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语系的阴影
看到最近在《九十年代》和《开放》杂志上刊出的郑义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中国之春》最近刊出的关于文革中的”道县事件”的文章，发觉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至今仍在共产党的观念专政下，深受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政治宣传的误导。我特别欣赏苏炜关于打破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观点。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批评共产党的人，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辞典都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专政的阴影。郑义对广西文革中大屠杀中人食人的惨剧的政治背景作了非常有趣的回避。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广西的大屠杀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和地方新政权支持下杀造反派”四.二二”。而湖南发生的杀死数千人的道县事件也是湖南省当时有周恩来直接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杀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在文章中，却被作者们有意回避。而我们一般听到的故事却与共产党的宣传一致：”文革”是造反派”杀人放火”。
这种故意回避起的效果与欺骗和弥天大谎一样。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我的”囹圄中的精灵”中的一章”复旧和斩草除根”（发表时误印成”复仇和斩草除根”）的几个关键印刷错误说明了这种弥天大谎的深广影响。我在文中用两个道县事件的活证人的故事说明道县的大屠杀是湖南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得势时，为了防止在大城市里得势的造反派（他们中很多是出身不好或与共产党有隙的人）与农村里出身不好的人合流推翻他们的”红色政权”，由保守派组织”红联”动员共产党和骨干分子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家族灭绝性的大屠杀。而在《中国之春》发表时，却误为”造反派在道县杀人”。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政治冲突
当时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支持城里的造反派，与支持”红联”的周恩来有政治冲突，所以林彪以此事发难，攻击周恩来支持的在”二月逆流”中成立的”红联”。林彪的四十七军在湖南夺了”红联”和湖南军区的权后，曾一度支持调查道县事件，而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周恩来势力复旧后，对道县事件的调查又再度受阻。文革后，”红联”的势力成了”反极左路线”的正确路线，所以道县事件的调查更无法深入下去了。
广西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周恩来派与毛泽东对韦国清的态度表面上没有大冲突，特别在一九六九年时，毛、林、周已取得共识，要停止文革中的结社自由状态，把所有非官方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所以广西大屠杀是保守派在整个中共的支持下，以军队为靠山，屠杀造反派。文革后，造反派成了”极左路线”，自然没有人为被杀害的人说话。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都不再承认自己是造反派。例如有名的造反派何维凌，陈一咨，文革中都是利用中央文革反迫害的口号，与保守派唱对台戏的人物，文革后，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反极左路线的人物了。他们这样改变立场有其理由，但是，他们没有必要为文革中利用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造反而自惭。他们那时的造反行为实在是保守派政治迫害逼出来的。
有名的研究文革的学者陈佩华曾撰文分析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会如此一致地认同官方对文革的歪曲宣传，昧着良心指鹿为马。陈佩华特别反对巴金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她争辩道，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操纵和误导，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合法化。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
她指出摆脱官方对”十年文革”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开始独立思考的一个条件。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而大致可分为至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通过共产党组织整肃政治的阶段，这大致从”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这个阶段中，非官方的群众结社都是非法或反革命，所有的批判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的。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发觉他发动的运动又象是一九六四的几次运动一样，完全被保守的政府系统控制。所以他在寻找新的政治牌。最后他发现中学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的结社”红卫兵”。这种自发结社马上被官方打成非法组织和反革命。毛泽东于是选择了”结社自由”牌，公然戴上”反革命组织”的袖章支持”非法组织”。
”十六条”中关于学生可以自行结社和保护少数等条款对毛泽东的新战略已有明确说明。但我当时虽也是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却根本不相信”十六条”的诚意。我觉得大概又是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套。但我当时不懂毛泽东与刘邓矛盾的确使毛泽东下了挺而走险，开放结社自由的决心。
刘邓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持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卫兵，于是马上又接过这张牌，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企图煽动这种正统观念，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郑义回忆的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正是在这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刘邓及周恩来的国务院都直接支持鼓励老红卫兵打杀黑五类的行为。周恩来的爱将周荣鑫，后来还直接给杀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财政支持。
各地的党组织纷纷效法，把党团员组织成”自发的群众组织”，他们自称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喊”只许左派革命，不许右派造反”。而那些对当局不满的学生组织被他们称为造反派，当时这是个贬义词。毛泽东发觉结社自由牌子被刘邓接过去，于是转而支持造反派，要陈伯达等人调查红卫兵杀人的行为。毛泽东利用市民、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不满，提出反迫害，支持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批判血统论等口号，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出现了。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有多次反复，特别是林彪对镇压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有过几次大摇摆，周恩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是在不断摇摆，见风使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传到长沙，官方将其解释成红色恐怖，有意将毛泽东打结社自由牌的策略按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利的方式解释。所以我当时虽然有顶反革命帽子却不敢乱说乱动。学校里的高干子弟组织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我因为父母已被省委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属于黑七类，没有资格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成立，就把北京那一套，打骂出身不好的同学，鼓吹血统论，抄家等照搬过来。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战斗队，支持反对省委的大学生造反派。我还不敢参加。但直到串联学生传来消息，毛主席真的支持造反派，我才动了心。这个消息是由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证实。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在长沙市委示威，喊打倒”三相信”和罢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市委马上调动几十万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把”右派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而几天后的人民日报公然指责市委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支持造反的学生和工人。
不能把帐算在造反派身上
在这同时，红色恐怖波及长沙，而红色恐怖的行刑队主要就是红色政权保卫军。
所以把红色恐怖的帐算在造反派身上的确是颠倒黑白。正如陈佩华所说，陈云在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一个批示中说，对老红卫兵中干部子女在红色恐怖中杀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所以共产党批判所谓文革中的打砸抢也是个骗人的口号，对打砸抢最厉害的高干子弟，他们要重用，他们真正要清查迫害的人是对共产党不满，在文革中造了他们反的市民。
以中共的历史而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一脉相承的。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有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行为一是分散和无组织的，二是不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三是根本没有共产党的系统暴力那么惨无人道。而现在在官方的宣传中，文革的暴力全成了造反派的罪行，而保守派个个升官，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中以反迫害为名，批判血统论，和下令禁止联动(高干子女红卫兵)杀人暴行的还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他们眼看刘、邓、周接过结社自由牌，为了打击他们的政敌，由陈伯达出面发难，批血统论，解散联动的劳改营。无庸讳言，我们这些”狗崽子”，那时的确高兴，而且都打着支持中央文革的招牌揭露联动令人发指的暴行。
北京当时的”狗崽子”遇罗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着支持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口号，利用江青关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那个讲话与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四三派”据理力争。而那篇代表这种造反派”新思潮”的有名的”四三派宣言”，也成了我的”中国向何处去”批判特权阶层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庸讳言，在那个阶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确是相互利用。
中国政治的几个关键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为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之间。
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制度有几个关键变化。一个是”十六条”正式规定学生可以自发结社。而这种非官方结社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反革命。有人说”红卫兵，造反派的意识形态都是共产党的附属品，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结社。”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如果结社是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共产党，这种非官方结社受的迫害越厉害。因为这种结社被认为更危险，是所谓”托洛斯基”分子。我在坐牢时碰到过很多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政治犯，他们的下场比反共的反革命要惨得多。所以，不管文革中的红卫兵相信什么意识形态，三人为伍就可以成立”战斗队”，这本身是个很大的制度变化。
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左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布文件，正式允许工人和农民自组政治组织。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下令停止军队以外的共产党组织生活。所以到一九六六年底，政治结社是有相当的自由了。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来再三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向政党一样出现了，如不及时镇压，共产党江山会危险，他还特别用”风起于清萍之末”来警告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发动了一个全国性镇反运动。所有全国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省的造反派政党型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很多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那次镇反比共产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镇反规模都大。而文革中真正的大动乱应由这次镇压而始。一个大规模镇压自发结社的政权，怎么可能用合法和和平的方式提供秩序？那次镇压与”六四”一样，受到市民激烈反抗，很多地方军队开了枪，有记载的就有成百上千人被军队杀害。这还不包括中央文革没有透露的数字。中央文革后来在与周恩来夺权，把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杀人的事实公布出来。
文革之后，二月逆流成了正确路线，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附和中共的宣传，声称二月逆流中反对政治迫害的造反派是极左派，带着军队抓人的保守派是正确路线。这种”文革反思”有什么独立思考，有什么声张正义的良心。
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中，官方与学生的冲突还是集中在结社自由的这一点上。官方不承”学自联”，”工自联”。至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被分成参加反动组织的和没参加组织的。据说内部文件划了一条线，对参加反动组织的一定不能宽恕。在结社自由这一点上，文革中造反派和官方的冲突与今天在朝在野派的冲突是一样。
文革中的造反派象任何革命中的政派一样，经历了无数次分化。以我的家乡长沙而言，一九六六年”八一九”事件把市民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当时的保守派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共产党，共青团。但造反派只有学生有正式组织，工人因为还不能结社，所以支持造反派的工人都是散兵游勇，与学生联系。这些散兵游勇一个个都被单位打成反革命，不少人被批斗，被关押。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文革下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和允许工人自组政治组织的文件后，正式工人组织出现了。这种组织马上发展成跨行业的政党型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这类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
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眼看压不住，又对周恩来，刘邓派的放肆不满，于是突然支持造反派平反。平反前，市民群情激愤，平反消息一来，市民兴高采烈。二月逆流中，就长沙而言，过去在”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大学生转向支持当局的镇压行动，因此造反派分为高司派和湘江风雷派。前者支持军区，后者被军区打成反革命。
湘江风雷派八月份平反后，周恩来搞了一个筹备小组名单，这个名单上有名字的造反派转而支持政府，叫工联派，这个名单上无名字的组织了一个在野联合组织，叫省无联。因此湘江风雷派又进一步分化为工联派和省无联。象法国大革命一样，自由结社和革命一旦发生，它就会朝激进的方向不断分化，直到一个军事强人用暴力恢复秩序为止。从这点而言，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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