在两极世界内的部分地区的确存在着单极霸权下的和平。不仅仅是军事威胁,同时,充满意识形态威胁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存在,也在自由民主国家屈服于保护者的意志方面发挥了作用——该保护者扮演了本地区所谓的"第一世界"利维坦的角色。对内实行民主的美国,在国际上却一直是霸权国家。该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冷战时期成熟民主国家阵营的民主和平实践,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与其领导下的成熟自由民主国家之外的国家打交道时往往侵略成性。即使在今天,启蒙遗产(enlightenment’s legacy)的"冷酷一面"——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且其目标或许不仅仅是自由,还包括主导地位——仍旧充满了马蒂·克斯肯尼耶米(Martti Koskenniemi)所界定的一种倾向,即"使得某种片面的观点看起来具有普世性的霸权斗争"。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他相信美国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来看属于遵从马基雅维利原则和国家理性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内结构和过程更类似于欧洲的后现代国家。若考虑到把美国与加拿大和多数欧洲国家并列为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库珀写道,"美国就更加令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清楚美国政府或者国会是否认为相互依赖性有必要或值得追求,是否愿意接受多数欧洲政府现在实行的开放性、相互监督、相互干涉的相关结论"。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些不同被归结为华盛顿的全球领袖意识,库珀客气地称之为"捍卫文明世界的责任最终落在自己肩上的意识"。更公正、更具批判性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这是相信自己的观念具有普世性的霸权者的认识,坚信只有在遭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支配下的非民主国家时,美国的利益才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库珀自己所说,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在强调人权和自决权的自由世界中,霸权思想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这些话写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还没有像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样强大和好斗,也看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子。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更具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当今世界,霸权就变得更加不被接受。让一个霸权中心来管理一个全球化中的世界,根本是力不从心。今天的欧洲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至少从直觉上判断,虽然欧洲国家的民主本质似乎是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首要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不仅是后现代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体制还是库珀所说的"后现代国家体系"(post-modern state system)。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体系,用库珀的话说,其特征包括: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直接界线的消除;相互干涉彼此的(传统上的)国内事务;正式拒绝使用武力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未来也不大可能发生使用武力的情形;领土边界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建立在透明、开放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安全。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相类似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大体上相同的历史(最为血腥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们也创造了独特的国际体系,在这里,现实主义原则(无政府主义、对相对权力的关心、囚徒困境等)要么根本不适用,要么只扮演第二位的从属性角色。在这里,莱恩所说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不再是与整个国际体系或其他地区性国际体系一样的无政府主义。

  欧洲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它不再是霍布斯体系,而是变成了康德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甚至(在面对其他民主国家时)在此国际体系之外也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而且,欧洲国际体系很难在全球复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行。谁敢肯定如果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它就会与美国建立起类似法国和德国或荷兰和西班牙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而不是民选政府)更倾向于和平方式(通过行贿、朝廷联姻、弱小的一方在眼看失败不可避免时撤退)?解决冲突的原因不止一个。当然,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世界就比民主国家和平得多——当然不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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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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