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中国数字时代: 冯学荣 | 《隐动力》之:日本人受贿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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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 | 《隐动力》之:日本人受贿小史
Oct 30th 2013, 13:04, by Chinese Netizens

"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节骨眼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伟光正的主义,而是赤裸裸的金钱。" -
《隐动
力:中国历史中的金钱游戏》连载作者 冯学荣 自序

 

 

 

 

《隐动力》之:日本人受贿小史


 


 


 

冯学荣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仿照西方,实行法治,经过两三代人的法治实践,其人民养成了相对其他黄种人而言、比较高的廉洁度。


           
可是,世事皆无绝对,在近代日本,也有贪财受贿的人,甚至有收受中国人钱财、为中国人办事、出卖日本利益的日本人。


           
今天我就写写这样的日本人,给大家开开眼界。


           
1930年。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郭汝瑰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为卷面分数太低,郭汝瑰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拒绝录取。


 


          
郭汝瑰毕竟是个中国人,他冥思苦想之下,认为:日本人也是人,只要他是个人,就一定爱钱。于是,郭汝瑰找了该校招生办一个姓"加藤"的主任,给他送去了100日元的贿赂金,并顺势说:"我真的想进陆军士官学校,还请加藤先生多关照。"


 


          
招生办主任加藤,收了郭汝瑰的钱之后,心领神会。果然,不久之后,郭汝瑰就收到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郭汝瑰于是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郭汝瑰也是个诚实的孩子,他把自己向日本人行贿的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各位可参四川人民出版社《郭汝瑰回忆录》第54页。


 


          
在日本境内尚且如此,当年那些在中国混饭吃的日本侨民,就更糟糕了。冯玉祥在其自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1917年,"
护法战争"打到湖南常德,常德人民为了躲避溃兵的抢劫,纷纷挂出了日本的膏药国旗,并纷纷请求日本海军到常德地区来"维护治安"。


 


         
当
时,在常德有一家"鲁东洋行",表面上是家"日资企业",实际上却是常德本地老板雇了一个日本浪人做幌子。


 


        
冯玉祥抓住那日本浪人
审问。日本浪人说:我只是为了生活,出卖"外商"名额,谁他妈出钱,我就给谁当幌子。


 


         
冯玉祥恼羞成怒,说"你们两个都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常德老板罚款,日本浪人则驱逐出境。如此了事。


 


         
这个故事,收录在冯
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343-344页。


 


         
常德老板为什么要出钱收买日本人、假装"外企"呢?因为在当时,人们一看是日本人开的店,一般而言都不太敢去惹事儿。所以有些中国商家宁愿花点钱、请个日本浪人,给自己的店面当个表面上的"主儿",遇事就说"咱是日本商店",别人一般就不敢欺负他了。这个事儿,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许会感觉不舒服,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前面提到了日本教育界人士、日本侨民浪人的受贿故事,那么旧日本军人呢?是否也会受贿?答案是肯定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面,记录了以下一件往事:


 

        
抗战期间
,军统特务孙大成、钱致伦、叶以昌三人,在上海研制炸药时,不慎发生爆炸,三人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其时上海为沦陷区)。

 

       
日本宪兵审来审去
,都审不出个什么东西,但又不敢轻易放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上海有一位社会关系不错的、被军统特务们昵称为"陆干娘"的女人,出钱贿赂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收了钱,很高兴,立即就把这三名军统特务给放了。


         
以上这些小故事,还不够有意思,接下来的这个,才是真正好玩的事情: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党、图谋颠覆日本内阁、干涉日本内政。


         
怎么样?听起来像不像东方夜谭?这是真人真事。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1928年底,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的总裁"床次竹二郎",为了扳倒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到了中国东北,找张学良。干什么?索贿。


         
张学良很爽快地,给了床次竹二郎50万元,双方图谋合伙扳倒田中义一内阁,代价是:床次竹二郎倒阁、组阁之后,必须要实行亲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放弃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殖民利益。


        
这件事,被张学良的部下胡俊记录在《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日本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的经过》一文中。此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01-106页。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胡俊在这篇回忆文章的原文中,是怎样说的:

"…….(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即对我说:明年春天2月,日本即要举行第十七届大选,政友本党因缺乏选举费,前些日子床次竹二郎派了赤塚浓和鹤见某来此,与我方接头,说此次选举,他们只要选出九十名议员即算胜利,并向我们请求支援。张司令长官(张学良)已经支援他们五十万元,并约定床次将来组阁秉政时,应将南满铁路改组成为象中东铁路那样。那时,我们对日外交就好办了……."

"……..第二年年初,即日本第十七届大选的前夕,张学良又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并做了一些援助政友本党的活动。不料这次大选的结果,政友本党与民政党俱未获得预期的胜利,因此政权仍掌握在旧政友会手里,也就是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最后还是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状,田中内阁才告垮台…….."

"……..九一八事变时,赤塚浓和鹤见某二人写给张学良的50万元收据,在张的卧室里保险柜中,被日寇所发现,冈田内阁的陆军大臣、日本军人法西斯头子荒木贞夫,即以此大肆攻击政友本党和床次本人,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的罪名,把赤塚浓和鹤见某两个众议院议员逮捕起来,又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为此事掀起轩然大波…….."


          
以上,就是胡俊作为事件亲历者的记录,他的文字很显浅,不需要我翻译了。


         
而同样关于这一段历史,直接经办此事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则写过一篇名为《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的回忆文章,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58-71页。让我们也来读一下,王家桢是怎么说的:

  "…….1928年年底,床次本人携同秘书曾来东北考察。当时我们盛情地招待过他。他年逾七旬,精神还很焕发,议论风生,颇有政治家风度。这次他的两个心腹赤塚、鹤见来沈阳,当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来东北观光游玩的。我和他们接谈一次后,就知道他们是抱有特殊目的来的。据他们说,日本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第17次大选已决定在1930年2月间举行),无论从人心背向上说,或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是非政友本党莫属了,并举了好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经费特别感到困难……"

  "……..我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将军.得到了他的许可,就和他们两人商量细节。他们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90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日金)。他们希望我们能担负150万元至200万元(他们说要我们负担1/3,折合中国钱为150万至200万元之谱)。我就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的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地另行规定有限制的职权等。他们于是说:那么主要的条件是,日本应允许将南满铁道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公司(中苏在北满合办的铁路公司)那样
……."

  "……..我将这些商谈的结果报告给张学良后,他很兴奋地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200万,就是再多也可以。"我说:"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50万元,等我见了床次以后再说。因为床次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在日本的声望,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当然啦!我们能和日本的一个政党挂上钩,就是它现在拿不到政权,也划算得来。"张学良同意了我这种谨慎的作法,并且决定由我亲手先交给他们50万元,用现款而不用支票,以免发生意外波折…….我将这笔现款交给赤冢、鹤见二人,他们也无法清点,就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了结…….."

   
"…….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张学良的卧室保险柜中发现了这张收据。1934年,日本法西斯蒂军人荒木曾以这张收据来反对冈田内阁,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将赤塚和鹤见两个代议士逮捕起来,并涉及到当时递信省大臣床次竹二郎和政友本党。日本报纸曾公开揭露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床次病故,政友本党亦销声匿迹了…….."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来,王家桢毕竟是亲手付钱的那个人,他的记录,比胡俊的记录,更加详尽、更加有现场感。


        
 我们从王家桢、胡俊这两位历史当事人的笔记中,知道了张学良曾经出钱收买日本政客、图谋颠覆日本内阁政府、干涉日本内政的往事。事实上,有关此事的史料,还远远不止王家桢、胡俊两人的回忆录。此事在日本,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在中国,不太有人提起。因为提起这事儿,也许有"抹黑"张学良这位"伟人"的嫌疑。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鬼子爱中国。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那会儿,他聘用着一个名叫"
有贺长雄"的日籍法律顾问,此君在北洋政府的外籍幕僚当中,工资最高。大家知道日本主动删除其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最毒辣的"第五号"要求,是谁的功劳吗?除了当时英、美两国的政治压力之外,其余就是这个"有贺长雄"的功劳:有贺长雄受袁世凯之托,回日本游说政坛元老、影响了内阁的决策。事后,袁世凯是这样表扬有贺长雄的:


  "……妥交有贺君……执事为中日亲善,惨淡经营,备受劳苦,感佩至深……切盼早日扫尽,实行亲善……"



        
有贺长雄为中国办事的历史,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9月第一版)第六卷里面,有详细的记录。
 
         
张作霖营中也有这样的人,例如在皇姑屯差点儿被炸死的町野武马,就是一个。当然,有贺长雄、町野武马这一类人,受雇于中国军政当局,拿正式的、合法的工资,这也许算不上"受贿"。但是,其精神是一样的:总之,都是为钱干活。古今中外,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愿意给你出力。

 
        
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
 
       
                                 冯学荣  2013年10月30日 写于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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